?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我没有上班，没有去单位同任何人告别。那一个星期是我精神上垂死挣扎的7天，那个恐怖的过程想起来都让人心悸。就像一曲戏剧，分序幕、开场、**和结局。我的挣扎一开始就充满着绝望和恐惧，脑子里不断翻腾着一个问题：上帝为什么会首先选中了我？
我躺在床上，两只手不时地高高举起，试图抓住什么，哪怕是一根稻草，不一会儿又不得不情愿的放下，因为我马上意识到那是徒劳的。
我决定发泄，发泄我心里死亡将至的绝望和恐惧。我他妈的再也不想高尚了，其实我平时的那种所谓“高尚”都是装出来的，比如我给茗玲高尚地让出了我的丈夫，又比如不明不白地就让林行离开了我……
这次我选择发泄的对象是我的前夫，电话很快拨通了，接电话的竟是茗玲那小贱人，声音还是那么娇滴滴的，“谁呀？”娇得让我嫉妒，心火不禁腾空而起。
“找我前夫！”我的声音又粗又硬，很不好听，我担心她会立即搁下电话，不理我。
茗玲有些惊慌失措，“他不在……”听得出，娇滴滴的声音已被我一扫而光。
我说那你告诉他，他的前妻，就是晴晴她妈得了癌症了，快死了。说完，我就“砰”地一声挂掉了电话。
我坐在沙发上想象茗玲一定握着话筒发愣，一种快感在我的身体里荡漾。但没过几分钟，那种快感便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我又拿起话筒，就像战士握着武器一样，拨林行的手机，林行竟然关机！我立即摔了电话，然后，把电话机旁边那摞半尺高的报纸杂志什么的，一下子推到地上，再然后就是摔摔打打，以发泄胸中的闷气，把茶几上那只工艺烟灰缸也死命地摔到地板上，成心碰掉了一只放在窗台上的玻璃花瓶，我看着它从窗台上掉下来的时候，我的心也同它一起坠落。我记起那是在我过37岁生日的时候，晴晴特意为我在中山工艺美术商店买的，还用一张紫红色的闪光的礼品纸包好，扎了一朵藕荷色的花。
在那只玻璃花瓶落在地上粉碎的一刹那，我的心也随即一阵颤抖，它的生命要比我脆弱得多；如果它有生命的话。它对于毁灭却是那样的默然，充满宿命的感觉。
“小青，小青啊！”突然，我听到小婶在门外大声地喊我的名字，并用力敲我的门，让我开门。我犹豫了一会儿，最后，还是把门打开了。
我一眼就看见小婶的脸上化了淡妆，还穿了一件我从未见过的白色高领羊绒衫，愈发显得健康有魅力。这让我醋意大发，对于她的健康和越来越精致的生活，在我当时眼里，也好象是小婶有意的愚弄。
我转回身朝里走的时候，成心踢了一脚地上的玻璃茬儿，有几块碎玻璃被踢到了床底下。
小婶站在门口，她说她全都知道了，吴文民告诉她的。
我怒火万丈，我说：那你是来嘲笑我的，看我的热闹的？
小婶坐在沙发上，仰头不解地看着我，几秒钟之后，用一种比我的声音高出好几倍的音调冲我喊到：“我嘲笑你什么？看你什么热闹？不就是得了癌吗，得癌的人多了，已经死了、快死了的多了，你以为你跟别人有什么不同啊，没什么不同，普通人一个！”
我躺在床上，眼泪顺着眼角涮涮地流了下来。我心里明白小婶的良苦用心，她是想用另一种方法来激起我活下去的勇气，不至于像一条癞皮狗似的被死神从活人堆里拖出来，要像洪常青似的，做出一副英勇慷慨就义的样子。
我感觉到小婶就站在我的旁边，她温柔的喘息传递着一种深切的关爱，是那种亲人之间的不打折扣的关爱。我将一张泪脸转向小婶，我看到小婶竟也是泪流满面，我不禁一头投进了小婶的怀里，并和她紧紧地抱在了一起。
小婶像抱着一个不懂事的孩子似的，一边拍着我的肩膀，一边安慰我，用一种软得不能再软的声音指责我不应该放弃治疗，并说占大夫已经找过吴文民了，以一个医生对病人负责的态度委托吴文民，告诉我拒绝治疗就是对生命的极端蔑视，尤其是作为一个从事人文科学的人来讲，更要尊重生命。
我从小婶的怀抱里挣脱出来，泪眼朦胧地望着她那张精致的脸，声音干涩、吃力地问：“为什么是我？……”
现在想起来，我那一声发自内心深处、绝望、悲戚、声嘶力竭地问话，简直就是代表广大面临死亡的人民群众，向操纵着命运的那个无形者的一声不屈的怒吼。
折腾了一个晚上，我感到异常疲劳，不知在什么时候迷迷糊糊地睡着了，也不知小婶是什么时候走的。睡到半夜，电话铃突然响了起来，我立即拉亮了灯，翻身从床头柜上拿起话筒，顺便看了一下表，凌晨一点钟。有谁这么恶毒，忍心打扰一个癌症患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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