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十四）
终于光脑门的生产关系不再适应航院生产力的发展，被无情的劣汰掉！尽管他不愿意接受，可是达尔文毕竟是不折不扣的现实主义者，不留私情，不讲情面。我们在渴望中进步，在进步中渴望，机会来了！
（三十五）
1999.9.9剧社成立了，没有名字，但风风火火，风风光光。大家欣喜的跑前跑后，为“孩子”置办家什。我也掏出了假期当中利用几天晚上写的计划，如何选人，如何开展活动，如何分配经费。其根本目的就是要保障组织的生存方式，当然了这与当时团委负责人有着很大的关系，我们的初始化进程还算顺利，这不仅取决于已经坐在社科部办公室里终日以上《世界政治经济》为乐的秃脑门，更取决于坐在团委书记转椅上的换成了精神矍铄的中年人，他很容易沟通，他很支持我们，他的权力很大，可以遣派两个得力干将带领并监督我们的一举一动，其一形似猪面不具备吃以外的技能，另一个是农民，从骨子里到外表到全身各个角落里都是的那种。我当时的心情除了以上提及还有很大程度上是对新书记的担忧。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我懂。
那个秋天成了剧社的春天，一派的国泰民安！
我们尽管有过辉煌但那是过去，我们赖以生存的两个剧本《青春》、《父亲》本来已经胜利完成了他们的使命，可是毫无进一步成就的我们终日就寥寥的生活在两部较为成功作品的毗荫之下，要有自己的东西，一定要做些什么。
很热的一天下午，我与健姐、立国,丽平等几人去寻找传说中的天津市人民艺术团，尽管健姐和立平在路上几乎累死但总算是留了一口气见到了天津人艺席院长，闲谈了几句。中心有二：一是要找个辅导老师，二是想看一场真正的话剧；结果有二，一是国家二级演员康昆，二是著名话剧《夏天的记忆》，两者相比，话剧不错！
混混沌沌的过了些日子，其中有包饺子，野游等活动杂记，我们又出了两个本子《妈妈，我错了》和《临时保姆》在热烈的排练讨论中涌现出好多日后为剧社建功立业的名流，剧社中的多数元老都是在那一段时期内冲锋陷阵，小涵，黄洁星、杨老师，孙一楠，老杜，小觅……无数愿为剧社大好前程抛头颅洒热血者似乎不约而同来到了这里。
我们把剧社当成了我们的家，我也像那些有着自己信仰的善男信女们一样把剧社看成自己独特的情感寄托。
值得一提的是，阿彪竟然也人模人样的成了我们的内部顾问，还起了个笔名叫“澜不惊”。（后来这个名字被他用在了网上，你要是有一天在网上发现有这样一个名字的家伙就是他没错，于是，我们的剧社后来也正式命名为5x9剧社，因为它的生日有五个九）
(三十六)
不过，由于我的个人主义一意孤行没有往长远着想，造成我毕业走的时候对于剧社留下了很大的遗憾，我没有让它继续茁壮成长，而是一直徘徊在濒临夭折的边缘。直到如今这也始终是我心底的一道伤痕，我始终无法原谅自己目光的短浅，希望能写出更多的小品剧本来弥补，可是事与愿违，我离开学校之后就再也没有了足以满足当代大学生口味的创作激情了。
在那些同样激情燃烧的和平岁月里，我经常把剧社的故事讲给楠楠听，她也很爱听，也很希望能是我们中的一员，她甚至也有一次在我们剧社的纪念册上端端正正地把名字签在我名字的旁边，象征永远支持我以及我们永不分离，可是事情的残酷就是她一直都没有机会真正加入到我所在的剧社中了，因为就在剧社成立之前，楠楠就已经回家了，离开了航院，天津和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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