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西的太阳最温暖最壮丽最灿烂最辉煌最多情也最动人心魄!
我们初到农场每天在田野里劳动时，太阳温情脉脉地对每个人的注视，使我白皙的面孔很快变得红扑扑，继而满面绛红，只是由于塑料眼镜框的遮挡，才在脸上部留下了几道白印印，劳动的双手变得黑黑的，粗糙而有力。我和早两月来的书生们变得一模一样了。有时，田间小憩，我倒头便睡在地边，棉袄盖在身上，每当这种时刻，太阳便热烘烘地抚慰我，和我说着悄悄话，送我在一半分钟之内进入梦乡。我睡得极安适、极快乐。也许，一觉只睡了十来分钟，耳畔已响起组长的喊声：“起身了，干吧!”醒来的我浑身热热的，血脉的流动极畅达，每一个毛孔都是熨帖的。在此之前，我真不知道人世间短暂至十几分钟的睡眠竟会如此惬意、如此幸福!设若太阳也像世人那样对我们另眼相看，我躺在冰冷坚硬的地头就不会有这样的福气了。
天气渐热。太阳的光芒直射大地，无数金色的线穿透空气，丝丝作响进入大地，拔节猛长的麦子长饱了籽粒，由青转黄，然后被收割个精光。光着上身挥动臂膀在田间劳作的书生们汗水直流，晒成了黑人，脊背上的皮成片地蜕下来。书生们戏谑地说：“这是‘脱皮(胎)换骨’。”一次下工后，我曾从一个小伙子的背上撕下几张两寸见方的皮，问他：“疼不?”小伙子笑笑说：“现在不疼，正晒的时候像针扎似的。”书生们对“脱胎换骨，重新做人”想得很认真，一切都向劳动人民看齐，殊不知，烈日曝晒下的安西农民也从不光着脊梁劳动。
有一次，我伸展四肢躺在田间，眼望辽阔无际的蓝天，一轮红日当空，她望着我，我望着她，太阳好像俯身要和我单独说点什么，她面庞赤赧肥大，仿佛要听我诉说絮叨人世间亏欠我的一切，沟通点什么，抠出我心里的痛楚，抚平我的创伤，让我宁静快乐。周遭几个正在说话的人，水渠，田地，似乎都从身边渐渐隐去，明净深远的蓝天之下，就只有一个我，我的脑际突然涌出李白“天地一腐儒”的诗句。记得有位中学同学曾拍了张照片，在浩渺无际的穹隆之下，别的什么一概没有，只有她的上半身身影，她眼睛深邃明亮，不知对这个世界正在思索些什么。她在照片后面就题写了“天地一腐儒”5个字。我觉得她的奇想是一种智慧，很佩服她的聪明。可如今，我能说自己是个“腐儒”吗?我算是个什么样的“腐儒”哟，我不禁好笑，更觉得心酸。如果我有权把握自己，潇潇洒洒地活人，我真正属于我自己，一切该有多好，但我分明不能够。
尽管我受苦不像景超在那边那样无法言说，不可名状，可我连一丁点儿的自由也没有啊。茫茫尘世，苦海无边，我内心深处涌动着的只是寂寞孤独无奈，我渴望得到党的理解，重新回到人民的怀抱，堂堂正正地做人，这一切却都无法向谁诉说。然而，此时此刻，挂在湛蓝天空的太阳是属于我的，她依然亲热地俯身向我，对我说着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热人肺腑的话儿。太阳创造并给予了我热烘烘的氛围，温馨可人，我的头脸上渐渐渗出了汗珠，我独自个儿咀嚼消融着连我自己也无法说清楚的内心复杂激荡的一切。
