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农场的第三次夏收又来到了。
去年在十工农场四大队夏收时的艰辛，记忆犹新。此时，我和小徐脱离田间劳动已近半年了，自知这第三次的夏收，同我们关系已不太大，不会太吃苦。
夏收自然还是要参加的，因为场部的干部们都每人拿一把镰刀割麦去了。
一个大清早，我和小徐被指派到二站的一块地里参加夏收。我和小徐手提镰刀向二站走去时，遇到了正在收割的我的难友们，他们有一二十个，大部分都熟识，其中有原四大队一中队的关维智、叶得善等人。自从我和小徐调离二站后，大家已多日不见，这次在麦田偶遇，难友之情使我们都很高兴--场部的干部虽天天见面，谁又想对他们笑脸相迎呢，身份不同使我们对那些干部的感情绝然不同。他们都放下镰刀，散漫地或蹲或坐在地里，笑呵呵地同我俩打招呼，我俩也同他们亲热地说了几句话。这块地里没有二站的干部，他们显得很自在，对于暂时放下手中的镰刀很无所谓的样子。这气氛，同在十工农场四大队已大不一样。去年此时，人们只要到了地里，便立即头也不回地挥镰猛割，很快便挥汗如雨，一个个比赛似的地直往前抢割，无论谁来到地边，他们也不会放下镰刀聊几句闲天。
我和小徐同他们说了几句话，也不便多待，就直奔分给我俩的一块麦地而去。到农场已是第三个年头了，我俩能单独在一块地里收割麦子，倒也是头一遭。大概是出于表现自己，在两人之间有个比较的意思，我们并没有并肩收割，而是从一块地的两头，各干各的，并且立即开镰快速收割。这次，我们用的镰刀是陕西人惯用的一种，镰刃是约七八寸长、一寸多宽的直形刀片，把刀片安在一个轻巧的木架上，手握木架的把儿，就可以收割了。刀片可以自如地从木架上取下，需要磨时，就从木架上取下再在磨石上磨。下地前，小徐还跟机修厂的“职工”要了一小块油石，拿着小油石在镰刀上磨擦，也能把镰刃磨得锋利一些。
我们紧干了一阵，就感到乏力，就又坐在一起，拔下才成熟的麦穗，揉去发硬的麦衣，放进嘴里咀嚼一阵，再慢慢咽下，觉得挺香。小时候，每到夏秋相交之际，兰州的小吃食摊上常有绿绿的青稞叫卖，大概是为了让城里人尝鲜，用极小的碗盛了卖，一碗也就是几个小钱。咬嚼子粒饱满、绿绿的青稞，青稞粒儿柔柔的、筋筋的，满嘴香甜，是我儿时的一大乐事。在麦田里嚼生麦子，又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小徐说：“有点甜味。”我说：“挺香。”然后，我们就什么话也不说了，只是加快了各自手的动作，边摘麦穗，边在手中快快地揉麦粒，然后吹去手心里的麦衣，把光洁的麦粒放进嘴里认真地咀嚼，细细地品尝。因为夏收期间饭食略有改善，饥饿感不十分突出，吃生麦粒，在我俩主要是品尝它的味道，充饥的意思不很大。吃了会儿生麦粒，我们看到地畔的草里，有一种叫羊奶角的野草，状似豆荚的羊奶角已结了许多，这是我们在十工农场时就认得的一种野草。羊奶角细细的，约有两寸长。我俩摘下羊奶角，把它放在上下牙齿缝里一捋，羊奶角里小小的果实被挤碎，流出乳白色的水汁，还真有些奶味儿呢，单论味儿，比麦粒儿还略胜一筹!在无际的麦田里，时有微风掠过，麦浪滚滚。我俩坐在收割的这块地里，麦穗盖过了头顶，不必担心有人会来监视，找我们的麻烦。暂时，我们同大自然融为了一体，一会儿吃麦粒，一会儿吃羊奶角，品尝其各自独特的味儿。这比在场部坐办公室、干杂活自在多了，从自我意识上说也是一种放松，一次难得的放松。
