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高侨教授……”
——面对学生，我如是说；
“是党，把我从一个农民的孩子培养成大学教授……”
——面对同事，我如是说；
“你……我……”
——面对妻子，我如是说；
“我、我他妈的还算个人吗……”
——面对过去，我如是说。
一
“同学们，我，高侨教授，一贯以教学严谨著称；我所教的学生中，如今有的当了局长、县长、处长，有的成了高级工程师、厂长、经理；当然了，也不乏像我这样的教授。总之，除了做倒爷的，什么样的人才都有！所以，我要求大家要树雄心，立大志，只有在事业上有所建树的人，才配做我——高侨教授的学生……”
面对着我的学生，这几十年来我第一次挺起了胸膛，理直气壮地指点着江山文字，颇有些当年拿破仑率领大军决战滑铁卢前的感觉——好极啦！
忽然，原来鸦雀无声的教室里骚动起来，一些同学交头接耳、指指点点地议论着什么，我不禁勃然大怒，正要训斥，一个熟悉的声音从后面漂来：
“嘿嘿，你们知道吗？这是我男人！我的男人是教授……”
我扭头一望，大吃一惊：“你、你怎么到这来了？真是乱谈琴！快、快回家去！”我边说边使劲将她往外推，可她却挣扎着往里挤；我拼命顶住门，将她堵在门外，却堵不住她的声音：“你们知道吗，我的男人现在是教授了，有他的一半也有我的一半！嗷、嗷，我们终于当上教授喽……”
课堂里乱了套，同学们议论纷纷：
“这疯子是谁？挺漂亮的，真可惜！”
“是教授的妻子？怎么会？她这么年轻！再说教授的妻子怎么会是个疯子呢？”
“嘻嘻，你们听，教授有他的一半儿也有她的一半儿，真逗！”
有几个顽皮的学生竟然哼起了“军功章有你的一半儿也有我的一半儿……”
现在，我已经没有勇气去教训他们了。面子，教师是最要脸面的！这让我如何去面对自己的学生？我感到天旋地转，该死的老毛病又犯了！我伸手四下乱抓，终于抓了件什么东西，好像是黑板擦，可于事无补，还是不由自主地倒了下去……
怎么？这么多人围着我干嘛？我又不是怪物！我努力地辨认着，终于看清楚了，他们好像都是我的学生，都在眼巴巴地望着我。可不知为什么，他们在我的面前突然一下都高大了许多，我却显得那么渺小、那么卑微……
喧哗声。
奔跑声。
警笛声。
…………
“……刘翠娥同志，请您回去把高教授的职称证取来。火葬厂有规定，凡具有高级职称的人都可以优先火化……”
这是什么地方？白的，一切都是白的，白得那么刺眼，那么让人胆战心惊！好像还有种异味，似乎在哪里闻到过？是医院！
刘翠娥？刘翠娥是谁？怎么这么耳熟？对了，她好像跟我妻子是同样的名字，好久都没有这样称呼她了。那高教授又是何许人也？我也姓高，可不是教授——咦，等等，谁说我不是教授，上个月我不是已经被评上教授了吗？瞧我这记性！那火葬厂又是什么呢？有高级职称的还可以优先？我现在已经有高级职称了，当然也可以优先！还是有高级职称好哇，干什么都可以优先！可优先干什么呢？好像是什么火化来着，对，是火化！火化又有什么用处呢？它不是荣誉，不是房子，也不是票子，好像只对死去的人才有用……倏地，我脑子清醒了许多，坐起身来，大声质问：
“谁？谁要火化？告诉我！”
“妈呀！大夫，他又活过来了！”众人一哄而散，只有一个人纹丝未动。
“嘿嘿，是我男人要火化！医生说，他脑袋里长了个好大的瘤子！我男人是教授，可以优先火化！嗷——嗷——我的教授要火化喽……”
“什么！我？”难道自己毕生为之奋斗的就是这种待遇？！“不！不！不！”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歇斯底里般狂叫起来：“我要的不是这种待遇！我要的是房子、是老婆孩子的户口、是加薪……我不能死、我不能死，我还没有享受到我那份应得的待遇呀……”
打针。
吃药。
我仿佛又回到了先前那个属于自己的世界……
二
依稀就在昨天，我大学毕业后，以优异的成绩留校任教。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直到1976年我才同一位小我近20岁的乡村女教师刘翠娥结成了伉俪。这与其说是我们相爱的结晶，倒不如说是无奈的选择。
