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昨天，为了写小说看了看《千古百晓生》的“奇门遁甲”，晕了，太复杂。
我这本书之所以写成了废品，在于我关注的太多，总害怕误导读者，也就是说我对自己的期望太高，“太把自己当一回事了”。然而，正是由于我这种什么书都看、事事较真的做法，害得我从一流大学出来却没有建立自己的人脉也没有写出像样的论文（本科毕业时还在关注“人性”，小本科操那个淡心，唉），一位师弟说，你不后悔？他可能觉得我混得太差，所以有此一问。他们都太聪明，不肯花笨力气，而我不一样，尽管痛苦，却不得不受煎熬。
这让我想起了“鸡肋事件”，杨修很聪明是吧，但他为什么就非要聪明到自寻死路呢？难道是为什么理想献身不成？笨并不绝对的笨，聪明也只是相对的聪明。怎样的信息才算充分和完全？什么样的推论方式才算公正？是否存在普遍真理？
柯云路与司马南，当年的张宝胜与何祚庥，中医与**，后者批判前者，站在科学的立场。我们当然要讲科学，但是，即便我们的传统文化有再多的不科学，也犯不着为一己之名利大肆地发表过份的言论。气功大师、异能人士之所以有市场，是因为中国人奉行直觉思维，你们不把这一思维的原理搞明白，不想办法把那些比《道德经》还玄乎的现代自然科学用中国人可以接受的方式普及开来的话，你们的所做所为毫无意义。还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到底谁是权威？到底存在不存在一个领域优秀就可以成为各个领域专家的人？**可以说那些易学研究者拿着国家的钱进行伪科学研究，杨振宁也对易学开了炮，结果和李政道闹得不可开交（他们的确互相攻击，因为易学闹矛盾是我的猜测，因为李政道喜欢老子以及易学，或许，因果应该倒置，即因为两人不对付所以杨振宁才会攻击易学），成了丑闻，——知道的越多我越失望！你们都……唉！
在没有确信自己掌握真理之前，我们只能说：我认为……千万他妈的不要自以为是上帝！中医在抗击**中的作用是经过了现代科学的检验的，**避而不谈让人鄙视。记住，不要靠着获得、处理材料的手段高就蒙蔽大众。问题当然是存在的，但你们的解决方法同样的不科学。科学精神首要的是“存疑”，然后是“实证”，接着又是“存疑”。真正的理智精神完备人格健全的人应该能够不断地问“为什么”，并能够在解决“为什么”之前利用已有的“是什么”进行创造性的体验性的丰富多彩充满乐趣的活动。
我想说两个看法。第一，为什么中国的玄学就一定要这样毫无道理地被批评而不能得到发展呢？记住，古希腊的人的哲学思想仍在现代科学和哲学中起作用，中国古人发展的理论必然也会时刻地影响现代中国人的思维，这是符合进化论思想的论断，你们不能反驳吧？“九型人格”是20世纪初从中东传到欧美的，现在被超个人心理学采纳，也被灵性训练师广泛应用，中国古代的《辨经》和《冰鉴》是否被现代科学同化了呢？没有。北大的吴国盛老师是我所佩服的一个人，**批评他使我很不舒服，我不忌讳在论战中说出个人的主观感受和看法，因为我鄙视那种将个人感受和看法强奸到受众的大脑里的人。吴国盛老师说中国古代的哲学、科学都是博物学，即用归纳法建造系统的理论，希腊则是演绎方法。这很有趣，按照地理环境决定民族性格以及大河治理决定中国必然是大国和封闭国家的理论，中国似乎应该演绎，但仔细想，正是因为没有差异或者说共同处太多，所以才产生归纳，一而二，二则n，n则无穷。希腊城邦林立，所以才有演绎以寻找共同根源的需要。智者学派原本是人本主义，是很好的一个学派，但由于苏格拉底用他们的方法打击他们，柏拉图被判苏格拉底的方法却神话苏格拉底，最终，智者学派的人本主义被埋没了。“人是万物的尺度”，并不一定非要是伪科学，看你怎么解释，所有的争论都是在人的范围内争吵，即便关于动物权利以及堕胎伦理的争论也是如此，弄明白人是怎么回事是一回事，怎样让人愉快感到幸福是另一回事。吴国盛老师不知怎么得罪了**，被他骂作“不是东西”，好吧，随他便了。我们说的是这样的问题，中国是一个大国，她的奇迹在于大，那么，中国文化中到处都有系统科学的影子，我们是否对此有了足够的研究呢？只有发展而不是简单粗暴的批判才能够起作用。第二，方法问题以及角度问题。是否在批判之前先进行研究呢？是否那些东西垃圾到不值得研究呢？我主张的观点是这样的，中国古代所有带有神秘性质的文化其实都不神秘，都可以被每一个中国人理解，也只有这些文化不被专家所垄断的时候，中国的科学精神才有了发展的基础，如果**的批评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人家一个生物学博士对我一个经济学小本科自然可以横眉怒目大肆批判，我也愿意接受我没有经过全面调查就发表言论造成的错误。