然而，这毕竟是暂时的忘乎所以，约20分钟后，我们又从各自的地段挥镰收割。有了去年在四大队的收割经历，我已能自如地挥舞镰刀快速收割，这里没有难友友爱地帮我多割一两行麦，也没有哪个家属因为怜惜而帮我一把。但我争强好胜，自认为割麦也是表现自己的好机会，仍拼命地使出吃奶的力气，用“冲天干劲”来表示自己“改造”的决心，同时，也来表明自己本来的真面目。在当时，这已成为我无可改变的行为准则。
在这只有俩人的一方麦地里，我较劲的对象只有小徐一人，但我认为这种较量光明正大，无可厚非。所以硬是拼命也要较这股劲。像这样较劲，我已有过多次，至今记忆犹新。1959年开春，在大田里撒粪，人们都说，撒粪是苦活重活。这活就是把冬季按一定间距堆在地里不很大的粪堆，用铁锨一锨锨铲起，再用力一锨锨均匀地撒开在地里，使肥力均匀，到处都有肥料。这活重在粪堆不很大，铲时要弯腰，铲起一锨往地里撒时，要转身、展腰、扬开臂膀。到粪堆渐次小了时，弯腰更低，转身、展腰、扬开臂膀的幅度仍如既往，不能有改变，所以活动量很大，是苦活重活。对于这样的重活，我居然敢于和工人出身的张班长较劲。我们俩当时挨个站在地头，我憋足了劲，从铲第一锨粪堆时就动作飞快，摆出了和张班长比赛的架势。张班长是个矬个儿的壮劳力，绝非等闲之辈，看出我那势头，立即舞动铁锨，迈开他那男子汉有力的脚步，撒完一个又一个粪堆，就大步流星地直奔前方目标，勇往直前。我感到体力不支，嗓子眼干得冒火，胸腔阵阵作疼，但我是憋足了劲的，我很想在同张班长的较劲中，一试自己的意志和耐力，所以在拼命中毫不懈怠。终于，到了大田的尽头，瘦弱小小的我同张班长差不多同时撒完了最后一堆粪。我们俩满头大汗地笑笑，满意高兴地结束了较量。内心得意的其实只是我自己。我认为自己在逆境中作出证明，自己比过去刚强了许多倍，只有一个真正的革命者才会如此。现在，在这块麦浪翻滚的大田里，我信心十足，认为自个儿的实力绝对不是小徐所能赶上的。
我不顾汗滴不断落在黄土地上砸下一个个的小坑儿，也不顾眼镜片蒙上了厚厚的水气，在汗水的雾气蒙蒙中视野模糊，仍一个劲地舞动镰刀快速收割。有了去年夏收的经验，收割动作已规范化：右手先用镰刀钩住一大束麦子成半圆形，再用左手揽住麦束，接着把右手里的镰刀略略向外伸出，然后向怀里顺着地皮用劲一拉，麦束便顺顺当当地被割倒，割倒的麦束要就势放成整齐的一堆，过会儿等割下一片之后，再把它们捆成捆儿。在十工农场时，捆麦子的草要子，是用芨芨草在夏收前早就拧就的，夏收时把草要子运送到地里，捆麦子时只要拿一根草要子，捆紧捆牢就行。要防止把麦捆子捆得太大。芨芨草要子比较长，可以把麦捆子捆得很大，但麦捆子太大了，到把麦捆子运到场上往上摞时，用木杈举高不容易。所以麦捆子捆大了，队长就要喊叫。这里，捆麦子就用麦束拧成的要子，随拧随捆。拧时，要把两束麦子的穗子交叉在一起拧一下打成结，把要子平放在地上，要子麦穗与整捆麦穗同一方向，放一捆割倒的麦子，再把分开两束的麦秆束紧从根部拧两下扳倒就行。割麦子的人自己割倒的麦子自己捆。在十工农场，割麦子同捆麦子分工明确，各干各的，都很辛苦。我和小徐在十工农场四大队学会了割麦，在这里又学会了捆麦，尽量割得快，捆得好。这收割的规范化动作，就跟卓别林在电影上表现的那样，简直成了机械动作，根本不用看，也不用想，手变成了机械，只需动作就是了。这真神奇。我们被整成了“牛鬼”，我虽自认不是“牛鬼”，自知我确确实实是人，可我还得在艰苦的劳动中“改造”自己，希冀将自己改变成一个新的我。但我确信，新的我将是一个更加坚强的革命者。