有一次，我偶然来到了夏收后的田野。此时，地里已一片光净，只残留着尚未运走散落各处的少量麦捆，地埂、渠边及未来及平整耕种的田边小块高地，都长起了半人深的芦草。由绿色划分的土黄色方阵，伸展得很远很远，再远处，则是未开垦的荒野，更是一片苍翠。极目望去，田边长满芦草的小小高地像是一片片丛林，远处无际的苍翠海子，不时涌起阵阵波涛，闪着忽明忽暗的光波。已近黄昏，西坠的太阳大极了也红极了，涌动的苍翠波涛倏忽间抹上了鲜明的火焰，太阳在火焰上跳跃滚动，灿烂无比，瑰丽无比!这落日的景观，使我心头发热，觉得有许多话噎着，一下却又说不出来。刹那间，太空中似“”然有声，跳动的红太阳忽然不见了，苍翠波涛上的火焰又烧了一阵，便也渐渐熄灭。荒野的风兀自忽紧忽慢地吹着。
就在这时候，安西的瓜熟了。
安西旧称“瓜州”，因为地方荒僻，生活苦，据闻过去连当县长也少有人问津。但是，凡在这儿当过县长的人，都对这儿盛产的美味的瓜赞不绝口。我生在号称“瓜果城”的兰州，从小吃惯了各种各样的瓜，初到安西，对安西的瓜尚无真切的认识。我第一次从一位工人的手中接过来切开的甜瓜品尝时，只觉很甜，味道甚好，思绪却飞到了生我养我的兰州去了，飞到了兰州的瓜市上去了。
小时候，每到六七月，兰州的大街小巷到处都是小贩的叫卖声：“瓜哟，瓜哟，香加脆的瓜哟!金塔寺的瓜哟!”“金蛤蟆，金蛤蟆，便宜卖，便宜卖的瓜哟!”此起彼伏的叫卖声，从上午摆出瓜摊便喊起，到黄昏时分更是响成一片，漫步街头的行人，往往被喊声吸引到摊前驻足不前，打量一阵，进而讨价还价讲定了价钱，挑选一两个带回家去，和家人共享。早先，卖瓜从不上秤，瓜贩们的经济头脑尚未达到掂斤算两斤斤计较的精明度。这种先声夺人的叫卖声只是告诉人们：“甜瓜上市了!”
再过些天，别具特色的醉瓜又上市了，醉瓜外观是粗糙的麻皮，直径半尺多点，圆形，其瓤有醇厚的酒香味，瓜摊前酒香扑鼻，大吃一通，满嘴都是香甜的酒味，像是才吃了酒似的，真是瓜不醉人人自醉。
以后，白兰瓜、铁蛋、西瓜等各类瓜又接连上市了，价廉物美，普通人家在整个夏季都能吃个尽意，一直吃到深秋。过去，兰州的西瓜个儿大，从**斤、一二十斤直到二三十斤的都有，挑着西瓜沿大街小巷叫卖的小贩，用的都是柳条编就带个稍稍隆起的圆边的平底筐，每筐最多放三四个西瓜，大西瓜只放两个，小贩用一根光溜溜的扁担将两个平筐担起，扁担闪呀闪的，装在平筐里的西瓜一览无余，闪着油绿、浅绿及深浅两种绿色相间的美丽光泽。在小贩悠长嘹亮的叫卖声里，一担担西瓜从人们的眼前流泻而过。小贩每卖掉一个西瓜，从平底筐里取出十分便当，小贩的肩上减轻了负担，心中喜欢，扁担闪得更欢，吆喝声便更悠长更有韵味了。
摆在街面上的西瓜摊，都备有一个低低的小桌，挑出最好的西瓜切开来卖。切瓜用的刀有一寸多宽，长一尺多，略呈弯形，一个西瓜先切成四大块，再一一横切成“牙子”。每一“牙子”都很便宜，站着或蹲着吃几“牙子”既解暑又解渴。瓜摊主人的吆喝极尽对出售的瓜炫耀夸张之能事，什么“赛冰糖的瓜哟--”“门扇大的瓜牙子哟!”等等，等等。过去，兰州人把铜板或每分硬币习惯简称为“大”，瓜摊主人也吆喝出每“牙”瓜的价钱，“五大一块，五大一块”的叫声不绝于耳。
