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保瑞干得很卖力，这当然让摊主喜欢。不过他也注意跟伙计搞好关系，暂时还没有引起谁的反感。象倒洗衣盆里的脏水，从来是两个人干，他却认为自己力大，一人就行。这样一来，有时就会显出别人并不很卖力。他已经无法控制自己。
这天，伙计给保瑞抓的酿皮格外少，醋多得难以下咽。两个伙计不时瞧着保瑞狼狈的吃相。保瑞觉出了什么，没有吱声。韩美娇看到保瑞的样子，以为他让酿皮吃伤了胃，替他买来两个烧饼。他把钱给了她。抓酿皮的伙计韩明明，对另一个伙计说：
“看这个乡棒，十足的肉脑子，干嘛不白要啊。”
保瑞装作没听见。过了一会儿，他把两个烧饼送给两个抓酿皮的伙计，说，你们今后要多指点我哩。韩明明说，咱们这位女摊主，象不象小学课文里那个半夜学鸡叫的老地主？保瑞谨慎地笑笑。后来才知道，韩明明是韩美娇的亲侄子。韩明明把两个烧饼掰开，浇上辣子油，把它们塞进塑料袋里，还给保瑞。
“你一顿吃一碗酿皮，加一个饼子，还不伤胃口。”
“从明天起，我就这么办……你还得多多指点啊。”
第二天，保瑞拿来两枚好石，送给韩明明和另一个伙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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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天傍晚，保瑞来到一家国营饭馆，要了三瓶啤酒。他注意到，如今城里的年轻人都喜欢喝啤酒。这种时尚，正体现着都市的做派。他对白酒也冷淡起来。不过他又认为，城市人对烈酒的惧怕，很可能是身上的雄气不断减弱的信号。他多次注意到依偎在少女少妇身边的一个个弱不禁风的男儿。他们一戴上眼镜，打上领带，就以为很有风度了。而她们也喜欢身边有这样的男人相伴，多半是早就忘了真正的男人是什么样子。不知不觉中，她们倒扮演着男人的角色：粗声粗气，骂骂咧咧，让身边的小男人不知所措。八年前，他就注意到城市的这个新风。他当时把这归咎成是她们疯狂参与了社会化大生产，就是说，体中人为地注入了一管雄激素。但先天的不足，使她们也只能象被阉割的男人。当她们的**在肚子上摇来晃去时，就更象这么回事了。
喝过三瓶，肚子里依然空空荡荡，头脑的感觉也远不及白酒来得美妙。他还想要一瓶。这时，别的顾客在喊服务小姐。
“喊，喊，这些醉鬼，就是不让我消停。”她含恨地。
里面一个角落，传来地雷般的爆炸声。人们全吓呆了。可墙壁并没有倒塌，玻璃也没破碎。原来，是一瓶啤酒爆了。碎玻璃和啤酒沫，喷了那顾客一身。只见他张着嘴，瞪着眼，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如一具没上颜色的木头雕塑。斜对面的女人，虽然也吓得不轻，却能关切地说，快瞧瞧身上受伤了没？这男人便赶紧摸摸脸蛋、鼻子、下巴，点头说，都还好。
服务小姐冷冷注视着那边。“一定是又摇瓶子了。”她对出事的男人说，“吃饭手都不老实，那是你老婆身上的肉啊？”
“啤酒瓶不是让人拿的呀？”出了事的男人咕哝说。
“愣摇，又不是你老婆身上的肉嘛。”她说。
“又不是**，我爱给你摇啊？”那男人反击说。
“你这醉鬼，敢耍流氓啊？”她叫道。
“看来你是不想赔我了？”出了事的男人说。
“啥？应该你赔我，还是我赔你？就知道钻小饭馆，有本事去五星级饭店喝金箔酒嘛……咱们这就去工商所讲理？”
出事的男人，愣在那里。他终于想明白了什么，趁服务小姐还没反应过来，便跟小偷似地逃走了。保瑞真想过去揪住这个没出息的男人的脖领子，让他继续跟她辩理。这世界的大钟，永远只朝一个方向转。他想让它来一次逆转。八年前他就发现，这个城市内部有两个等级，一种是在公家的单位里挣工资的，另一种是纯粹生活在民间的。社会的一切领导职务，只能在公家的单位里做事的人中产生。纯粹民间的人，则是永远的被管理者。保瑞想象，刚才那个被啤酒瓶炸伤的男人，肯定是生活在民间的小市民。所以她才敢对他这样。她是国营职工，工商税务公安无疑会向着她的，或者不如说，向着她的单位。她是怎样成为国营职工的呢？八成是通过顶替。父母退休，孩子接班。八年前，就使用这个办法。红头文件规定了各种细则，很象古代的世袭制。
保瑞的理想竟然是成为民间的市民，一个如韩美娇那样的有钱人。他的理想似乎遭到很大的羞辱。可他很快想明白了，他这个乡下人还是不要胡思乱想。民间市民？甭想。农村户口永远别想转为城市户口。你能成为准民间市民，就不错了。关键还得有钱。韩美娇哪怕只是准市民，因为有钱，就可以买大房子，生活质量完全可以跟机关里的处长、局长相媲美。这不是很实际的活法？而且他已经嗅到了未来的气息，就是当这些准市民和民间市民的资产越来越多，就有可能赢得一点点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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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瑞仰在电镀椅上，疲倦而悠闲地望着窗外的街景。他用劳动的报酬，换得了在城里的第一次享受。只要努力，他迟早会跟城里的许多人变得一样。他在昏昏沉沉中想，侯家堡的人看到他此时的样子，会羡慕死的。当全村人还光着屁股，他这个穿上帆布裤衩的人，便是多么潇洒。可他就象大海中的破竹筏子，随时面临危险。只要公安或值勤人员一声吼，他就得滚出候车大厅，从此露宿街头。使他还不至太绝望的，是现在离冬天还早。
睁开眼睛，看到餐桌上扔着他的介绍信，记事本，和记着东西的纸片。他的脑子一震。摸摸衬衣口袋，八十块钱不翼而飞。
“是个男人，用夹子……”服务小姐慌乱地比划。
保瑞的酒劲已经过去。他站在广场的一角，不住地叹息，用拳头敲打胸脯，内心对服务小姐充满恼怒。她在小偷面前如同绵羊，刚才说话的声音都是颤抖的。哦，这就是她们。可他的财产和人身安全，她跟餐厅都有责任保护。在侯家堡，客人要是在主家出了这种事，会被全村视为不可原谅的罪错，会使主家三代烙记于心。他想去讽刺她一番，甚至让她赔一半钱。最后却想，连市民都不敢跟这个单位计较，你有什么资格？要是她知道了你每天在哪里睡觉，她的领导一个电话打到派出所或火车站，你还不得夹着尾巴滚蛋。可他又实在不甘心。他的精神支柱就这一笔钱呀，它是他在城里的最大保障呀。他就又把胸脯捶了几下。
广场的另一边，一盏警灯在暮色中发出耀眼的红光。那是车站派出所驻地。他稍稍犹豫一下，就朝那里奔去了。
一个三十多岁的警察仰靠在椅子上，正打瞌睡。
“我的钱被偷了，八十块呀——”保瑞嚷道。
“你不会是……喝醉了吧？”警察瞪着保瑞，“你是干什么的？”随着这一声问，似乎有一股酒气飘过来。
保瑞一怔。他称自己是要饭的。
“要饭的身上会有八十块钱？”警察冷笑道。酿皮摊主程福荣，已经来过他这里。他只是远远瞥了一眼，就认定大个子不是逃犯。“快说，你到底是干啥的？”他拍了一下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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