当然，我和小徐都不是机械，紧干上一两个小时，我们就得小憩一阵，嚼会儿生麦粒，再摘些羊奶角换换口味，我们都感到惬意愉快。小憩几次之后，我发现小徐收割的地块，分明比我收割的地块小，小徐当然也心中有数。再后来，小徐收割时就把她割的地块同我割的连成了一片。我苦苦较劲，被她几镰刀就抹平了。我自然什么话也不能说。她摸透了我的脾气。鬼精灵的小徐啊!
我们收工返回场部时，二站的难友们早没了踪影。
但，我们参加夏收，仅仅就这么一天。后来，听说我和小徐共割了二亩来地，也算是高记录。
此时，天气炎热，无杂活可干。我和小徐都穿上了干净漂亮的衬衣。记得我穿的是1956年同学党贻从北京寄来的一件白泡泡纱的短袖衬衣。这件泡泡纱衬衣，式样别致，中式领子上镶了浅蓝色碎花布的边儿，领口直开在胸前，同样镶了浅蓝碎花布边，短袖袖口的边呈略弯的“v”字形，也镶了浅蓝碎花布边。在那个年代，用普通布设计缝制成这样的衬衣，应该说，是匠心独运。去年夏收后休闲的日子里，我在四大队就穿了这件衬衣，还和几位难友一起，在田间照了几张相片，是韩书谦提供的照相机。
过了一两天，生产科的马淦要我晚上到他办公室里帮他造向上级汇报的报表。自从我帮王会计记账以来，这类报表已造过一些。不过是按照既定的表格规格，用复写纸复写几份。所列项目用汉字填写，为了整齐美观，我都用仿宋字体书写，再填写上上报的数目字。马淦此人，我过去在财务科就见过，以后为别的事还和他说过话，我觉得他说话比较随便，面孔不是摆得那样森严，还将对他的观感向小徐交谈过。谁知小徐听了我的介绍后说：“你才不知道呢，马淦才不是像你说的那样。有一次，杨股长要我和场部的干部们去麦地里锄草，我和马淦挨着锄草，不小心锄掉了一根麦苗，马淦立刻变了脸，把我数说了一顿。咱们在十工农场也锄过草，可谁会为锄掉一棵禾苗批评人?从来没有嘛!”小徐的一席话，立即又改变了我对马淦的看法。现在，办公室里只有我和他两人，我坐在他的办公桌后面，按照他的吩咐造生产报表。他拿来的报表底子，字写得歪歪扭扭，阿拉伯数字也极不规整，这使我立即想到，这大概就是他的笔迹，一个小学程度的人。也许，由他手写的报表送交上级很不像样子，他才想到了我，由我代为造报表送交上级。工作量并不大，有一两个小时就可完成。在我认真造报表的时候，他几次凑到我身旁，他也穿短袖衬衣，借机说一两句话，把手臂紧紧地挨在我裸露的手臂上，这种“亲昵”令我反感，因为不把手臂紧挨在我的手臂上，完全不影响他对工作的指示或检查。但我不敢有什么表示，他也不敢进一步有什么举动。我曾是女记者的身份，当了右派后还有工资拿--降了5级后的工资可能比他的现工资不少，这些对他有一定的威慑。造完报表，我庆幸工作量不算大，就匆匆回了宿舍。