在家里，全家人围成一圈吃瓜，则更有一番情趣。记忆中，我们家吃瓜都是在房内当地放一炕桌，在炕桌上切瓜，老人和大人坐在椅子或炕边上吃瓜，娃娃们多蹲在炕桌周围吃。娃娃们吃瓜，常常是一边吃一边放松裤带，让馋人的瓜瓤毫不受阻地塞进肚子，塞满胃肠。大人们见到，也只笑笑，并不责怪，让娃娃们继续吃，吃个够，吃个饱。我小时候肠胃不好，吃瓜却从未受到大人的限制，每次总要吃得弯不下腰来，方算吃够。
我在千里之外的“瓜州”回忆起兰州的瓜季，那伴随着我儿时和青少年时代的一个个瓜季，心里生出无尽的惆怅……我的生命，我的血脉里，曾一直流动着瓜季的甜蜜和快乐，现如今，在我生命里出现过的兰州瓜季，仿佛只是一个个遥远而美丽的梦境，我远距离地刻骨铭心地观望着它们，直觉得那些梦境离我愈来愈远，远不可及。
在我的一生中，只有在1957年的夏天，我没沾过瓜的边儿，完全忘记了吃瓜的事。7月开始的反右斗争，把我们推向绝望的深渊，欲死不能，欲活还休，我震颤的灵魂被整治得血迹斑斑，惨不忍睹。吃瓜是生活愉快的人们的享受，吃瓜的至大至美无法言喻的乐趣，同我们已无缘。我们忘了吃瓜。到10月后，我们交代“罪行”终于告一段落。当我们各自被通知参加劳动时，这才发现，从夏到秋我们没吃过一口瓜。瓜的季节已经过去了。我心中有过的甘甜也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安西的瓜比兰州的成熟略晚，种类更多，论质还更上。因为是农场自产，多数人都到地里去吃去买。我从小熟悉了的叫卖声，在1956年以后的兰州已渐次少了，此时也只能在梦里去寻觅。而处于经济拮据中的难友，到地里掏钱买瓜吃的其实很少很少。思绪烦乱愁闷不已的书生们都喜欢狂吸猛抽一通8分一包的廉价烟，也就没有多少钱去买瓜吃了。
又过了些日子，我生平第一次吃到了一种叫“可可齐”的瓜。那天，我到三大队的菜地里给鸡兔弄饲料，就是把莴笋的叶子剥下来几层，装入麻袋，背到饲养场去。我和小徐每天轮流到菜地弄饲料已两三个月了，开始每次只能背二十斤左右回去，以后每天自觉地加码，到此时已能背六七十斤回去了，饲养场离菜地有一二里路，不算很远。种植瓜菜有个专门的园艺组，负责人叫张经国，张掖人。他原来是学园艺的，也是个难友。因为园艺组活路比较轻，小张主要带了一帮子家属一起干活，我们几个女右派没资格同她们一起干轻活。这天，正好食堂管理员陈明也到菜地来拉菜。陈明是从武威步校来的原军官，同曾芳煜一个单位，靖远人。陈明调三大队食堂当管理员以来，我们的伙食大有改观。他经常要到县城去采购，因为农场无邮局不能汇款，我还托他给景超寄过钱。他知道我58元的微薄工资每月要养活俩孩子，还要省出一点寄景超，曾感叹地说：“难能可贵，难能可贵!”所以，我们彼此已很熟悉。没想到，这天小张双手捧来一个“可可齐”，让我和陈明品尝，说是：“新疆来的品种。”可可齐呈椭圆形，两头略尖，一尺左右长，油绿色皮，瓜瓤白如玉，脆而甜，真的甜似冰糖。小张也许是对自己的种植技艺感到骄傲自豪，为了向我们显示，才特意摘来要我们品尝的罢。我和陈明咬嚼着脆生生的瓜瓤，那白玉似的瓜瓤不断溢出冰糖般的甜汁沁人心脾。陈明乐呵呵地笑着说：“这比兰州的冬果梨还好吃，冬果梨哪有这么甜这么好吃!”他也不忘记借此安慰我，说：“小和，如果不来安西，你哪能吃上这么好的瓜!”也是聊以解嘲吧。
