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到12月下旬，形势略有松动，碱菜子不见了，粮食定量增加到24斤，饭菜里有了洋芋、胡萝卜，而且常有牛羊肉。这是怎么回事?后来才得知，四工农场领导早在10月就接到搬迁至新疆的通知决定，迁场的大前提已定，牛羊不能在迁场中赶往新疆，只能就地屠宰供全农场人员吃掉。同时**中央西北局兰州会议精神已下达。此时，场部的食堂同‘职工‘灶合并已久，我们便和场部的干部、工人吃上了同一个标准的伙食，而且价格也便宜。一月增加了9斤粮，副食大有提高，死亡在有些站立即停止。杜博智后来说：‘定量一增加，灵得很，一站再没死人。‘事实确实如此。
大约在12月20日后，甘肃日报社派来何玺、梁子润两同志，特意来看望报社送来的几个右派分子。他们先到场部了解了一些基本情况后，到一站和杜博智见了见面，得知赵秉仁已饿死，然后到场部找的我，说是从安西过去后，还要去看景超。和我谈话的是何玺，他显得有些神秘，以个别谈话的方式和我交谈，我记得是在办公室外一墩芨芨草的旁边，说是表示关心，其实完全是官样文章。我自知不能说四工农场的什么，说了也啥事不顶，他屁股一拍走了，我还得继续在这里受苦受难。至今印象深刻的是，午饭时，他和我一起在食堂排队打饭，就在打饭的食堂里吃的饭。这天的菜里有些羊杂碎，我吃得一干二净，他却说羊杂碎煮得不烂，他胃不好不敢吃，把有些羊杂碎剩在了碗底。他是外地来的客人，食具都是用食堂的，用完要归还食堂。我替他向打饭的窗口还碗时，看到他碗底里剩下的羊杂碎，真想放进自己的嘴里，碍于面子，终于没好意思。他虽从兰州来，可能还是没太饿着，所以才顾虑胃不消化。在那饥饿的年月，许多有胃病的人都不治而愈，他的胃病不知怎的却没有好。
他们走后没几天，我就接到父亲的来信，信上说：景超的处境很困难，很危险，兰州家中，老的老，小的小，都无法去高台看望，希望我向农场领导请假，就近去高台看望，帮助他从困境中得到解救。
我一直没想过去高台看望景超，以我的处境，我认为没有这种可能，农场领导不会准假让我去高台。在上个月，我自己也饿得几乎要倒下，我去看望他又能对他有什么帮助?现在，形势略有好转，报社还派专人来看望我们，尽管也是官样文章式地看了看我们，总算是看过了。父亲让我去高台看望景超，一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兰州家中确实也无人能担当此重任。父亲有此要求，我当然更应该借此契机，先向农场领导请假。我拿着父亲的信，在当天下午就找到刘生贵书记，要求准假让我去高台看望我的亲人。父亲的这封信写得很详细，把家中无人可以去高台的情形都介绍得很具体，一目了然。他写这封信大概就考虑到了要拿去给农场领导看。刘生贵看了信，当即表示可以准假让我去高台。我激动不已，回到宿舍就把已获准假，准备去高台看望景超的家信写好，并在第二天寄走。
元旦前，场里又宣布：粮食定量提高到30斤。从此，我们的伙食又有了大改善，差不多每天都能吃上牛羊肉。
此时，**中央西北局兰州会议于12月已开过，此次会议主题是纠正这几年左倾蛮干的歪风，抢救人命。西北五省(区)饿死人的省份，以甘肃最为突出。37年后的1998年1月7日《甘肃经济日报》一版发表由副省长（厶贝）小苏署名写的题为《正确认识甘肃粮食发展问题》的长篇文章，公开披露了在60年代初的困难时期‘甘肃因缺粮饿死上百万人‘的事实，‘时时警醒后人‘。当时，甘肃全省总人口一千二三百万。**中央西北局兰州会议作出‘抢救人命‘的决策，因而甘肃日报社才派人来农场看望我们。农场的形势逐渐出现转机，刘生贵对我要求请假去看望景超立即批准，都是遵照**中央西北局兰州会议关于‘抢救人命‘的精神，才出现的新变化。
去看望景超，我得在经济上有所准备；为了挽救他的生命，总得花钱。我每月的开销都是量入为出，没有节余。为了带上一笔钱，我想只能张口向杜博智借。他降级后的收入也是58.24元，但他是单身汉，开销少，当了炊事员后肚子吃饱了，更无其他花费。再加我们来农场后一贯友好，只要我张口，相信他一定会借的。这样，一天晚饭后，我就到一站去找杜博智借钱。我是在伙房找到杜博智的。他还正忙着呢，看见我到来，非常高兴，立即先招待我吃饭。此时，我的胃口像是个无底洞，虽刚刚吃过晚饭，吃的**仍然很强烈。他不断地劝我吃，我就不断地吃。吃饭中间，我说及准备去高台看望景超，想向他借100元。他立即回宿舍拿来100元，还送我5斤粮票。他说粮票是他家里寄来的，他当了炊事员已不需要，就送给我作为渡难关的补贴。当时粮票仍是紧缺之物，他一次送我5斤，我很感谢，说：‘你真大方。‘冬日天短，这时，天已黑尽。杜博智送我回场部。一路上，我们一直说着话。我忧心忡忡，深怕此次去凶多吉少。我们所在的四工农场死人不少，那边各方面的条件都比这里差多了，他能够等到我去吗?我絮絮地说着，心情仍十分沉重。杜博智说些宽慰我的话，敦促我快到景超那里去，尽到作妻子的责任。
去高台明水要坐火车，从四工农场去火车站，最方便的就是柳园车站，有四五十公里的路途，因汽车队的卡车常去柳园。
元旦过后，一连下了几天的大雪，到处一片白茫茫。
我焦灼万分地等待汽车队有车去红柳园，真是等得心都快从胸腔里跳出来了。早晨，起床时敲钢轨的‘当当‘声乍一响，我便会惊得吓一大跳，心狂跳不止，莫名地觉得新的一天不知又会带来怎样的灾难或更大的不幸。悲伤，忧虑，焦急，迷惘。万般无奈中的等待，等待中的惊恐不安，使我几近麻木的心理平衡急剧倾斜，精神濒于崩溃……
我切望赶快成行，奔赴高台，去救助我可怜孤单的，也许已是奄奄一息的亲人。此时此刻，饥饿的他日思夜盼，唯一可指望来救他的，不就是做妻子的我吗?我已请准了假，我就要去了，就要去了!我无法想象如今的他因为饥饿已被折磨成了什么模样，我更不敢设想他会是‘医院‘里那些形销骨立、瘦骨嶙峋的病号的样儿。但我认定，我只要出现在他面前，哪怕他骨瘦如柴，昏厥在地，只要他一息尚存，还未跨出那最后的一步。我一定要把他救转过来，一定会把他救过来。他会躺在我的怀抱里微笑着睁开他无力睁开的眼睛，久久地望着我，望着曾让他撕心裂肺般地苦苦思念着的妻子，望着他以为已经再也见不到了的最亲爱的人……他会得救，我们都会得救。我们苦苦地等着这一天，已经直直等了3年，这一天眼看就要出现。可我，可我还在忧心如焚地继续等待……但是，身边众多的死难者傍着那黑暗的大门仿佛在低声告诉我：不容乐观，不容乐观，你亲人那儿是地狱!
