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当时气愤极了，和陈耀往外走的时候，我就在骂这他妈是什么烂公司，明天就是求我来我也不来了。一些公司往往对应聘者要求什么诚信呀时间观念呀，可一到他们这就全都是扯淡。是他们给我打电话要我今天来的，而且还在电话里要求我在八点之前必须赶到。
什么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在真实的生活里，其实往往都是在自己做不到的方面却对别人吹毛求疵。
应聘的那家公司在文昌门附近。出来后，我垂头丧气的，也不知道该去哪。陈耀说钻城墙，我笑了笑说好。没想到他在恰当的时候也能来点小幽默。我们俩就进了文昌门。
进门一左转有一堆热闹的人群，原来有人在城墙上挂上了出卖的字和画。而有名的西安碑林博物馆就在眼前。陈耀正在饶有兴致地看着那些字和画，我说咱们进博物馆里看看。陈耀说好呀，很早就想看了，可至今还没进去过，那一块块碑石我已期待很久了。我说外面这么热，进去或许能凉快凉快。
我很高兴我们有不同的目的却有共同的目的地。
可门票对我们俩来说还是有些贵。看到写着学生半价，先是一阵高兴，接着就是一阵沮丧。因为陈耀早已不是学生了，而我今天也没有带学生证。
真是悲喜交替啊，忽又想到了手里的求职简历。于是对售票阿姨好言好语，说我们俩真是学生，您看这学生简历，我们是刚面试结束呀。
我还等着那阿姨和我们辩论是否是学生的问题呢，可她好象对我的话并不感兴趣，就直接给了我们半价的学生票。我当时就觉得这阿姨特慈祥。
可等我们进去之后我才忽然明白，这其中可能另有原委，那就是这个时候碑林的生意太冷清了，一个个展厅人烟稀少。
我们俩看来都达到了自己的目的。陈耀一块接一块，看得欲罢不能。而我扫了几眼就在展厅原地休息，这里的确比外面凉爽多了。因为这里的气氛和温度都很冷清。
出了展厅（但没有出博物馆），有一些做生意的小店铺。经营的当然都是笔墨纸砚一类的东西。还有几家卖t恤的，那t恤上面都用毛笔写着诗或词。我觉得这比刚才那些碑石有意思多了，买一件穿上肯定很个性。我想这些商家肯定捕获的都是有我这样心理的人。
我看了几件都没有我喜欢的诗词，老板说没关系，你喜欢什么我可以当场给你写。我疑惑，当场写那洗衣服的时候不会褪墨吗？（我以为那些都是手写体然后印制上去的）老板说，这不是普通的墨汁，是特制的，不会褪墨，那些都是他写上去的。
我一听更来劲了，说那好，我买一件，但不麻烦你呢，指了指旁边的陈耀说，我哥们就是一书法家，用你特制的笔墨，让他帮我写。老板满脸堆笑说，那当然没问题。我知道他其实在乐另一件事——又有钱赚了。
陈耀问我写什么呀，我说随你的性子，你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只是别写一个“爱”字或者“忍”就行。
陈耀思索了片刻，写下这么两句：
我们背负生命上路
一路却又奔向死亡
付钱的时候，老板说就为你哥们这两句话，少收你五块钱。
这也是我至今脑子里时常闪现的两句话。
在和贾池经过了那个晚上之后，好象有些什么发生了改变。我这人对好多事可以不管不顾，可对某些事却又较劲地认真，比如这件事。因为这是她的第一次，也是我的第一次。
之后她租的那间房也就成了“我们”的了。还记得第二次的时候，我担心怕有什么意外，她让我放心说她准备了杜蕾斯。让我感受到了女人的细心和体贴。
再过了几天，她要我让她做乐队的主唱。我们之所以能走到一起，可能有一个都爱表现的共同点，而她的表现**明显纯粹过我，就只是为了表现。
我答应了，我居然答应了。在早前她也提过要做主唱，可当时我的态度是宁愿她退出乐队，也要由我来做主唱。这次竟这么轻易地答应了。我思索着这其间的反差，难道一个微小的动作就能改变一个人的坚持？难道那一瞬间就能产生划时代的意义？好听的说法是爱情的力量是伟大的。可大得几乎让我忘却了人生的梦想，而且对这是否是真正的爱情心存疑虑，它就降临得这么轻而易举？即便如是，爱情是否是人生的全部？后来我明确地否认了这一点。可当时的我身陷其中，无力分辨。
先答应了她，再跟作为我们乐队鼓手的李林去说。他当时不悦，因为之前我们练的歌都很适合我的嗓音，突然之间换一个女主唱，真不知道以后该练一些什么歌了。我之前已经想好了说服他的借口，说你看看现在走上地面的乐队，不好多都是女主唱吗？让她做主唱或许更有利于我们乐队将来的发展。因为摇滚圈里需要有声有色！