一个休息日，石天爱去小卖部买烟时，回来告诉我：“原来你们组的两个工人拉着架子车在场部卖白兰瓜呢，他们让我叫你去买。”我说：“你买了没有?你咋不买?”她只简单地回答说：“我不买。”我知道她每月只有20元的生活费，除了吃饭，还要和男士们一样省下钱来抽廉价烟，就再什么话也没说，拿了点钱自己去买瓜。卖瓜的原来是长着络腮胡子的武威民工及青年工人小李，他们见到我，亲热地怪怨说：“把你就等不来嘛，你怎么不来嗄!是石天爱叫了你，你才来的，是不是?”我笑笑说：“这不是来了吗!”一问5分1斤，比兰州只便宜1分。在兰州时，我觉得6分1斤的白兰瓜很便宜，在这儿，我觉得5分1斤很贵，原因是现在我每月的收入也就是全家人的收入，比过去减少了四分之三，我不能不精打细算。他们俩帮我挑来挑去，我只买了一个，花了1毛多钱。我拿了瓜要走，小李又塞给我一个瓜，说：“这个送给你，拿去吃吧!”我有些不好意思，觉得应公私分明，不能白拿--我时刻不忘记来农场的任务：改造思想。长络腮胡子的武威民工热情地说：“拿上，拿走吧，这瓜还是我们一起在刮大风的那天种的，你忘了吗?熟了以后你还没吃过呢!”原来，我们在暴风肆虐的那天上午点种的白兰瓜已成熟了，他们车上拉的，卖给和送给我的两个瓜，都是我自己种的白兰瓜。啊，我觉得真可享受一下自己的劳动果实啦!
在号称“瓜果城”的兰州长大的我，从小就听说种瓜作务十分精细，讲究甚多，有许多我不懂也记不住的工序。
记得我上小学时曾坐木船过黄河去雁滩旅行。雁滩是黄河中心的一个小岛，有许多农田，是兰州的蔬菜瓜果供应地。平日里，雁滩的农民过黄河乘坐的都是羊皮筏子，运送蔬菜瓜果到城里都用羊皮筏子，把城里人的粪便运回做肥料也是用羊皮筏子，到城里购物走亲戚自然也是乘坐羊皮筏子。羊皮筏子一次可乘坐七八个人，是城里和雁滩之间的主要交通工具。我小时候也曾多次乘坐过羊皮筏子，特别高兴。这次由学校组织去雁滩旅行，坐羊皮筏子人太多，怕会有小学生不慎掉入河中。所以学校让大家坐大木船过黄河。
到了雁滩，正是花红柳绿时节，良田碧绿，风景正好。我们在种着西瓜的地边游玩，看到瓜地里铺着厚厚的小卵石，地边摞着许多烧制粗糙的大碗，每摞有三四尺高，摞了一大堆呢，有些就堆放在看瓜人住的小屋边。长大后我才知道，这些大碗，是在瓜苗小时，为了保温于晚上扣在瓜苗上的，其作用正如现在的塑料棚，真不知是哪个聪明人的创造。兰州阿干镇一带素有烧制陶器的传统，其出产的“沙锅”很有些名气，让陶制的大碗充分发挥效益，用到了瓜类的栽培上，这大概也是兰州人的一大发现。再说每天晚上要在整块地里的每个瓜苗上都扣上大碗，到早晨天放晴时再一一取掉，光这一项，费工就十分浩大，由此可见瓜果城的农民，为栽培瓜类，真也是费尽了心血。
地里铺着厚厚的小卵石的田地，叫砂田。兰州人知道，最甜最“沙”的“旱沙瓜”，就是砂田里种的。砂田地里的小卵石，都是种田人从新砂源处采挖，用背篼一背篼一背篼地背到地里的。砂田保墒好，具有积蓄白天日照的热量，在夜间释放出来保温的作用，且能充分利用土地肥力。一亩新砂田能充分发挥效益三四十年，所以，过去有“挣死老子，富了儿子，饿死孙子”的说法。