我真不愿意他们絮叨。
准假以来，我每天都从打来的饭菜里挑出牛羊肉，放进一个装过奶粉的大玻璃瓶里，准备带到高台给我的亲人吃。我抵制了牛羊肉对我的诱惑，天天如此。只要饭菜中有肉，便顿顿如此。因为我知道，在如此严酷的大饥馑的日子里，外面一定很难买到肉，传说这里的一个难友用24块钱才设法买到一茶缸的羊肉，结果仍未能保住垂危的生命。我眼巴巴地、吞咽着口水从自己的饭盆里省下肉要带给他，只是因为他比我更需要。况且，我只身去了高台，又哪有钱，哪有办法去为他弄到肉呢?玻璃瓶里的牛羊肉已攒了多半瓶，这很可观，是唯一让我感到欣慰的事。我的一片心，为救助我的亲人正在奉献的心，远在高台的他会感知吗?会的，他一定会。亲人的感应，又有什么力量能阻挡得住呢?
焦灼的等待，分分秒秒都难熬的等待!
1961年元月上旬的一天上午，总算有了外出的汽车，通知我时已临近开车，3个女伴匆匆忙忙地送我上车。我先爬上了车顶，她们把我随身带的衣物--里面裹着五六斤从食堂打来的饼子打成了小行李卷，给我递到了车顶上，我还提了个小帆布包，里面装了些洗漱用具，还有一两斤花卷。这些饼子、花卷，都是用当月发的粮票从食堂打来的，油嘴滑舌的‘职工‘炊事员再不给多打。石天爱在匆忙中说：‘我应该偷些面粉给你爱人带上。‘可惜早没想起，只成了遗憾。比起石天爱来，我参加工作早，当年曾如饥似渴地学习革命理论，对于中国**教导的一切奉若神明，在我们身陷绝境之后改变起来依然很难。从机磨坊设法搞点面粉去救自己的亲人，这也不是绝对办不到的啊，而我竟从未动过这样的念头!石天爱虽然想得迟了一点，她毕竟具有此种救助难友的英豪气概，她认定在这种特殊的时刻，救人比什么都要紧。小徐嘱咐我：‘来信啊!‘她内心里对我去高台是悲观的，只是没有说出来。王桂芳暗自为她远在新疆的丈夫祝祷，为我送别的不祥的阴影，骚扰着她原本已经宁静了的心。
农场离柳园车站四五十公里。我坐在车顶上，耳边一直响着呼啸而过的寒风，眼前闪过的是茫无尽头的雪原。起伏的荒野、蜿蜒的远山，为雪花作弄，变成了迎面奔涌而来的白色的汪洋波涛，又从汽车的两旁奔流而去。轰鸣前进的解放牌大卡车像是一叶颠簸着的小船。我为汽车队工作了近一年，受到的仍是贱民的对待，空落落的车顶上就坐着我一人，司机的驾驶室里坐着的是食堂炊事员年轻活泼的妻子和另一个我不认识的人。当然，在那个年代，司机也巴结炊事员。好在我有皮大衣包裹，围着厚厚的围巾，心事重重地想自己的事儿，心潮胜似眼前的白色浪涛，不知不觉间也就到了柳园车站，顺利地买到车票上了火车。
我的脸上没有刻‘右派‘二字--这要感谢我们这个年代毕竟没有把古时候在罪犯头脸上刻字作为标志的陋习保留下来。所以，尽管车厢里十分拥挤，旅客们仍用平等的态度接纳了我。一个干部模样的中年人还帮助我把行李卷举起放到行李架上，我有了一个和别的旅客们同样的座位。四工农场的干部们从来没有人这样帮过我。我很感谢那个干部模样的中年人，对全车厢的人突然感到都十分亲切，内心却又涌起无限的酸楚……我过去下乡采访时在旅途上十分熟悉的一切，此时却成为陌生的了。这列从乌鲁木齐开出的火车上，挤满了回老家过春节的内地人，河南、河北、山东、安徽、天津、上海等各种口音的人都有，他们热烈地谈论着同我丝毫无关只为他们自己感兴趣的事。他们带的各种吃食似乎十分丰富，有些人随便地剥食着煮熟的鸡蛋，吃了一个又一个。安西3年，我们几乎没吃过鸡蛋，鸡蛋是什么味儿都要忘记了。唉，令人羡慕的吃饱肚子的新疆的来人啊!我呆呆地坐着，沉默无语，一直保持冷漠的态度，使别人无法和我搭话。我，一个为救援自己的亲人从农场请假外出的女右派，能和别人说什么呢?环境有了改变，我还得三缄其口，我不能忘记自己的身份。我悲伤地不断想到，外面的世界和四工农场是多么不同，我们被人的世界所抛弃，是多么不幸啊!回想3年前我们一行从兰州乘火车西去，在酒泉同景超分别后，杜博智还曾用他特具的陕西腔高声谈论，说3年后我们也许会乘同一趟车到兰州出席省上的劳动模范会议，兴高采烈。谁承想3年未到，我们在劳动上吃了大苦从未落后，却只落得像刑满释放人员一样的对待，甚且还不如，在严酷的大饥馑中庆幸自己总算死里逃生。和我们同一趟车到达农场的赵秉仁，上月已饿死在四工农场，匆匆告别了人世……现在我在茫茫雪原上匆匆赶路，也正是为了去救助我那生命危在旦夕的亲人。
明水到了，停车只1分钟。我匆忙背着行李卷从车上往下跳。这是个没有站台的小站，火车离地面的距离不是我轻易能跳下来的，我只怕摔倒在地，好在壮着胆子跳了下来竟也站住了。急忙走了几步，回头把前后左右都看了看，一片白茫茫中，下车的只有孤零零的我一人。火车长吼一声，在隆隆声中又前进了。道班工人也只一人，已转身走进铁道旁唯一的一间小屋里去了。