那些文化里到处都是中国人的思维。我们要相信进化论，相信古人（即便是存在上一代人类文明还是可以如此处理）的思维和我们并不存在根本差异，中国古代的神秘文化同样反映的是儒家的思想！怎样的思想？“大家可以谈就尽量不要打打杀杀，武力解决对谁都不好”。也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因为中国人心底是爱好和平的，人不犯我我绝不犯人。与其批判，不如讲明白。与其批判，不如讲明白。这句话重复几遍引起注意才好。与其批判，不如讲明白。**等若真的有那份力量和财力也有那份爱国心，我劝他学习牛顿，牛顿晚年大量研究炼金术，有人说他背叛科学，有人说科学原本还是要皈依宗教的，但他可能只是好奇，只是继续以科学精神去验证一件事是否真的可能发生，那么，**也应该组织**的同仁将易学等诠释一番，要做到即便是最权威的易学家也不得不承认其价值的地步，伪科学不就没有存在的基础了吗？为何会存在神秘主义？大众难以理解而已。我想骂人！你们无论批判还是被批判，为什么不说“人话”呢？欧洲许多科学家是自学成才，即便他们本身是天才，也和他们的教育方法和语言系统有关系。中国呢？激动起来难免说错话，幸而现在我说错话影响很小。我想东西有赚钱的想法，这一点不必忌讳。坦诚地进行交流才会有进步，没有人比其他人高尚多少。完美主义者有一种道德自负，如果这种人成了名人，妄加评论，而又不肯反思自己的言行，很危险。完美主义可以转化为给予者，给予者可以转化为支配者，完美主义者的支配者，希特勒？希特勒是一个艺术家、演讲家、理想主义者。我也不再批评，有朝一日，写些专门的文章才好。另一个问题，角度问题，外国人的宗教是不是伪科学？当然是。为什么你**不批判？你是中国人？这不是理由。外国人比中国先进，中国落后。这不能成为理由——信教似乎更愚昧，不信教为何反而落后了呢，难道也要信教才行吗？为了中国的未来。好，我们统一了角度，可以谈这个问题了。罗琳写哈里波特成亿万富婆，美国大学教授写魔戒和纳尼亚传奇，这些事情并不影响外国人的科学发展。那些研究中国学术的人以及研究中医的人，他们的所做也不影响中国的科学发展。真的为了中国的未来，就必须发展中国人的普遍的科学探索精神，而不是简单地批判别人。当科学研究成为一个民族的兴趣时，科学想不繁荣昌盛也不可能。但一般的人找不到门径，有人在制造专业间以及专业已与非专业间的壁垒，这就有了制度经济学文化经济学的味道了，生物学家恐怕不能胜任了吧？
我的近期理想就是将自己看过的书列出一些，让大家很容易感受一下不同观念的撞击，从而找到科学研究的乐趣。知识面过窄容易使人狭隘，而成为专家必然过窄。不同意？我的意思是说，我成不了专家，成为一个方面专家容易，成为各个方面的专家不可能，一个方面地专家对其他领域大肆批评我已经并正在批判，我没必要成为专家，我们必须杜绝对任何人和任何事物的神话，我们必须相信凡是科学的都是正常人可以理解的。这就又牵涉到学习方法以及如何学会好的学习方法以及如何励志使自己能够去学会好的学习方法的问题了。我不认为李阳那种带有催眠性质的煽动能够奏效，即便奏效也是怀的效果。那些中学生的人格还未发展完善，不存在扭曲，对他们催眠简直就是摧残，灭绝人性。伊朗总统对哥伦比亚大学提出的必须以是或否回答大屠杀问题这一问题时说，言论自由哪里去了？名人就可以不穿衣服满大街瞎嚎叫？必须有人制止他们了。疯狂英语的本源是好的，语言学习也就那么一回事，但现在走火入魔了，李阳老师期望的不仅是金钱，他在企业那里得到了金钱，弥补了新东方占据大学生英语教育市场带来的灾难性危机，还不肯满足，他小时候被父母责骂不受重视的阴影使他异常期望重新得到关注和敬重，他跑到我们河南搞了几场，河南人大都是老实蛋，害羞内向保守，对疯狂的东西都比较排斥，卫辉中学的新乡市英语演讲第一名也不配合李阳老师，不知他是否很不满？是不是要像其他励志成功学家那样不断地进行自我暗示和自我催眠才使自己保持活力？我想，**在大洋彼岸会对此发表意见的，万一我找不到，希望看这篇文章而有所感的读者帮我找一找，看看两个疯狂的人怎样对垒。
我虽然不能保证我说的每一句话都准确地表达了我的意思，但我保证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可以“证伪”的，是“科学”的。欢迎大家去查资料检验。下面，看一看**对杨振宁的一些评论吧。
作者**
原载《环球》半月刊2005.3