来农场后，根据每天下地劳作的经验，我觉得这里耕地面积宽广，作务十分粗放。当时，我想像我们那样随便在地边点种了瓜子，以后多日便不会再去那块地，点种下去的瓜子会长成瓜吗?我对于以后能不能吃上瓜十分怀疑。谁知，现在架子车上堆放的，正是我们那天点种后长成的白兰瓜。从形状的大小、白里透黄的颜色看，这些白兰瓜同兰州所产毫无二致。我虽然只是在暴风肆虐的天气里，用小铲子在地边轻巧地铲了许多小坑种下了瓜子，此刻，收获的喜悦之情不禁油然而生，我竟然能吃上自己亲手种的白兰瓜，这里得天独厚的气候和土质条件真是太好了。我真高兴。
我抱着两个白兰瓜回到宿舍，和石天爱、小徐及后来同居一屋的老殷一起分享。这白兰瓜当然是兰州的种子，但比起兰州的白兰瓜来更甜，绿莹莹的瓜瓤一口咬下去，满嘴都是香甜的汁儿，一直甜透在心间。我们吃得高兴极了，一会儿就风扫残云，把两个瓜吃了个精光。兰州种白兰瓜的历史我十分清楚。1944年，美国副总统华莱士作为同盟国的使者来兰州访问，因为兰州早享有“瓜果城”的美誉，所以华莱士特意把美国产的一种名瓜的种子带来送给兰州人。当时，听说华莱士喜爱观赏排球比赛，兰州女中还特意派出球队下午到兰园赛场打球，全校同学都去观战助威，我也去了，不知什么原因，华莱士那天下午却一直未露面。近年，我查阅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七辑)，看了书中《记农学家张心一》一文的有关记载，又进一步对白兰瓜的来历有了了解。张心一是甘肃籍20年代的留美生，在美国时，与美国农学界有交往，有不少朋友。美国副总统华莱士来兰州访问时，张心一任建设厅厅长，华莱士也是学农的，受罗德明博士委托，带给张心一一些蜜露甜瓜种子和92种抗旱牧草种子及锄草器等。华莱士带来的蜜露甜瓜种子在兰州的农科所种了以后，很快就有了收获上市了。为了纪念华莱士给兰州人带来的珍贵的情谊，当时就将此瓜取名为“华莱士”。这种瓜大小和醉瓜相差无几，白皮，无醉瓜的酒香味，但更加甘甜，而且个个“保甜”，因而受到兰州人的特别青睐。
我对农学家张心一，心中还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因为他的夫人张全平，是我中学时的英语老师。当时，他们的府邸就在兰州中街子的一个四合院里。我们那时就知道，她是黄炎培的女儿，因过继给了姑母，才改姓张。抗日战争胜利后，他们全家离开兰州，从此音讯中断。前几年，我在北京的几位同学，又同张全平老师有了联系。1997年10月26日，是张全平老师90华诞，同学们特意上门庆贺，在老师家吃了寿面，和老师一起合影留念，刘昆还把她们同老师的合影寄了一张给我。在这封信中，刘昆告诉我：张老师在1957年也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她本来也没啥可以上纲的“右派”言论，因单位上右派的比例没抓够，才补划为右派。在此期间，她一度只靠业余为几家医院教英语有点收入，生活清贫。