天已傍黑，寒风刺骨。在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眼前只是望不到尽头的茫茫雪原，白茫茫的一片。我的亲人，你如今在哪里?我该怎样去找你啊?此刻，唯一可以询问的只有道班工人了。道班工人分明也看到了下车的我，当我探身进屋问路时，从我的衣着，背着行李卷的寒酸狼狈相，他至少也认为我是那些劳教的右派分子的家属。他走出小屋，很不情愿似的冷冷地用手指了指屋后，那是一条被许多脚印踩出的孤零零的向西北延伸出去的小路，说顺着那条小路一直向前走去，就到了景超所在的大队。我问：‘还有多远?‘回答：‘**里路。‘我毫不犹豫，立即拔脚就走。
我踏着三四寸的厚雪奋力前行，除了脚下吱吱作响的声音伴我前进，茫茫雪原，万籁俱寂。天幕低垂，很快由灰变黑，天上连星星也没有。苍茫无际的雪原上，只有我孤独的黑影在孤零零蜿蜒曲折的小路上踽踽而行，不断向前移动。像那茫茫雪原，思维几乎也成为一片空白，只有一个坚定的声音反复出现在耳边：‘快走，快走，一定要赶到那儿，一定要见到我的亲人!‘雪原模糊不清了，横亘在眼前的是黑黢黢的一片，只有踩在脚下的小路依然清晰可辨，间或发出白色的闪光。孤零零的小路引导着孤零零的我不断前行，走了一程又一程。
我不觉得背着的行李的沉重，手里提着的帆布包也觉不出它的分量。心里万分焦灼，只嫌脚步从积雪里拔起来不够轻快，走得太慢太慢。才到十工农场时，我就听冯士伟说过狼群在戈壁滩上追赶他和牛车的事，此时我也顾不得想及这些，不知道什么叫恐惧。我只求上苍保佑，让我快快赶到景超那里，他苦苦地等我，那痛苦难以为我所想象，他已难以承受，也许他已等不及了呢……
走了许久许久，按照常情会慢下来的脚步，却一阵紧似一阵。
走着走着，路上出现了几棵大树，树下脚印零乱，原来黑暗中清晰可辨的小路一下子看不清了，仿佛还有别的岔道，通往队上的小路究竟是哪一条?我急出了一身冷汗。在这黑夜的茫茫雪原上，去问谁呢?踯躅良久，我只得弯下腰来，放下行李卷和手中的提包，焦灼地对杂乱的脚印仔细地反复辨认，看了好一阵才总算看清，然后又毅然前行。
走啊，走啊，忽然，前方传来了脚步声，迎面出现了一个黑影。我毫不惧怕，惊喜地迎上前去，向他打听。他吃惊在黑夜雪原的小路上竟会遇见一个女人，一个远道而来的女人，但也不多话，只是指给我看，前面闪着昏黄的灯光的所在便是，说完转身就匆匆走了。他行色匆忙，也是来看望亲人的吗?已经看望过亲人，见到亲人了吗?队上的干部没必要这么着忙地赶黑路……我一下子就想到这许多，由不得地由己及彼地推测来人的行踪目的。不过，还真得感谢他。如果不是他的指点，我只顾低头匆匆赶路竟没注意看到那昏黄幽微的灯光。到了，到了，灯光就在前面不远处。
我一脚踏进有灯光的队上时，煤油灯亮处，两三个干部模样的人都吃惊了。他们没有料到一个单身女人冬夜会在这个时刻从车站走**里路闯进队上。当然，他们不用问也就知道了我的来意。这些天来，跌跌撞撞地闯进队上来看亲人的一定不少，他们已应付自如。其中的一人听我说了景超的名字略有表示，另一人就拿起一个像是名册样的本子一页页地翻看，也并不说话。我心中一喜，他们大概不清楚景超在哪个分队，住哪儿，想从花名册上查出来。我坐在长凳上正想知道个究竟，听到的竟是晴空里的一声霹雳：
‘王景超死了，12月13日死的。‘
‘死了!‘这猛烈地轰击在心头的重击，立时使我觉得天昏地转。我嘴里喃喃着：‘他死了，他死了!‘半天竟哭不出来。
啊，我的亲人，你到底也没能等住，没能等住我们见面的这一天!你不是没有等，你能支撑到那一天，等得不容易，等得苦。你苦苦支撑，苦苦等待，以全部的生命力等着我，用最后微弱的一息等着我，可我没能及早赶到你身旁，你终于没有看到我，你等得好苦啊!这个可恨的世界可以失去你，我不能没有你，我们的孩子不能没有你。你撒手而去，把没有涯际的苦难留给了我，留给了你的‘小娇娇‘。你竟忍心离去……你就这样不管不顾地走了吗?3年前我们临离开兰州前，你曾用《战争与和平》中彼埃尔的话激励自己：‘活着就是幸福。‘你万分眷恋曾给了我们无边磨难、太多痛苦的世界，是因为你对未来仍有着憧憬。可是，严酷的饥饿不许你活，这个世界未能留住你，未能留住对你、对我们来说唯一可称之为幸福的是你活着的生命。
啊，我来了。我从茫茫雪原中走来，从漆黑的夜幕下走来，从漫长死寂孤零零的小路上走来，从苦难重重的另一处走来。我疾步如飞地走向你。我的亲人，你如今在哪里?啊，亲人，我哭你喊你寻觅你，你可听到我肝肠寸断的呼唤?你究竟在哪里?你失去的，我尚拥有，可它的价值和意义又在哪里?你还在等我吗?我的亲人!
啊，我的亲人，可怜的冤魂!你一腔热血透彻揭露的弊端，你痛心疾首不能释然的忧患，在你受难时迅速扩展，无遮拦地汹涌起巨涛狂澜。不然，大饥馑何以能在全国蔓延扩展!我的亲人，你又怎会遽尔离去，被逼进另一个世界?啊，不屈的英灵!你已默默离去，但是，我知道，炼狱里的烈火喷发翻滚，也烧不尽你的冤屈和愤恨，烧不干你痛彻肝肠的血和泪!你不会安息，你永难瞑目!