在场部的干部中，我觉得最好的是教育科的梁干事。别的干部我们都要称其为“股长”，梁干事不知为什么，一开始大家就称他为梁干事。教育科在业务上同我的工作没啥联系，但我因事到教育科仍去过一两次，每次去办公室只有他一人，他会从抽屉里拿出几块奶糖，递给我。我不好意思拿，他会重复地说：“拿上，拿上，拿去吃。”安西县城里的商店难得有奶糖卖，我没钱，也无法买到奶糖，梁干事不知从哪里设法买来了奶糖，热情地送我几块，执意要我拿去吃，竟使我觉得有些不可理解，却又不得不有些猜想。也许，他对反右派斗争就有看法，特别是看到年轻可爱的女性，远离家人，被发配到农场劳动改造，使他不禁产生了同情怜惜，所以他愿意把自己设法买到手的奶糖送我几块，给我一点惊喜。因为他知道身居农场失去自由的我，根本无法买到奶糖，而像我这般年纪的女性都嘴馋。后来我得以知道，他给小徐也送过糖块。当时我俩都对此保密，那稀罕的糖块都是各自偷偷地吃了，既不向别人说起，也不给别人。也许，他只是出于一种人类的同情心，才慷慨地把不易弄到手的奶糖分送给我们一些。
此次夏收中，一、二站我的难友中还出现了悲剧。挨饿半年的难友，在麦田里都吃生麦子，站上的干部无法到每块地里监视，吃生麦子便成为不限量地补充食物的最好途径。难友们大喜过望，在收割过程中，即使在站上干部的监视下，也设法避开他们鹰隼似的眼睛，毫不懈怠地吃生麦子，谁还会去关心收割的进度呢。我和小徐路遇他们，看见他们散散慢慢或蹲或坐在地里，漫不经心，全然没有了在十工农场四大队时一个个抢先收割的情景。政治高压和饥饿，这双重的压力，已使他们的心境有了很大改变。夏收是一次难得的机遇，是我的难友们补充食物的大好时机，时不我待，机不再来。这里的夏收不像在四大队时那样会延续到40多天，因为播种面积要少得多。难友们仅仅是看到了机遇的难得，长久饥饿的胃肠只觉得总也填不饱，吃生麦子又无人为之限量。于是，为了让长期挨饿的胃肠也满足一下，人们吃生麦子的欲壑难填，吃了又吃，总也不停。许多人凭常识知道，吃生麦子不可过量，过量了会出事，特别是对饿久了的人。而个别人不知其利害只一味地满足胃肠的需要，心理上的需要，毫无节制地吃麦子吃个不停。生麦子本来就难消化，在麦田里狼吞虎咽未经充分咀嚼的生麦子就更难消化。这些大量填塞在胃肠里的生麦子，经饮水和胃液的发酵膨胀后，体积胀大了几倍，正常的胃无法容纳，就出现疼痛非常的症状，如得不到及时抢救，最后胃被胀破，人只有一死。我在二站的一位难友就犯了这样的错误，在大田里吃生麦子，他是不管不顾，对别的难友的忠告毫不理睬，饿久了的胃肠总觉得填不饱。到第三或第四天的晚上，回到站上吃了些面条，又尽饱喝了些开水，到了夜里，胃肠里的生麦子发酵膨胀，剧烈的疼痛使他在铺上翻滚不已，大喊大叫，此时，已回天无术。到他停止了喊叫时，人已到了另一个世界。他姓徐，上海人，原**员、复转军人，是兰州茶叶公司的干部。妻子叫唐迪凤。
胀死了的难友，又成为二站借题发挥，对右派分子进行教育的“活教材”。第二天，割麦前，就在站里的一块空地上，召集全体右派分子及家属开现场会。死难者隆起大肚皮的尸首就摆放在一旁的地上，让参加会的每个人一眼就能瞥见。站上的王智礼队长铁青着脸，大声训斥：“你们有些人不是叫喊肚子吃不饱吗?，右派分子徐xx吃生麦子胀死了。现在大家都看见了，这种人硬是不服改造，同党顽固对抗，直到自取灭亡。你们都好好把这人看看，你们自己愿意走这条路也行，死就在眼前!”王智礼冷酷无情的训话，重重地敲击在每个难友的心上。他们眼睁睁地看见躺在地上的死难者头发散乱，脸色蜡黄，肚子高高隆起，肚皮泛起青白色，肚皮上的血管因为绷得太紧，甚或已经绷断了，颜色五抹六道的。这副惨状，使他们一个个瞥了一眼之后，便立即转过了头，不忍再继续看下去。