我真是再也想不到，张老师在1957年竟也遭此劫难。近日读《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书中说到张老师的胞弟黄万里，留学美国的水工专家，对北京马路翻浆、三门峡工程的论证问题提出了正确意见，竟也被定为右派分子。1960年三门峡大坝建成开始蓄水，库尾泥沙迅速淤积并迅速向上游延伸，威胁到古都西安的安全，情况的严重性超过了黄万里的预言。1964年周恩来主持治黄会议，确定了三门峡工程改建方案，恰好就是当年被否定的黄万里的意见。引自《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第137页。姐弟都定为右派分子的悲剧，竟在老师家里出现，且冤情如此，令人感叹不已。
还是回到“华莱士”的话题上来。解放后，“华莱士”的瓜名被认为有崇美媚美色彩，便改为白兰瓜。白兰瓜被迅速推广到全省各地，在河西走廊推广的结果，发现它生长更好，瓜质更上。以安西来说，日照时间很长，夏季要到晚10时天才黑尽，早6时左右，红日又喷薄而出，日夜温差大，土壤沙质成分多，这种气候土质条件是兰州不具备的，而更适宜瓜类的生长。能在这里吃上更甜更香的白兰瓜，真也是我们的福分呢。
再说，我们吃完了两个白兰瓜，石天爱才慢条斯理地说：“那两个武威民工在地里吃瓜时，常念叨你呢，说你们在刮大风的天气如何种的瓜，说你赶上了种瓜，没赶上吃瓜的时节。”看来，他们在地里吃瓜不用掏钱。后来我才弄清楚，原来在地边种瓜，主要就为了自己队里的人吃，不许声张，也不许拿回队里去吃，这在“一切为公”的形势下，也说得过去。用这种方式为本队搞点福利，让大家不花钱都能吃上瓜，天时地利造就了这种机会，倒真是个好主意!
这天，他们拉着架子车到场部卖瓜，是为了给队里搞点小积累，准备买些文具纸张，以后办墙报搞竞赛时写战报画图表时用。十工农场作为全省勤俭办场的先进典型，生产大队办公费用之少，由此可见一斑。
后来，我还吃上了农场自产的哈密瓜。
我从小就在兰州吃过哈密瓜干。当时，兰州市区中心的中央广场附近，从新疆来的维吾尔族商人开了些门面很小的商店，出售新疆特产葡萄干、包仁杏、哈密瓜干，也卖如大白馒头般洗衣用的圆圆的胰子--兰州人那时把肥皂都叫胰子。这些新疆来的维吾尔族商人，兰州人叫他们“缠头回回”，因为他们多数人头上缠着长长的布，把整个头都裹了起来。他们信仰伊斯兰教，和回民的生活习俗一样，不吃大肉。这几种果品中，最甜的是哈密瓜干，用手指拈一块来吃，瓜干上蜜汁似的黏液会把手指弄得很黏。善于种瓜的兰州人吃了哈密瓜干，也从迢迢数千里外的哈密设法带来哈密瓜子自己试种，因为气候水土条件都大不一样，种出的瓜个头不大，到底也没啥味道。
农场出产的哈密瓜有1尺多长，似椭圆形，杏黄色的瓜瓤很厚，一口咬下去，甜蜜蜜的，水汁很多，淋漓非常，真是好吃极了。请我吃哈密瓜的难友，名叫王洪勤，也是武威步校来的原军官，山东人，农民出身。我问：“为什么当了右派?”他说：“我家里人给我来信，说粮食一征购，就不够吃了，我在鸣放时说了说，就成了右派。”他是笑着说这番话的，心中的苦涩又哪能从挂在脸上的笑容里透露清楚?