他也已经知道了我和贾池的关系，说：“你决定吧，我倒无所谓。反正大家在一起搞乐队也就是为了玩，那就怎么高兴怎么玩呗。我也没想过乐队有一天真能发展成什么样。”
我不知道他这是在讽刺我还是真心话。这最后一句也许是他的真心话，可对我来说绝对不是这样的。
我是我们村好不容易考上的一个大学生，我的学费是家人东拼西凑借来的，然后我却毅然地抛弃了学业，那么我所追逐的音乐难道只是为了玩玩？
但当时我真的不想拒绝贾池，只好拿原本为李林想的借口反过来安慰我自己，或许一个女主唱真能有利于我们乐队的发展。
上班枯燥得要死，幸好有双休日。2005年的冬天，我居然还是一个上班族的身份。
一个周末去了南大街的地下通道，在那里碰到一个弹吉他唱歌的穷青年。或者对我来说不是碰到而是有意去寻找的。
当场的情景让我立刻想到了大学时的那篇散记：
乞讨
今年的冬天来的特别早，突然的一场雪已经为冬天签了到。气温急剧地下降，冻得哆嗦的人们在抱怨，暖气应该早点给。一场雪过后，世界好象清净了不少，但也好象萧条了不少。落了叶子撑着秃枝的树好象打了败仗的士兵一幅垂头丧气的样子。它或许在担心鸟儿无枝可依。
我早上没有吃饭，肚子饿得不行了，等不到午饭时间就走进了一家餐厅，挑了一个靠窗的位子坐下。整个餐厅除了我再没有别的客人了。我一边等饭，一边无聊地向窗外望去，街上的行人明显地少了，个个缩着脑袋，步伐匆忙。谁愿在这寒冷的街上逗留？我的眼珠随着行人左右动了两下，突然停住了。街的对面的高墙根下做着一个老婆婆，一身破旧的黑棉袄，手中拿着一个同样破旧的搪瓷碗，上半身使劲前倾把它伸向路边，头上稀疏的白发被冷风摆得枯草一般，深陷无神的双眼带着期待不住地扫视过往的行人。
这情景我以前见的多了，只是这次才注意得仔细。无疑那搪瓷碗是乞讨的工具。我以前从来没有给过钱，因为有这么一种情况：有人不知是怎么弄来的小孩子，逼迫小孩子向路人乞讨，最后钱全被这幕后的黑手拿去。而要不来钱的小孩可怜得还要挨打，所以那些无辜的孩子往往都向路人死缠烂磨，穷追不舍。有人无奈就给点钱。这种事最让我恶心，我是决不会给的。和朋友出去，碰上这种事，同样见惯了的朋友呵斥一声，那小孩子也就不缠了。
由此，我对所有的乞讨都有一种抗拒的心理。即使是老婆婆又怎么样，就象眼前这一位。说不定她有一个游手好闲的儿子，她这样也是儿子逼的，她一天所乞讨的钱，回去之后全被儿子夺去，再挥霍掉。一想到给她的钱是这样一个流动过程，抗拒马上又占据了心里。
这时有一个老太太走过来，在她跟前停了下来，从口袋里找了半天，最后掏出了不知是多少的人民币放入了那个搪瓷碗。那个老婆婆使劲地点了两下头，以示万分感激。过了一会儿，又过来一位老大爷，他走过的时候几乎步子都没有停，顺手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就放进了那个搪瓷碗。我想这一张是否是他老远就准备好了的呢？在我等饭的这段时间里，我注意到了一个规律，向搪瓷碗扔钱的大部分是老年人。青年人走过的时候只有两种表现，瞅她一眼继续走路，或者装作没注意目不斜视直向前。我想这其中的道理除了仁慈之外，还有一种可怜自己的成分。
可怜自己，这“自己”不是同是天涯沦落人那种自己，它好象可以包含很多种。
如果我在地铁里碰到一位流浪歌手，只要他的吉他有音乐，口里有歌声，我会给他一点钱，或者买张自制的cd，不管音乐的好坏，cd质量的优劣。
有时乞讨、流浪是被迫的，有时不乞讨、不流浪也是被迫的。被那种艰辛和责任所迫。
我不喜欢这繁杂的社会，这重复的日夜，这循规蹈矩，这僵硬的人情条框。我渴望的人生方式在摇滚和文学中可以体现。
但我无法走我的路。我是被流浪的艰辛所迫，被自己的懦弱所迫，被我对亲情的那种责任所迫。
乞讨和流浪或者不乞讨和不流浪都可能是被迫的。被迫的人都是可怜的。这样想着，我恨起了自己以前的那种抗拒。
小孩和老婆婆都是可怜的，我也是可怜的。或者他们都是我的“自己”。我说过可怜自己是我发现规律的一种成分。
我吃完饭，付帐的时候准备了一毛钱。走出餐厅，我就朝那老婆婆走去。
我的搪瓷碗还空着，谁能给我的碗里放一张我要的那种人民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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