唐迪凤哭肿了眼睛耸动着肩膀啜泣不已……她来到农场是和受难的丈夫同甘共苦的，现在，可怜的亲人抛下她独自走了。已经进了另一个世界的亲人，听不见王智礼那残忍冷酷的训话，而她还得听着，因为亲人吃生麦子胀死了“犯法”。那沉重的政治压力，她还得承受。她本该号啕大哭，吐尽几年来心中的苦水，倾诉几年来她和丈夫积郁的愤怒和委屈，而她不能。作为一个右派分子的遗孀，她连放声大哭的权利都没有，她只能噎着气啜泣不已。
在一站，也出现了我的难友吃生麦子被胀死的事实，他的名字叫刘万民，是个大高个儿，其余不详。一站的做法要缓和一些，没有摆出他的尸体进行批判。
在我的人生经历中，曾多次听到过胀死人的事件，其中还包括我的一位堂伯父。在我的父辈中，论大排行，他是老六，我的父亲是老七，按老家习俗，我叫他六爸。他在50年代被判了刑，过了几年劳改生涯，在劳改期间受尽饥饿之苦，刑满释放后回到会宁农村的老家，投奔到兄弟侄儿家，只给了他一碗野菜做的酸菜。后来，他早年的一位老知交接纳了他，这位老知交家中有一只羊，就杀了羊款待他，美味的羊肉他吃个没够，那位老知交告诫他，饿久了的人吃饭要有节制，特别是吃肉一定要有节制，不然要出危险。羊肉吃饱之后，两人就在热炕上睡了，而我六爸一直睡不着，心里一直惦记着锅里的羊肉，觉得没有吃够，未能尽兴。辗转反侧，思来想去，心想老知交杀了羊就是为了招待自己的，为什么不让自己吃够呢?后来，听见老知交已沉沉大睡，他就蹑手蹑脚地爬下炕来，摸黑来到灶头边，揭开锅盖，抓起羊肉又大吃大嚼，倒是吃了个尽兴，等老知交发现时，也已回天无术，一命归西。
从得知的几个胀死的事例，我得出结论：凡胀死的人都是由于长期饥饿，饥饿是原因，胀死是结果。这种因果的倒置，常常是由于在特殊的年代里，人长期挨饿，在一旦得到充足的食物时便出现了自己无法控制，一个劲地吃的愿望和行为，最后又导致死亡。
这里，我想把我的难友，原高台县方正儒以灵活机动的战术为全家人求生存的故事，再接着介绍下去。
方正儒是庄稼行里的里手。夏收前，站上派他去浇水，浇洋芋地时，他发现有些洋芋已长大可以吃了，就顺手把长大的洋芋从根茎上取下成为自己的收获物，而把未长大的小洋芋仍留在根茎上埋在地里，让它们在浇水后继续成长。这样，站上的干部在浇过水的洋芋地里走一趟，未发现任何破绽，就增加了对他的信任。
夏收后，打麦场上缺人手，他被理所当然地派到了场上干活。当时凡劳改系统的农场，场上干活的人都偷粮食，方正儒也当仁不让，不断从场上偷粮食，把偷来的小麦装进大大小小的袋子里，分散埋在外人不得知的秘密地方。家里绝对不放。从开始打场的第一天起，他全家人就天天吃煮麦子。因为站上的干部会随时进门来转转，随时会受到查问，而煮麦子还会散发出一种气味。他家煮麦子先是把煮麦子的搪瓷盆子搭在做饭的灶火上用大火煮，刚煮时还没啥气味，等一开锅，便立即把盆子放进炕洞里，在炕洞里烧火继续煮。盆子里的麦子在炕洞里的灰堆中一直煮着，因为炕洞门被封闭得严严实实的，什么气味也出不来。即使有人进来也发现不了。到夜深人静，不会有任何人再闯进家里时，他们全家人围坐在热炕上，端起盛着煮熟了的麦子的碗，才开始了盛宴。煮得开了花的麦子，由他们全家人细细地咀嚼品尝，再慢慢地咽下，尽情享受着别的难友想象不到的饱餐之乐!此时，方正儒想到，同全家人坐在热炕上吃偷来的煮麦子，真乃人世间之极乐也!