孤儿寡妇们的悲哭声，在队上一定响起过多次，干部们听得多了，也听烦了。他们无动于衷，一声不吭。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对我说一句劝慰的话，也没有一个人对我的亲人的故世做任何说明性的介绍。我的亲人只不过是死了，饿死了，仅此而已。我坐在一个条凳上哭。他们沉默了一阵之后，继续做他们的事，说他们的话，也听我哭。痛哭的我仿佛同他们毫无干系。我也未向他们做任何发问，我敢向他们问明一切，让他们说个清楚吗?我不敢。此时，队上干部同我这个右派分子之间，只有在景超及众多难友们的死因问题上的心照不宣而又讳莫如深，才是一致的。当然，他们的讳莫如深，还有他们自身的原因。一个个活泼年轻的生命被逼死的全过程，他们全部清清楚楚，他们是参与者。良知，负罪感，不能说在他们所有人的心灵深处就没有出现过。而残暴成性，作恶多端的人心底正涌出阵阵恐惧，毕竟，人命关天。他们害怕遭到惩处。
队上不是我可以待下去，一直哭下去的地方。不知过了多久，他们找来了人，说了些什么，让来人带我去睡觉。我走出有灯光的办公室，在黑暗中走了一阵，被带进了一个挂着草帘的所在，确切地说，这是一个长形的地窝子。在昏暗的墨水瓶制作的小煤油灯灯光的摇曳下，我看到睡觉的长长的土台子上--不是炕，更不是床，应该说是略高于地面，用铁锨挖就，只能叫做土台子的所在，堆放着许多被窝。领我进来的人是个年轻小伙子，他抱过两床被子放在土台的尽里头，用普通话客客气气地说：‘你就随便铺随便盖吧，如果不够就再拿一床。‘我立即就明白了。这些被窝已没有了主人，它们的主人已悲惨地死去。在四工农场，我的难友们睡的地铺上都铺着厚厚的麦草。这里的土台子上没有一根麦草，说明他们连农场自产的麦草也没有带来，未能铺上。在零下几十摄氏度的严寒里，他们肚中饥饿，又是在经受着怎样的酷寒啊!一个多月前，我在四工农场场部看见过一柄失落在路上尘埃里的塑料牙刷，当时判断一定是哪位难友的遗物，痛苦地想到我给景超也买过一柄同样的牙刷，不由得去推测我的亲人是否仍在用它刷牙，还是……路上尘埃里的一柄塑料牙刷，曾撕扯着我滴血的心，令我痛煞。如今，景超的塑料牙刷已不知失落在哪里，他生命的失落，也只是在我找上门来，才在花名册上翻来寻去……这里堆放着的一堆堆被窝，都各自有着多少生离死别、惨绝人寰的故事啊!在这凄苦漫长的冬夜里，死难者们会向我尽情倾诉，诉说他们已无法沉默地咽下的深深的怨恨，诉说那无情地吞噬了他们活泼泼的生命的残忍罪愆……
地窝子里又进来了个小伙子。他俩用拣来的几根木柴，在土台中段几块土坯支起的炉灶上生了个小火，显然是准备做些吃食。他们神情自若，并没有因为我这个新寡的女人的出现而有所表示，没有人说一个字的宽心或安慰的话。我就是我，他俩是他俩，同在一个地窝子里，竟像路人似的，才刚进来的小伙子也不和我打招呼。那些成堆的死难者的被窝，以及与之相关的死难者们的事，在他们仿佛都无所谓，好像这一切与他们也都毫无关系，或干脆未曾发生似的。我呆呆地坐在长土台的另一头，愣愣怔怔的，陷入了一种新的麻木和迷惘。我在四工农场的‘医院‘曾目睹了死亡，听到过不少难友的死讯，从心灵到感情受到的巨大冲击，曾极大地改变了我自己。眼前，我是在这死人更多的地方，在堆放着许多死难者被窝的地窝子里--在四工农场我还未曾见到过如此的景象。俩小伙子--显然，他俩都是劳教的小右派，仍然很正常地做吃的，正常地安顿我睡觉，正常地说着他们自己的话，他俩同办公室那几个干部也没啥不同，这里的情景同那里何其相似乃尔，一切似乎都十分正常，这使我连眼泪都流不出来了。原来，这个世道就是叫人们去饿死的，我的亲人死了，许许多多的人都已饿死了，一切的一切，依然还都在原来的轨道上继续运行。俩小右派的冷漠不在乎，更冰冷了我悲伤的心。四工农场的囚犯待遇，精神磨难，潜意识里已凝固了的比别人低一等的贱民意识，使我对失去亲人的悲苦也觉得只能在心底悄悄消融……
我愣愣怔怔地呆坐着，一路上茫茫无际的雪原又不断浮现在眼前，心头飘起了一支熟悉的歌：
草原大无边，
路途遥又远，
有个马车夫，
将死在路边。
车夫挣扎起，
转告同路人，
请你埋葬我，
不必记仇恨。
请把我的马，
交给我爸爸，
再向我妈妈，
安慰几句话。
转告我爱人，
不能再相见，
……
爱情我带走，
请她莫伤怀，
找个知心人，
结婚永相爱。
我在农场几十次、上百次唱过的歌，谁料想述说的竟是我自己的故事。是的，他带走了一切，带走了我们俩的一切……‘来吃点吧，你大概没吃晚饭。‘俩小伙子用搪瓷饭盆做好了饭，竟邀我一起吃。我已大半天没吃一点东西了。办公室的干部根本没问及我是否吃过晚饭，他们没有能力，也不屑于为我准备一顿晚饭。饭盆里冒着热气的是用米粉熬就的糊糊，一个小伙子的姑母从武汉寄来的米粉。在这种时刻尚能从外地寄来米粉，这宝贵的外援看来几年不曾间断，他们年轻可爱的生命因而才得以保住。在四工农场形成的吃饭已成为生命活动之第一需要的习惯性本能，使我稍作犹豫，便从帆布提包里拿出一个粗劣的搪瓷短把调匙，同他们一起从饭盆里舀米粉糊糊吃。当然，我吃得很有节制，并送给他们每人一个花卷，花卷是我用饭票打来装在帆布提包里的。看样子他们已许久没吃过白面花卷了--低劣的劳教待遇。整个河西走廊当时小麦是高产作物，我们在最饥饿的时候也只吃小麦，他们这里名为农场，特别是搬迁到高台以后，还没有过收获。天哪，这儿不死人才不正常。他们连连说：‘花卷真好吃，好吃!‘年轻的脸上透出吃了美食佳肴才会有的喜悦。这俩人长得都挺帅。交谈了几句，才知道他俩都是兰州大学的学生，他们都说不认识景超。领我来地窝子的小伙子定右派时才17岁，又一个王桂芳!他俩的父母各在兰州大学、兰州医学院任教，应该说，他俩都是教养好，非常优秀的小伙子。他俩远在兰州的父母如果对这儿的情况有所知，一定都在感谢上苍，因为他们是这儿的幸存者而感谢上苍。我忽然一下子明白了，他俩艰难地活了下来，对这里的什么也不说，显得毫不在乎，习以为常。只是由于这里天天死人，死人属正常现象，说出死人的事实反倒不正常。他们总归是右派中的极右分子才被送到这里改造，他们一来到这里，一定和我的亲人一样，立即就尝受到了无产阶级专政铁拳的滋味，知道了接纳他们的所在是人间地狱。但是，此时，他们对于地狱里为他们安排的一切只有承受了，说真话不是他们的事。这就是3年的劳动教养要求于他们的。除了在饭食上有外援外，他们规规矩矩，抑制了人性中所有宝贵的和应予发扬的东西，所以才有了如今的自己。为了生存，他们3年来怎样扭曲了自己，怎样紧张地绞尽脑汁应付一切，今天的我已无法用丰富的想象去加以描述，但，肯定地说，那是男子汉们要以撕心裂肺般的痛楚才能说出来的复杂内容。我还想到，他们说不认识景超是向我撒了谎。因为他们如若说认识景超，我一定要问及景超的种种情况，而那是不允许说出的。他们无权说出，所以他们只能撒谎了。这里的干部一定早就向他们做过交代，不然，同在一个队上怎么会不认识呢?可叹俩小伙子虽活了下来，失落了的东西真是太多太多……地狱就是只能把人变成非人，把活人变成鬼，而我们原先竟一点也没想到，一点也不知晓。我的亲人的悲剧正是如此造成，许许多多的难友正是因此而离开了人世……我们当时竟还那么执迷，错把地狱当成了通向人间正道的必经之途。我们的忠诚被无情地戏弄。我们作为阶级敌人被残暴地打倒在地之后，自己竟还那么执迷，真是可悲之至!