杨振宁做为在华人当中知名度最高的当代科学家，一般人知道他的名字是由于他和李政道于1956年提出宇称不守恒理论，并在第二年迅速被授予诺贝尔物理学奖，颁奖速度之快在诺贝尔奖历史上可谓空前绝后。从此这两名年轻的中国物理学家（当时两人都还是中国国籍）被视为中华民族的骄傲而家喻户晓。在诺贝尔奖颁奖宴会上汉学家、瑞典王家科学院院士高本汉曾用一句“唐诗”“何可一日无此君”有点不伦不类地表示了这种敬仰之情（“何可一日无此君”最早出自《世说新语》，是王徽之评竹子的话）。
物理学界更推崇杨振宁早在1954年与美国研究生米尔斯（已故）共同提出的“杨－米尔斯理论”。这个理论起初不受重视，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日益显示出其重要性，成为粒子物理学最基本的理论和方程，被誉为可与牛顿、麦克斯韦和爱因斯坦的工作相媲美的伟大发现（1995年首届美国奖金最高的科学奖鲍尔奖授予杨振宁时的颁奖词）。为什么杨振宁没有因此再得诺贝尔奖，据说是物理学界的一件公案（一种说法是同一领域的诺贝尔奖一般不两次授予同一个人。另一种说法是米尔斯被认为不配得诺贝尔奖，但又不能只奖杨振宁一人）。此外，杨一巴克斯特方程也被认为是对物理和数学研究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的成果，这是杨振宁在1967年和巴克斯特在1972年分别提出来的。
因此杨振宁被一些物理学家评为历来屈指可数的大物理学家之一，也有人认为他的主要贡献都带着运气的成分。不过没有人会否认他对当代理论物理学研究的重大影响罕有其匹，虽然这种影响是圈外人所难以感受到的。但是杨振宁的影响力并不局限于物理学界。像许多大科学家，他极为关注、热心参与社会事务，特别是与中国有关的事务。1971年夏天，在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前夕，杨振宁即访问中国，成为第一位访问新中国的美籍科学家。从此他致力于中美科技、教育交流，并经常对中国时事发表评论。今年年初杨振宁回国定居后，更是成为新闻焦点人物。他在清华大学为低年级本科生上物理课，频频在各种场合发表多方面的演讲，参与签署《甲申文化宣言》，都被广泛报道乃至引起争议。年底传出了82岁的杨振宁与28岁翻译系硕士生订婚的消息，更是成为中文网上一个热门话题。2004年没有另一位科技人物如此引人注目，是名副其实的“杨振宁年”。
“苍苍白发对红妆”的佳话（或丑闻）虽然让人津津乐道，却只配做为饭后谈资，而且风波会很快平息。“炮轰易经”才是杨振宁在2004年所做的最有意义、最有影响的一件事。2004年9月3日杨振宁在北京人民大会堂“2004文化高峰论坛”上做题为《〈易经〉对中华文化的影响》的演讲，认为“《易经》影响了中华文化中的思维方式，而这个影响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的重要原因之一”，一时舆论大哗，国学家、易学家们纷纷出来批评杨振宁不懂装懂、说外行话，甚至对杨振宁破口大骂。10月23日，在清华大学举办的“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科技发展的影响论坛”上，杨振宁再次阐明自己的观点并与与会者进行了激烈的争论。
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是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这个问题在科技史研究中被称为“李约瑟难题”。1953年爱因斯坦在致斯威泽（j.e.switzer）的信中，曾经给出过一个答案：
“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的：希腊哲学家（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发明了形式逻辑体系，以及（在文艺复兴时期）发现通过系统的实验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我看来，人们不必对中国圣贤没能做出这些进步感到惊讶。这些发现竟然被做出来了才是令人惊讶的。”
言下之意是，古代中国学者不懂得形式逻辑体系和实验验证，因此没能发展出近代科学并不令人惊讶。杨振宁实际上给出了一个类似的答案，只不过他把原因进一步归结为《易经》的影响。他认为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的原因有五条，其中两条与《易经》的影响有关：中国传统里面只有归纳法而无推演法（即演绎法）的思维方法；“天人合一”的观念。归纳与推演都是近代科学中不可缺少的基本思维方法，但是贯穿《易经》的精神，都是归纳法，而没有推演法。近代科学一个特点就是把自然规律与社会规律分开，而《易经》的“天人合一”观念却将天道、地道与人道混为一谈。