此后，又有了少量糜谷上场--陕西籍的管教干部除了喜吃精粉，还喜欢吃小米，为了适应他们的喜好，站里种了少量糜谷。糜谷在场上还没开始打碾，方正儒的饭食就有了改变。先在簸箕里盛上糜谷用鞋底使劲搓来搓去，搓去糜糠或谷糠，簸去糠皮，便是黄灿灿的小米了。吃惯了煮麦子的他，也想换换口味。他在场上用砖块支起的小火上，用饭盆把小米放在下面煮，小米上再放些白菜。干部到场上来转悠，看见饭盆里煮的是白菜，等干部走了，揭起白菜，黄灿灿、香喷喷的小米饭已经熟了，可大饱口福!他坐在场上，吃着来之不易香喷喷的小米饭，比站上干部还要得意!站上的干部吃小米，自然有他们信得过的“职工”送上门去，不掏分文，不用吹灰之力!方正儒吃上小米饭可是用了些心计，在干部的眼皮底下煮小米饭，还得有些胆量。
从四工农场不论用何种手段搞来的吃食，方正儒都觉得取之有理，他自己既然蒙受不白之冤来到这里劳动改造，他也为农场创造了财富，理该吃饱肚子。“粒粒皆辛苦”的粮食来之不易，有他的一份辛劳在内。他的老婆孩子原来留在老家就挨饿。全国解放好几年之后，当农民的老婆孩子却吃不饱肚子；作为一家之主的他要担当起责任，想方设法让全家人吃饱肚子。何况，老婆孩子跟随他到了农场，是跟他同甘共苦，有难共当哩!在四工农场，老婆参加劳动的机会很少，她已没钱到商店买些年轻女人喜欢的头巾、花布之类来打扮自己。方正儒记住了自己由于向县委书记反映家乡缺粮，县上虽给了自己的家乡几万斤回销粮，自己却当了右派分子、成了阶级敌人的惨痛教训。但面对全家人都吃不饱肚子的现实，他无法回避，他要尽责。食物的来源，有时也会有些意外的途径。一次，住在隔壁的一位姓郭的难友夜里从十来里路外农民的羊圈里偷来一只羊，宰杀后送给他半只，他也欢天喜地地收下全家共享。在饥饿的年月里全家人能吃上肥肥的羊肉，真是天上掉下来的福分。这正应了中国的一句古话：“饥寒起盗心。”而他早已不是高台县委的农村工作部部长，作为县委农村工作部部长的为人与办事原则，早已跟他没有了干系。
夏收后的日子里，还有件事可以追述一下。有一天，机磨坊缺个人手，贺嘉宝科长通知我去干半天。我这是第一次进机磨坊，进了机磨坊，看到整个作坊的布局，大致是这样的：在一个木板的平台上有两轮石磨上下合在一起，在隆隆声中转动着，石磨的转动由一台汽车的发动机带动。照管发动机的“职工”，看样子年纪已近40岁，自己声称他曾是潘(自力)大使的司机，方脸老显得没洗净似的。就是这样的人，在我们几个女右派到来之前，据说还有些举动，把藏在箱子里的玻璃砖的镜子取出挂在了机房里，换上了比较干净整齐的工作服。据说，他人虽劳改了，还有两三千元的存款--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数目，这可能也是他自己放出来的风。在劳改农场多年不见异性，我们这些女右派的出现，竟然在他的心理上引起骚动，是我们谁也未曾预料到的。但别的“职工”们还是注意到了，所以将他们观察到的异常动静散播开来，又传进了我们的耳中。