吃完了饭，我坐在小伙子抱过来的被窝旁又发愣。那俩小伙子在地窝子的另一头收拾被窝准备睡觉，已经和衣而卧了。可我怎么能和俩小伙子在同一个地窝子里过夜呢?尽管他们都很年轻。我愣怔着，不知该如何是好。那个领我进地窝子的小伙子看出了我的心事，他把脸转向我，亲切地说：‘大嫂，你也累了，只管睡吧，我们不会碰你的。‘这一夜只能和俩小伙子一起睡地窝子了。人死多了，真正的‘男女混杂‘，那些管教干部倒很同意。
我只好脱去大衣，和衣而卧，下面铺一床死难者的被窝，上面盖一床死难者的被窝，再搭我的皮大衣。假如死难者还会说话，他们一定会强烈抗议，抗议对他们的遗物如此处置。不，不，他们不会说话了，生前他们被封住了嘴已有几年了。1957年的反右斗争使他们扭曲了自己，他们一个个被迫承认自己犯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从此说真话便有罪了。劳动教养后，更是动辄批判斗争，捆绑吊打，进严管班折磨，说肚子饿会成为新的罪行，还无任何行动的自由。身强力壮的男子汉们便只能无言地活活饿死在这里了。
旅途的劳顿，雪原上的急急赶路，亲人的永别，地窝子里的情景--一天之内发生的这一切，足以摧毁一个人健全的神经和强壮的身体。我包裹着死难者的被窝躺在土台上，浑身像散了架似的，在昏沉中睡了一阵。说不上是梦魇，是无可名状的惊恐，还是一种要压死人的沉重，又使我睁开了双眼。黑漆漆的地窝子里除了我粗重的喘气声，一片死寂，头顶上刮进阵阵阴风，还透进斑斑点点的亮光，难道是冤魂们还盘桓在此不愿离去，从地窝子顶上的缝隙里向下张望窥探，想说点什么?和人世间再沟通点什么?深沉巨大的痛苦使我在辗转反侧中颤栗不已，悲泣不已……
一幕幕往事在眼前反复出现……
那已是遥远遥远的过去了，坚贞甜蜜的爱情将我们结合在一起……曾几何时，在反右派斗争中，我们双双被打倒在地，我们的灵魂被撕扯得流血不止。我们在大难之中相依为命，又感受到一种未尝经验过的甜蜜，我们的情更深、爱更坚。我们勇敢地共同肩起了苦难，并坚信，用血和泪浇灌的爱情之花芳香美丽，它将把两个受难的灵魂永远联结在一起，引导我们在苦难中结伴而行。不管前面有着怎样的艰难险阻，我们都会踏着苦难，相扶相携，走出苦难，奔向另一个新的人生起点。可如今，相扶相携的亲人已永远离去。在反右派斗争中，我曾因害怕失去他伏在他的胸前哽咽不已。现在，他冰冷的驱体已不知埋葬在哪里，我想要抚摸他冰冷的躯体已不可能……在那不可抗拒的政治风暴中，他曾将我拥在怀里，我伏在他胸前清晰地听到他那有节奏的心跳声。现在，他的心脏早已停止了跳动，我永远也听不到他心跳的声音了。
啊，我的亲人，你的人生旅程已经终止，我新的人生起点又在何处?我还会有什么样的人生新起点?我瘦弱的双肩还将怎样肩起你走后留下的巨大苦难?我流血流泪的心又如何承载你离去留下的无涯际的痛苦?我们的孩子已是孤儿，我将怎样向俩孩子说你的离去?
我的路在哪里?我的路将怎样走下去?前程茫茫，孤零零的我，右派分子的我，一夜之间，突然变得那样软弱，那样无奈，身单力薄，迷惘不已。心，沉重得要压死人。
有谁知道，我是怎样度过了这难熬的一夜。第二天一早，俩小伙子起来后，我立即翻身坐起下了土台，让他们告诉队上的干部，我要到景超的坟上去，带我来地窝子的小伙子一会儿就回来告诉我：‘你爱人埋的地方离这儿很远，埋得很好，你就放心吧!‘我说：‘埋的再远我也要去。‘小伙子说：‘埋得很好，你何必去呢?‘小伙子当然是转达队上干部的意见，他阻拦我去，语言闪烁--埋得很好，我为什么就不必去呢?但他的回答又使我改变了主意。我的亲人长眠的地方一定是已经没有了标志，已经无法找到他的坟墓了，我流血破碎的心又被揉搓得痛楚不已。四工农场掩埋死人的混乱状况我早已听说，这里肯定更混乱，我不能爬在一个陌生者的坟冢前痛悼我的亲人，面对一片无名者的荒冢，我又将怎样?此刻，我该做的，也许只能是尽快离开这个地狱，我应该快快回到已经阔别了3年的兰州。我那已失去了爸爸的俩孩子还在等着我，我将怎样告诉他们，他们已经没有了爸爸……还有我的父母、妹妹们，我将怎样向他们告知这一切啊!
我万万没有想到，我的这一转念，竟成为终生的遗恨。我认为亲人的坟冢已难以找到，当时的我也太年轻，没有想得更多。谁又能知道，从此，我的亲人和别的死难者们一起陈尸荒野达数十年之久。1989年6月8日，《甘肃工人报》一位年轻记者告诉我，夹边沟的死难者因为掩埋十分草率，尸骨暴露于荒野，累累白骨绵延两里多路，当地农民多有怨声，直到1987年才由酒泉劳改分局派人重新集中埋葬。啊，我的亲人，你在明水的遗骨是不是就‘埋得很好‘?我怎么也难以设想，你的铮铮铁骨会落得如此下场!那绵延两里多路闪着寒光的累累白骨，哪个又不是忠魂铸就?数十年来，深沉的地火亲近着他们，祁连山的暴风雪追随着他们，轻柔的小草陪伴着他们，他们唯独得不到亲人的关怀和照拂，他们的亲人一个个远去了，远去了……不是他们的亲人无情又无义，历史在诉说，人民在诉说。逝去的岁月是几经劫难的岁月，浸透了血和泪，愁与苦，无奈又痛楚。他们的亲人又有哪个不是在大灾大难中挣扎浮沉，又有哪个活得像个人模人样，谁叫他们是你们的亲人呢?他们只能远远地去了，去了，远远地离开了数十年来魂牵梦绕，萦系心怀的你们，一个个又挣扎于各自的生存，奔忙于各自的寻觅、求索与选择。生活如此严酷，生存如此艰难，人生的寻觅、求索与选择，又岂能停顿?从这里走出去的求索者们--包括九死一生的受难者们，向历史发出种种诘问。当共和国的第一部宪法制定之后，你们在这里经受了惨烈的饥饿和种种非人的磨难，直至死亡。宪法要保障的公民权，作为一个人应享有的一切权利，正是在这执法的所在受到了无情的践踏与嘲弄，被剥夺得一干二净。有多少人被无情地夺走了宝贵的生命，他们一腔悲愤，满怀冤屈，把遗恨留在人间，一无所有地走了，走了。
我在队上吃的午饭。用洋芋、胡萝卜之类和大米熬就的稠粥，由一个干部用饭勺舀起平均分给每个人吃，每人只分到三碗。大米显然是供应物资，饿久了的我吃这样的饭自然吃不饱。
饭后，我被领到分队，分队长拿出景超的手表和没用完的1元多钱，作为遗物交给了我。睹物思人，‘物是人亡事事休‘，思悠悠，恨悠悠。我的亲人，你为什么要留下手表，你原该拿它换吃的，兴许它会留住你微弱的一息!对了，你连这样做的自由也是没有的啊!你宁死不屈，他们‘改造‘你，要你遵守的纪律，听从的训话，是置你于死命的屠刀啊!