许多国学家在批评杨振宁时，甚至连杨振宁的意思都没有搞清楚。例如著名易学家、山东大学哲学系刘大钧教授批评杨振宁的演讲“有很多常识性错误”，举例说：“众所周知，周易是最早的一部算卦的书，算卦的方法就是靠推演，举一反三，怎么能说没有推演呢？另外，周易是一本‘普世之书’。从这个角度，也是一种广义的‘推演’。”但杨振宁所说的推演法指的是逻辑推理，根据一些已成立的一般性命题严密地逐步推出较特殊的结论，例如在欧几里德几何中，由公理，定理，然后到证明等等。这显然和刘大钧说的周易算卦的推演完全不是一回事，虽然用了相同的名词。
可见，杨振宁和爱因斯坦一样，把希腊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视为近代科学的源泉之一，并认为中国古代文化缺少这个源泉：“中国传统对于逻辑不注意，说理次序不注意，要读者自己体会出来最后的结论。”实际上，中国传统中不仅缺少合乎逻辑的严密推演法，也缺少合乎逻辑的严密归纳法。杨振宁认为易经的“取象比类”、“观物取象”是归纳法，其实这是在“天人合一”的神秘主义观念指导下的不合乎逻辑的类比法。例如：“枯杨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枯萎的杨树生出新芽，老年男子娶了年龄可当其女儿的年轻女子为妻，没有不利的。）、“枯杨生华，老妇得其士夫，无咎无誉。”（枯萎的杨树开花，老年女子嫁给年富力强的男子，没有祸害也不值得称道。）在“枯杨生稊”和“老夫得其女妻”、“枯杨生华”和“老妇得其士夫”这种天道和人道之间只有模糊的相似性，并不存在任何合乎逻辑的必然关系，由此归纳出的“无不利”、“无咎无誉”的结论更是站不住脚的（可以举出无数的反例加以推翻）。这种“推演”无非是男尊女卑的社会观念的反映，或许还有一些生理上的道理，但是与逻辑推理无关。
中国传统的说理方式不具有逻辑性，是许多中外学者都已指出过的一个事实，这甚至可以从国学家们对杨振宁所做的胡搅蛮缠的反驳中体现出来。易经对这种非逻辑说理传统的影响有多大，是否是其源泉，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杨振宁不过是对老学术问题提出了一些见解，为何引起如此大的风波？
狭隘民族主义与伪科学相结合的思潮在中国虽然不像十几年前那么流行，但是仍然大有市场。风水、占卜、命理、天人感应、巫术等与易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传统迷信在死灰复燃的同时，又往往被披上迷人的科学外衣，甚至有人声称它们代表着“新科学”，至少也是“潜科学”、“类科学”。也有人论证易经是超前的科学著作，里面蕴涵着量子力学、相对论、计算机理论、遗传密码等众多重大科学发现。还有人要以易经指导科学研究，根据它提出“太极原子模型”，推演出“太阳系有十四颗大行星”，或要用它预测气象变化。
杨振宁指出易经的思想和方法根本就与科学格格不入，甚至要为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承担罪责，自然也就否定了易经是“科学明珠”、“科学指南”、“科学预言书”种种无稽之谈。已有许多人做过类似的批评，有的批评要比杨振宁的演讲更严密、更尖锐、更全面、更有说服力。但是杨振宁做为人人敬仰的大物理学家登高一呼，其影响非同小可。特别是，杨振宁向来被视为具有极强的民族自尊心、热爱中华传统文化的海外华人（许多人可能还记得，1988年中国各大报纸都在显要位置刊登过杨振宁对电视片《河殇》的批评。这次又是《甲申文化宣言》的发起人之一），反戈一击，矛头直指被视为中华传统文化的源泉之一的易经，更要让易学家们恼羞成怒了。这实际上是自20世纪初以来科学与玄学之争的延续，能够引起如此大的反响，也反映出当今中国科学与玄学、科学与伪科学、科学与反科学的争斗的激烈程度。由于杨振宁的加入，大大增加了科学一方的力量，算得上是他为中国科学的发展做出的一个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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