我这半日的任务，是把磨盘已磨过的碎麦子--它们通过两条通道流到木板平台下面的木头仓里，用木头簸箕铲起倒进麻袋小半袋，背着这小半麻袋碎麦子，踩过四五个木头台阶上到木头的高平台上，倒进石磨上方中间的一个方斗，让碎麦子作再一次的加工，再磨一次。我不知麦子总共要磨几次，我这天下午的活，就是重复地把碎麦子背上木头平台，再倒进石磨盘上方的木斗里，下来上去，上去再下来，重复不已。活倒不重，不用赶速度，不紧不慢地干着就行。大概因为麦子不停地在石磨上磨着，摩擦生热，我只觉得磨坊里比室外的温度要高，有点闷热。石天爱、王桂芳，还有一两个家属--其中一人是财务科张振英的老婆，都也在不紧不慢地干着活。机磨坊还有两个就业“职工”，一个叫冼维汉，一个叫王益清，俩人都二十几岁，说是我的兰州老乡，估计都是刑事犯罪判了刑的。他俩的任务，主要是对机磨坊电路或机械上的问题进行处理，如无故障，也干些一般的杂活。
就在我们都不紧不慢地干着活的时候，竟然还出现了一个戏剧性的情节：常在机磨坊打磨子的石匠--当然也是一名就业“职工”，突然出现在我身旁，用一个很脏的小布口袋在麦堆上匆忙地装麦子，但我开始并没意识到他在干什么。他，个子矬小，在我管理油料期间也常被指派来帮助干搬动汽油桶之类的杂活。在干活的间隙，他会蹲在地上，从裤腰带上拿出一个五六寸长、竹竿的旱烟锅，再从一个小小的布口袋里用手指捏出些碎旱烟叶子，塞进金属的烟锅子里，点上火，“叭叭”地抽起来，这一切动作都不急不忙，慢条斯理，好像一抽上旱烟，他便无忧无虑，别的什么都不在话下。这天，他突然出现在我身边并没引起我的注意，我更没意识到他是在偷麦子，因为他平常也在机磨坊干些杂活。但石天爱低声在我耳边机警地说道：“他在偷麦子，快抓!”我毫不犹豫，立即上前制止了他的偷窃。他偷麦子没有偷成。石匠平日里帮我搬动汽油桶已经有些日子了，他觉得跟我有点熟悉，见我平常和他们说话和和气气，便错以为我对他偷小麦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装作没看见，他就偷成了。岂知，此时的我，对于偷农场的小麦还顽固地认为是不道德的行为--主要原因是我的肚子饿得还不利害，石天爱又让我去抓，我就听了她的话，没让他偷成。事后，石天爱又说：“你是干部(真是天晓得)，到机磨坊看到他在偷麦子，你就应该‘表现’一下自己。”对这等事，我确实并没有表现自己的想法，而对石天爱的话言听计从，倒是完全做到了。我的行为是违心的，还是没有违心?到如今我也说不清楚。但是，这一戏剧性的场面的出现，我一直记忆深刻，难以忘记。
近年，我认识了一位女大夫，名叫郝钟宇。攀谈中，她说，她姐夫赵宗普，原是兰州市税务局的干部，1957年被定为极右分子送到了酒泉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1960年夏收季节，她年近七旬的老母亲，风尘仆仆地从兰州长途跋涉，到一个小地名叫清水的地方，去看望她姐夫赵宗普，在站上住了十几天。