你13岁时在伤兵医院的饭篓子旁为抢口饭吃和小伙伴们打架的事，我记忆犹新；你上国立六中因饥饿难耐在学校附近的农田里偷挖地瓜吃的顽皮模样，历历如在我眼前。你从伤兵医院几次外逃，终于过上了‘快乐的学生生活‘；你上了中学以后不断跳级，经过3年多的艰苦学习，终于又迈进了西北大学的大门，成了全家唯一的大学生。为什么，为什么‘改造‘你却要终止你的人生旅程?你原该有一个光明灿烂的前程，你为之奋力工作积极创造的前程。你已有了一个温馨幸福的家，为别人所艳羡所企盼的家。如今，你的逝去，粉碎了这一切，连遭难后我们相互间仅存的心灵上有限的交流和抚慰，从今往后都变成了空白。没有谁会再来抚慰我破碎了的心，没有谁能够缝合我血泪交织的心头巨创。风华正茂的你选择了去夹边沟改造，却被改造活活虐杀；从苦难中走出来的你，又被更大的苦难所埋葬。孤独寂寞的你默默地走在黄泉路上，你未能带走你生命历程中的全部痛楚、全部磨难，而将一切一切的苦难又加倍地留给了我--留给了你可怜的妻子，命苦的‘小娇娇‘。
我决定回兰州去。我要求队上派人送我到车站，帮我买张火车票。当时听说火车票很紧张，已难以买到。他们答应了。几小时后，又通知，接到省上的指示，农场的劳教人员全部回原单位，各农场的下放人员不论情况如何全部回原单位，他们正在联系火车送他们农场的人回原单位，我也可以和他们一起乘火车回兰州，不必再买火车票了。
这太出人意料了。
3年来，我们每个人不都在盼着这一天吗?如今，这一天于不意间突然来临，却又是在如此凄苦，如此悲惨的时刻来临，是在付出了许多生命的巨大代价以后才来临。如果景超还在人世，这个消息会使我们欣喜若狂，感谢上苍。3年的劳苦，3年的精神重负，3年积累的苦苦思念，还有饥饿的磨难……这一切的一切，只要他人还在，都会变作相见时的欢情，倾诉不已的绵绵话语，在我们之间絮絮而出，滔滔不绝……可如今，我在悲愤中只有深深的怨恨!
昨晚地窝子土台上堆积的死难者的被窝，说明这个地窝子里的人已死光，两个小右派只不过是临时结伴在这儿住住而已。为什么，为什么在这儿的难友差不多快要死完的时候，省上才作出决定，让幸存者全部回原单位，这到底是为什么?那些因饥饿而被逼进另一个世界的人，他们正当盛年，学有专长，是国家的有用之才，正如周总理所说：‘你们不要以为这些同志五七年出了点事，是所谓‘右派‘，就可以不把他们当人看待了!他们之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是国家的有用之才，国家将来还是要用他们的‘。（引自《九死一生--我的右派经历》第267页。）祖国社会主义建设正需要他们作出贡献，献出他们的光和热。再说，他们谁无妻子儿女，谁无高堂老母。他们一个个被活活饿死，造成多少个家庭残破不全，哭声连天。这究竟是谁之罪，谁之罪?在和平年代，为什么要发生这样的大悲剧?我作为死难者的妻子、年轻的母亲，又怎样向俩孩子说明我们的亲人的离去?右派分子的我，还怎样活人?亲人饿死的事实，无疑又在全家人的头上投下了浓重的政治阴影。
下午，在队上吃过饭出来，有两三个年轻人拿着粮票要我替他们到伙房代买馍，显然他们都是劳教人员，在四工农场我们有了粮票也不能从食堂买吃的，他们受到的一定也是这种对待。然而，此刻的我，竟冷酷地对他们不理不睬，竟扬长而去，对他们的苦苦要求不管不顾。后来回到兰州后，我还见到其中的一人，他是部队文工团的，在向我作自我介绍时，尖刻地说：‘我就是在高台明水要你代买馍，你没给买的那个人。‘我无言回答。但这件事深深地印在我的记忆里，我吃惊当时的我竟会那样对待饥饿的难友，我一贯的为人行事也不是这样。它虽是小事一件，我的自私与冷酷确也达到了一生里的极点。在那个瞬间，旧日里的我又在进一步地失落，地狱里出现的人与人之间的冷漠无情，对自己同类大批死亡的无动于衷，竟于不知不觉间也影响了我，改变了我。其实，这种改变在四工农场时就已出现，四工农场对我们的‘管教‘--农场设有教育科，要求被改造的人只要管住自己就行，其他与‘我‘无关的事，不闻不问不管不顾，才是我们的行为准则。我在‘医院‘为那些奄奄一息的病号们烧炕时，油光满面的‘职工‘炊事员阻拦我为病号们代发信件，我不是就顺从地拒绝了为他们发信吗，现在让我感到羞愧万分内疚不已的事，在当时竟认为理所当然。当时称之为‘改造‘的东西，其造成的直接结果是人性的异化，人的精神的可耻堕落。改造愈甚，要求愈严--如四工、夹边沟农场所做的那样，异化愈甚，堕落愈甚。旧日的我的失落，对于我是另一种更为深沉的悲哀。
这天晚上，我住宿在另一处地窝子里。同住的有从天水远途来看望父亲的姐弟俩，姐姐大约十五六岁，弟弟十三四岁。他们的父亲是个教员，已悲惨地死去。还有一位省邮电局的年轻女职工，她是来看望丈夫的，丈夫也已死去。我们这些孤儿寡妇们相互简单地询问了各自的情况，都悲哭不已，谁也不劝谁。各自的悲苦都倾泻不尽，谁又能劝得了谁呢?地窝子里一片哭声。
姐弟俩抱头痛哭，更撕扯着我的心。我们的俩孩子如今也成了孤儿，失去了爸爸，他们年龄尚小，不懂得未来将会有着怎样巨大的不幸，更不懂得来安慰做妈妈的我。人生如此充满了难以尽述的悲苦与辛酸，身单影只，右派分子的我，在重重的政治压力下，今后又如何艰难地跋涉，把俩孩子抚养大?