我相信，把这种哈密瓜晒干，一定能晒成维吾尔族商人出售的那种瓜干。问了问，原来安西离哈密只有300多公里的路程，我童年的梦里遥远得无法想象的哈密，原来离我现在所在之地只有一天的路程，哈密气候水土各方面的条件，肯定同这里相差无几。几年前，听西北军区战斗文工团的女演员唱《走西口》，歌儿里年轻的姑娘倾诉了送别情人的一腔缠绵悱恻的哀愁，令人肠断；男子汉走西口漫长旅途生涯的孤独凄苦，尽在不言中。歌中的走西口，描述的是山西的汉子出走绥远闯生活的情景。而今，我作为年轻的妻子和母亲，为了“脱胎换骨”，离开生我养我的兰州，远离所有的亲人，独自走出嘉峪关外，已经很远很远了。
不论怎样，我在农场的生活每增添一分自在快乐，我对远在夹边沟的景超的忧思也相应地增添不已。经常挨饿的人每日每时都处于怎样的苦况，我无法想象，也无法想得很具体。但我敢肯定，那些不让他们吃饱肚子的人，在各个方面对待他们一定极为严苛，如狼似虎。景超一向是个极为自尊的人，他如何能承受那把人当做猪狗似的对待!唉，唉，我的亲人，为什么你在蒙冤受屈，一败涂地之后，竟然陷入了这等绝境?我该为你做点什么?我能为你做点什么?我暗自焦急，并一直苦苦思索着。一天，我想到在演出活动中和邹士杰已很熟悉，突然，一个闪念使我打定了主意。我觉得，救他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一个转机也许会到来。
这是一闪念之中冒出的主意，我决心试试。
我鼓足了勇气，找到邹士杰家里，向邹士杰提出请求，请农场领导设法把景超从夹边沟农场要到十工农场来，为照顾夫妻关系，让夹边沟农场准许景超到十工农场劳动改造。我向邹士杰说明景超去夹边沟前后的实际情况，既然原来去夹边沟是出于景超的自愿，现在他愿意来十工农场，应该也是允许的。我认为，景超如能来十工农场，是当时摆脱困境唯一可行的途径。为了促使邹士杰及农场领导积极办妥此事，我还诚恳表示：“如能把王景超要来，我们全家就在农场长期落户，以后把孩子们也从兰州接来。我们再不走了。”邹士杰满面笑容，满口答应：“那太好了，我们马上去函联系，争取把你爱人要来。”
我立即给景超去信，告诉他这边的领导已同意向那边要人，为照顾夫妻关系要他来十工农场好好劳动改造，并问他的意见如何。景超很快来了回信，说只要他们那边的领导同意，他是愿意来十工农场的。他当然很愿意来这儿，几个月的书信往来，他对于我在十工农场生活状况的方方面面--包括演出活动，都有了深切了解，知道我作为右派分子生活得比较自在，最最重要的是还不挨饿--他在夹边沟能吃上可可齐、白兰瓜吗?怕是无法吃到的。而且，分别后刻骨铭心的思念之苦已折磨得我们几乎要七窍出血，我们在各自经历了这几个月不同寻常的生活之后，如果能很快再相聚在一起，那该是人生最大的幸福了。到那时，最丰富生动的语言也难以描述我们相见时的激动快乐，我们将有多少心里话要互相诉说，我们将会在倾吐痛苦中得到满足，因为敞开心怀倾诉痛苦，毫不犹豫地承受相互的痛苦，会使痛苦变为一种享受。我们虽然无法从不可抗拒的深重苦难中走出，只要我们能够在一起，我们会毫无怨尤，勇敢而坚定地共同迎接将要到来的一切。最最宝贵的相互理解与相互支持，将会凝聚成一种不可战胜的力量，它是热，是光，是电，今后的路上不论遇到怎样的艰难险阻，我们都会相视而笑，相互扶持着跨越而过……我想得很多，不免思绪万千，十分兴奋。应该说，他信上的语气比较冷静，没有流露出太多的激动。这使我意识到办成此事是有难度的。