这时节，也正是我们第三次参加夏收期间。
老人从夹边沟回来，路过张掖，住在女儿郝钟宇家，告诉郝钟宇说，你姐夫瘦得不像样子了，全是这几年挨饿饿瘦的，走路摇摇晃晃，根本干不动活，整个站上的劳教人员都干不动活了。那里是盐碱地，麦秆细细的，麦穗子只有半寸长，这样的麦子凭劳教人员的体力无法收割，但总不能把麦子烂在地里不收割。农场就从劳改农场调了一批劳改犯帮助这里收割。这些劳改犯人个个身体健壮，收割很快。但只收割了一星期，带队的管教干部就不同意再干下去，带着原班劳改犯撤回原劳改农场去了。原因是，劳改农场的管教干部嫌这里的伙食太差，犯人们吃不饱，怕再收割的时间长了，会把劳改犯的身体拖垮。
据郝大夫的老母亲亲眼所见，夏收期间，这里的劳教人员吃的是苜蓿捏的菜团子，苜蓿是从农场的地里采掐来，用少量包谷面掺和着苜蓿捏成团蒸熟，每人食用还限量，不能尽饱吃。有一次，一个管教干部不许一劳教人员吃午饭，说他拉肚子，不能吃菜团子，饥饿的劳教人员当即哭了起来。
劳改犯们在这里收割麦子吃不上白面，也吃苜蓿菜团子，这样粗劣的伙食，犯人们在劳改农场也没吃过，劳改农场的管教干部怕把犯人们的身体拖垮。而夹边沟农场的管教干部不怕劳教分子的身体垮下来，甚或还要找出理由随便克扣劳教分子的饭食，让常年饥饿的劳教分子再饿上一顿!一个成年人因不许吃苜蓿菜团子而哭了起来，这个事实本身的惨无人道，令看望女婿的老母亲心灵颤栗，几乎也落下泪来，而管教干部我行我素，不以为意。在他们的心目中，劳教分子饿死若干个，又算什么!
我一直为我的亲人在夹边沟忍饥挨饿痛苦不已，我也知道那里土地盐碱化严重，我的亲人曾皮开肉绽地为挖排碱沟吃尽苦头。每到夏收季节，他吃什么饭食，能不能吃饱，他在来信中从未提及，在这第三次的夏收中，他是否也已衰弱得没有气力收割，我都无从知道。
郝大夫老母亲的叙述，确也说明了一个事实，在反右派斗争之后，从省上到地区领导，他们对于在全省新出现的开除了公职的极右分子的惩罚与改造，是选择了一个在全省首屈一指严酷与艰苦的所在，以夹边沟的土地面积、气候与生产条件，是否能让极右分子们凭靠劳动作到养活自己，并无人想及。夹边沟的极右分子从未吃饱过饭，贫瘠而严重盐碱化的土地其收获物无法使终年劳动的人果腹。饥饿，成为对他们的主要惩罚手段。
劳改犯在帮助清水夏收时吃几天苜蓿菜团子，为他们的管教干部所不容，怕拖垮犯人的身体。清水的管教干部还要找岔子克扣劳教分子的一顿苜蓿菜团子。判了刑的犯人身体健壮，除了完成本农场的夏收任务，还支援清水夏收；清水的劳教分子衰弱的身体无法完成夏收，吃不饱苜蓿菜团子，还被任意克扣。同在甘肃的河西地区，同在劳改系统，劳教分子的地位在劳改犯之下。
为何形成如此的局面?只有省上和地区的决策者心里明白。
郝大夫的姐夫赵宗普在这年冬天也死于饥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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