那位省邮电局的年轻女职工，似仍被1957年的政治大风暴所威慑。她不多话，不说抱怨不满的话，只是低声饮泣，时不时地发出低低的长嚎，像是闭住了气挣扎不已……
我无法说出自己悲哭的情状。一个多月前，四工农场因饥饿开始死人的时候，我已恐惧地想到了会出现如今的结局，在内心深处，我已多次痛悼了我的亲人，悲哭了多次。知道自己的亲人面临死亡而无能为力，眼睁睁地望着远方的他一步步走向死亡而营救无方，这种从感情到心灵深处的巨大磨难，使我六神无主，痴痴呆呆，呆钝得像个小老太婆。我的心灵多日来被碾压、被挤碎所经历了的痛苦，他们3人都未尝经验过。当我获准来探望营救我的亲人时，新的希望又从心头升起。我总觉得亲人在等待着我，我们都在等着这一天，这一天终于来临。而当一切的梦幻又全都迅即破灭了时，我仍无法承受我早已悲哭过的现实，我颤栗悲伤的心经历着巨大的震荡，使我痛不欲生……‘我将怎样活下去?我怎么能孤单单地活下去?我没法活下去啊!‘这个固定不变的思维在痛哭声中反复从心头出现。然而，迎面扑来，经过反复咀嚼，反复思索的痛苦，严酷又冷峻，我得默默地全部吞下。为了孩子，我还得活着，活着去迎接新的苦难，去迎接无法逆料的明天的各种风暴。我不仅是新寡的年轻母亲，失去亲人的不幸，并未改变我的右派身份。含冤受屈受苦受难的苦日子将怎样继续下去?在反右斗争期间，我曾自私软弱地想结束自己的生命把一切的苦难留给他一人承受。而今，我只能勇敢地肩起所有的苦难。我知道，在他身后留给我的无涯际的苦难，就是泪水流成河也冲刷不掉一丝一毫!但，泪水在尽情地流，长哭当歌，在倾泻着心中无法言说的悲苦愤恨。这一切都是谁造成的啊!为什么把一个个受难者都逼到了阴曹地府才算罢休呢?这是为什么，为什么?
地窝子里的哭声一定传得很远，附近地窝子里的幸存者们无疑都听到了，但没有一个人进来问一声，他们都只关注着自己的生存。孤儿寡妇们的哭声，向来都不许他们过问，他们不必关心出现在他们身边的此等情事。干部们当然更无一人进来，他们只办例行公事，习惯地办完了例行公事，已经心安理得地休息去了。此时此刻，从地窝子里传出的哭声，又何止我们这一处!啊，无人理睬的孤儿寡妇们的哭声，地狱里的哭声!
这个地窝子里睡觉的长土台上，依然堆放着不少死难者的被窝，依然没有一根麦草。我们都哭得乏力了时，便胡乱地拉开那些被窝，胡乱地又铺又盖，在梦中去寻觅自己的亲人，继续那没完没了的痛苦与悲伤去了……
大约在第三天早上，就得到通知，吃过上午饭后去火车站搭车回兰州，那姐弟俩是途经兰州后回天水。那男孩子愤愤地说：‘多少人的牺牲，才换来了少数活着的人回去；人不死这么多，农场里别的人还不能回去，这也太惨了!‘我只觉悲戚不已，什么话都说不出来。
我们已在这里吃了四五顿饭，今天吃最后一顿饭，要结算粮票饭钱了，姐弟俩不知从哪里听说，来这里探望亲人的家属凡是没见上亲人面的都不付饭钱和粮票，并表示：‘我们也绝不付粮票饭钱，我们哪有粮票饭钱给他们!‘当时粮票极为珍贵，每个人都处于半饥饿状态，谁也愿意省下自己的粮票。何况在这夺去了自己亲人宝贵生命的所在，尽管大家不怎么敢发泄自己的愤怒和怨恨，对于管教过自己的亲人，又眼睁睁地把自己的亲人送往死亡的那些干部，谁心里都愤恨万分，不交粮票饭钱又算什么!我们忍气吞声负垢受辱，在临离开这个害人性命的地狱之前，也得有所表示。所以，4人一致决定，拒付粮票饭钱。
这天上午的饭依然是胡萝卜、洋芋丁熬稠粥，几天来的饭顿顿如此，毫无变化。我们按掌勺人分配的数量吃完了自己的一份，有个干部果然结算这几日的粮票、饭钱，依次向每个人收要。姐弟俩先表示粮票钱都丢了，交不出来；那位年轻的女职工也说丢了；最后问到我，我也说：‘丢了!‘那干部说：‘你们怎么都丢了?‘我说：‘人的命都能随随便便地丢了，丢了粮票饭钱算什么?‘那个干部没有料到我会这样回答，气急败坏地说：‘你，你!你和他们还不一样，你怎么，怎么敢这样说话!‘我冷笑一声，并不理他。他想了想，好像也没了词。他当然清楚我的右派身份，在以往，依仗管教干部手中的权力，对付我这样一个女右派，他有的是招数。而现在，他知道不能把我怎样，所以便也不再说什么，闭住了他那惯于骂人的嘴。我们几人一起回到地窝子里，准备行装。
我离开四工农场时带的小行李卷，里面包裹着五六斤饼子，来到这里的当夜便放在了队上。第二天我转到现在的这个地窝子时，由队上派人送了过来，送来的人当然是劳教人员。我打开行李卷取饼子吃时，发现一半已不翼而飞。丢了的饼子无法再要回来，我只好什么也不说。我打点自己随手提的帆布提包，才发现那个装了大半瓶牛羊肉的玻璃瓶，因为走得匆忙，竟忘记带上，留在了四工农场的宿舍里了。这使我心疼不已，那是我每天从饭盆里一块块拣出，从自己的嘴里省下来的牛羊肉啊，景超已无法享用，带到兰州给孩子们吃也是很稀罕的。我相信兰州的供应一定也很紧张，孩子们一定很馋，而我在匆忙中竟没带上，我真恨自己的粗心。
我带的衣物不少，小行李卷有些分量，队上干部在上火车前还派了个难友帮我提行李卷到车站。我送了个花卷给提行李的难友，以表示感谢。他原来也是部队战斗文工团的。以后又几经沧桑，到1989年，听说他担任甘肃省歌剧团副团长，同另一位改正了右派问题的同志高平，共同创作了歌剧《咫尺天涯》，在北京调演后得奖。此人个头很高，身材魁梧，我们只简单交谈了几句，他的名字叫王志。王志后来对我的一位熟人说，他看到当时的我凄楚痛苦的神情心酸非常。30多年后，我们再相遇时，他说，他一直记得，我曾给过他一个花卷。
大地仍一片白茫茫。我从白茫茫中来，又在白茫茫中离开了这个恐怖的地狱。
这次，我们向西边的高台县车站走去。
我一点也没想到，在去县火车站的大路上，竟然巧遇四工农场于前一年9月底派到高台的许多难友。他们大约有三四十人，报社的杨骁、汪志英、风琴手周至德、省委组织部的关维智，还有武威步校的王洪勤许多熟人都在其中。他们都亲热地走来和我打招呼，惊讶地问我怎么也在这里?我悲伤地说出了景超的噩耗及我来此的缘由，他们一个个便不再说什么了。他们已见过了太多的死亡，心肠铁硬，麻木不仁。
只有王洪勤走上前来，送给我装有1斤多炒胡麻的小布袋，也算是对孤苦无告的我的抚慰罢。我含泪接下了这珍贵的礼物。他们也是去火车站准备回兰州的。因为另有带队的人，走了一段路便分开了。