果然，夹边沟农场不同意放人。理由是景超去夹边沟劳动教养，是由省公安厅批准办的手续，现在要离开夹边沟，仍需公安厅批准，他们无权。我的努力没有取得任何结果，我能够做的唯一的一次营救活动失败了。
邹士杰告诉我夹边沟农场的答复时，一定是立即看出了我的失望和沮丧，完全失态的失望和沮丧……
参加演出活动以来，外在的我完全是另一副样子。我和小徐是队里仅有的女性，难友们对我们备加照顾，有时在演出间隙中，我们也抓紧时间在别人的铺上休息一下，因疲劳已极不觉睡着了，醒来时身上已搭上了一件棉大衣。那时，大家的经济都十分拮据，水果糖之类都是奢侈品，我和小徐常能得到难友的赠予，尽管只是有限的几块。性格活泼、爱开玩笑的“演员们”，因为有了两个年轻女性的出现和合作，都显得彬彬有礼而又十分活跃。这种氛围也影响了我，感染了我，有时我也喜欢随口抛出几句轻松的玩笑话。以前景超常说我“尖嘴利舌”，就是指我说起俏皮话来跟他也旗鼓相当。反右斗争之后，我沉默了很久，不会开玩笑了。到十工农场以后，由于境遇的改变，性格才恢复了一些开朗活泼。但我心里的苦，对父母、景超和孩子们的思念挂虑，依然都紧紧地封闭在心灵深处，无法向难友们说及。还在兰州时，在反右斗争期间及以后等待处分的日子里，报社领导上一直设法鼓励挑拨右派分子们互相揭发，立功赎罪。这曾使我们都吃了苦头，来农场后环境变了，同兰州大不一样了，我仍不能不有所防备，因为有些右派分子们乐此不疲，尽管农场领导并无整人之心，有些人总认为已被打倒在地的人只有互相揭发、互相整才正常--这也是他们在反右斗争期间接受的教育，党组织就一直这样要求他们，所以，在农场里，你整我、我整你的情况仍有发生，正如杨骁经历的那样。我不能天真地再挨整。于是，我常用沉默来掩盖内心的辛酸痛苦，我表现出的开朗活泼，也并不妨碍我掩盖内心的真实。
夹边沟农场作出拒绝放人的答复，使我再也无法掩饰内心的一切，能够改变景超命运的美好希冀已化为泡影，多日来等待见面的种种梦幻顷刻间变为一片空白，面前的路将怎样继续走下去，都是我独自个儿的事了，我要孤独寂寞地一直走下去，走下去，不论今后的日子里还会出现怎样的阴霾风暴雷霆闪电……天哪，天哪，这该有多难啊!他的苦日子又将怎样熬下去?这劳而无功的营救，徒徒使我们空欢喜一场，又徒徒使我们增添了烦恼，各自悲叹嗟伤。
现在，在邹士杰面前，我仍然什么话也不能说，而只能沉默……但是，我忧伤沉思的神情一定是深深地触动了邹士杰。
几个月来，他熟悉的是引吭高歌、舞姿活泼的我；他曾让我利用午间工休给家属们办扫盲班，他看到的是和家属们亲密无间、笑语连连的我--他的妻子就在扫盲班里专注地学习着；他也看到我吹着哨子，鸡们欢快地向我奔跑而来，我愉快地撒食，脚步匆忙地查看鸡们进食的情况；在演出的行进途中，在各种各样的场合，他很少看到愁眉苦脸的我。应该说，作为一个年轻女性，在苦雾笼罩、命运多舛的境遇里，我一般尚能自持，而此时，他看到的我完全被悲伤所击倒，我绛红色的脸颊一定是失去了血色，我觉得两手冰凉，简直有些支撑不住……为了安慰我，他连连说：“我们以后再找机会，再争取。”此时，他已由工会主席升为副场长，他还说：“以后如果开场长联席会，我还可以跟他们的场长说一下，再争取争取。”但，我无言。我知道，一切已无可挽回，再也争取不来了。被打倒在地的阶级敌人，怎么可能去改变公安厅批准的决定呢?
(https://www.tbxsvv.cc/html/37/37592/9533214.html)
1秒记住官术网网：www.tbxsw.com.tbxsvv.cc.tbxsvv.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