到了车站，西来的火车刚一停下，人们像是逃难的一拥而上，呼喊着，互相推搡、抢挤着爬上了火车。火车的停站时间被迫推迟了几分钟。在一个车厢门口，来自临洮的难友高仲英迈着浮肿的双腿刚踏上火车的脚踏，就被蜂拥而上的人挤倒，摔在了车下，在这最后的一刻，他没有能够再爬起来。
王志帮我挤上了车。
车厢里，人挤得满满当当的。坐定以后，我才发现全车厢都是农场里的难友，也有少数像是家属模样的。火车启动前进了，这里已不再是死寂的活地狱，人们大声说话，像沸腾了的开锅水，暂时自由了的人们自由地述说起各自经历过的苦难，感喟不已……
王志没有上车来，他还有些事没办完，要停留几天。我身边没有一个认识的人。难友们从我的神情相貌上有所猜测，有人试探着问：‘听说王景超的家属也来了?‘我急忙回答：‘我就是。‘这一应声，立即有三四个人凑过来和我搭话。这第一个试探着和我说话的人，穿一身黑棉布制服，30多岁，名叫邹春生，河北口音。我问：‘你认识王景超?‘他热情地说：‘认识，咋不认识呢，我们在一个小队，平常我们都叫他‘眼镜‘，他为人不卑不亢，我们挺合得来。他没有能够回来，真是……‘他咽下了心中的遗憾。另一个原临洮供销社的干部告诉我，我的亲人临终时因水泻送了命，他在景超病倒时曾问过要不要给我发个电报，回答是：‘不要。‘这个回答使我的心又流血不止……他明知自己行将赴黄泉，却还在为他可怜的妻子着想，他知道妻子无能为力，他怕同样在挨饿的妻子精神上承受不了这打击，他怕处境危险的妻子会因此而出问题。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还在成全他可怜命苦的妻子……啊，我的亲人，那个电报你原该发的，只要收到电报，就是拼命我也要为营救你想尽一切办法，何况那时政策已有松动，抢救人命的呼声已开始受到上面的注意。但是，你已被禁锢得太久了的生命想不到这些，你已被摧残得太久的躯体支撑不了多久，你终于悲壮地倒下了，你可怜命苦的妻子未能见到你……现在，面对关心你、爱护你的难友，我只能垂泪相对，说什么也已经晚了。这位临洮的难友又问我：‘他的坟上你去了没有?‘我说：‘没有。站上的干部说埋得很远，叫我不要去了，我觉得话说得支支吾吾，心想坟已经找不到了，就没有去。‘这位难友生气地说：‘坟就在近处，很好找的，他们为什么不让你去呢?‘我万万没有想到那些可恨的干部竟骗了我，他们一定是怕麻烦，就让传话的小右派也帮着骗我，而我竟相信了他们骗人的鬼话。我知道，我已无法再回到明水去寻觅亲人的坟茔。为这，我饮恨终生。由于那些干部的无人性，也由于我自己的过错--我没有坚持一定要找到亲人的坟茔。这位临洮难友的述说，又在我的心上插了一把尖刀。
邹春生是‘三八‘式的年轻老革命。他不是右派分子，他原来是西北军区工农速成中学的文化科科长，因为狂热地爱上了他科里的一个女孩子，当军医的妻子坚决不同意和他离婚。他不顾一切地和女孩子厮混在一起，还生了个孩子，毫无悔改之意。领导上对他的多次教育，他视若耳旁风。在那个年代，像这样目无党纪国法的军人，自然要受到严厉的惩处。他被开除党籍军籍，送到了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原配妻子这才果断地和他离了婚。他心爱的事实上的妻子，在他受处分之前就离开部队上大学去了，以破坏军婚的罪名也受到处分。在他来夹边沟以后，她念完了大学，在宁夏的一个中学当了教员。在他受苦受难的3年里，她一直写信寄物给他，用滚烫的爱温暖着他的心，直到他爬上火车，离开炼狱。他正是传说中和小个子铁路员工一伙从火车上偷粮保卫自己宝贵生命的一个。
曾是军人的他，用他在战场上的经历描述了农场里每天大批死人的惨状。他低沉地说：‘以前每次打仗也没死这么多人，死人也没这么快，像风卷落叶一般。‘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他多次出生入死于战场上，他了解战争的残酷。当衔着绿色橄榄枝的和平鸽展翅于城市的各种公众场所，毕加索苍劲的笔勾勒的和平鸽大型复制品正召唤着世界人民保卫和平之时，在这没有战事荒凉寂寥的农场里，却让许许多多来‘改造‘思想的男子汉们永远地消失了。
邹春生和左近的几位难友都说，夹边沟农场原来有劳教人员两千八百多人，能够回来的只六七百人，是个零头。
这样大规模的死人事件，使夹边沟--包括明水分站，成为名副其实的地狱。从此，夹边沟农场恶名远扬，甘肃人凡是知情者一说起夹边沟农场便不寒而栗，幸存者及死难者的亲属忍辱负重，多年来对此惨案只在亲友中诉说，谁也无权把此事件放在光天化日之下曝光。就是这样，60年代凡在甘肃工作生活过的人，几乎无人不知晓在夹边沟农场发生的这一惨案。
火车在向东奔驰。按照惯例，此时列车上仍向旅客们供应面包、饼干等食品，我们是早联系好集体上车的，列车上供应的面包、饼干并没有发给大家，让每个人都饿着。此时，我带来的花卷、饼子等，都已吃光。在等待发放食品中间--他们一再声言将把食品送到每个人手里，我饥饿难耐。后来，身旁一个好像是家属模样的男人，农民打扮，从一个小布袋里拿出炒面吃了起来。我找出半斤粮票，给了他3毛钱，那家属就舀出半碗炒面给了我，我这才解了饥荒。快到兰州车站时，大家讨要面包、饼干的呼声更加强烈，又传过话来，说是下了火车就发给大家，下车后大家先不要走，集合到一块儿就发。但是，等下车后，我们仍未领到食品。后来听说在回兰州的列车上仍有难友死亡。
在列车的奔驰中，虽说我就要回到兰州，那是生我养我，我工作过8年的地方，家里的亲人们都企盼着我回来团聚，俩可怜的孩子正眼巴巴地等着我。在地狱里走了一趟，永别了患难与共、情深爱笃的景超，让他寂寞地孤单单地永远留在了荒滩戈壁上，我的思绪无论如何也难以转换。我忧伤不已，一个不幸的女右派所遇到的各种复杂的感情遭际全都奔涌而来……
路漫漫，
路漫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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