尽管如此，我们的感情还是很好的。妻子虽说是一个乡下人，可知书达礼，长得也颇有几分姿色，对我更是百依百顺，温柔体贴。我们虽说不上相敬如宾，可也是恩恩爱爱。但美中不足的是，由于她是农村户口，享受不到任何市民的待遇，特别是有了女儿甜甜之后，有关部门“子女随母亲落户口”的政策，使女儿也成了地地道道的“黑户”。一家三口，两张“黑嘴”，家境之艰难是可想而知的。我为此跑断了腿，可有关部门不是推托，就是说没指标。这年头没后门想办成这事，难哪！
如果这是暂时的，那还可以忍受，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农转非”越来越渺茫。没有户口，不要说妻子的工作，就连女儿的入托、上学都成问题！
走后门我没门路，请客送礼我没条件，万般无奈，听说只要有高级职称，就可以解决家属的户口，我便牛马般的疯狂劳作，几年来没有请过一天病事假，甚至连寒、暑假也全都搭了进去，别人一周六节课，我却每周都兼十八节以上，以求能尽早升职。
然而，由于我有学历没有背景，有成果没有手段，有资格没有官职，评职称总是与我无缘。
评上评不上姑且不论，关键是让人窝火。讲同样的课，就算你讲得再好、再认真，别人哪怕讲得狗屁不通，可只要他（她）有个高职称，就可以堂而皇之、理直气壮地多拿多得，而且到头来别人还会认为你是由于自己无能才升不了职。就连学生们也时常在课堂上品头论足：“这个老师这么大岁数了怎么连的教授也没混上，真丢人！”
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一赌气，我想一走了之，找到一个“人才交流中心”，递上有关证件。
笑得像朵花似的公关小姐首先拿起了职称证，脸上的笑立时凝固了，虽然还像是笑，可没了先前那动人的成分“对不起，我们需要的是高科技人才！”言外之意，我还不够档次！
我说不清自己是怎样回到了家……
直到这时，我才对职称的重要性有了初步的认识：高级职称，对于一名教师来说，就好比他的脸面和主心骨，有了它就意味着有了根底，就能得到人们的尊重，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得到房子、票子、位子等等常人所享受不到特权，就可以理直气壮地去教育学生。就如同大款们不惜倾家荡产购买幸运车牌、领导干部不惜丢官罢职争坐进口豪华车一样，职称对人们的作用已远远超越了它的本身，进入了一种社会范畴，体现了一个人的价值与尊严！
这么多年来，该做的我都做了（除了溜须拍马），该具备的我也都具备了（除了后门关系），但无论我如何努力，我的职称却始终徘徊在助教与讲师之间。非我无能，而是某些人无德；不是“球员”不行，而是“裁判”太差劲！
正如我的那位老同学、现任系书记兼学术委员会主任的李魏私下对别人说的那样：“高侨这个人，按他的资历和业务水平早就该升教授了，可为什么现在还升不上去？就是因为他这个人太死板，好要面子，连我这个学术委员会主任的家都不来，能评上高级职称吗？”
提起这个李魏，我们曾是大学的同班同学，我们当时背地里都叫他“李鬼”，因为他是一个见啥人说啥话，成天围着班主任、女同学打转转，连班主任的女儿坐月子都要前去照看，恭维献媚到了无微不至的地步。那时，他在班里学习很差，虽然当了班长同学们也都极瞧不起他。可就是这么个不学无术的人，不仅混上了毕业证，还被留校做了政治辅导员。开始，由于是多年的同学，现在又是同事，我们之间的关系还算比较密切。但后来随着他职位的逐渐升高，对我也越来越冷淡。打我结婚以后，他突然又对我热乎起来，三天两头、有事没事地就来串门。起初我还没在意，后来听妻子说我不在时他总动手动脚的，很不老实，我这才有所察觉。于是，我渐渐疏远了他，不给他好脸看。他也还算知趣，以后很少来往。如今，他已爬上了书记的宝座，尽管一节课没上，可还是堂而皇之地挂上了“教授”的头衔，令人不得不刮目相看！
其实，曲意逢迎、溜须拍马那一套谁不会？只不过是有的人以人格为重，不愿如此下作；而有的人寡廉鲜耻而已！迫不得已，一贯以洁身自好为荣的我，为了妻子女儿，只得向现实低头，将廉耻之心抛于脑后，也开始为此不择手段。
这样一来，尽管形象不太光彩，但成效却十分显著，不到一年，我便做到了自己过去几十年兢兢业业、含辛茹苦所无法做到的事，擢升成了副教授。
眼下，期待了五年的“正高”争夺战终于拉开了帷幕。如今我的同龄人都早已成了教授，惟独我不得不同这位小我近10岁的我平素最瞧不起、最厌恶的女人一争高下。
此人姓张名丽，人称“大红嘴”，长得平平常常，打扮得倒是触目惊心：厚厚的粉脸上勾画着一张与众不同的大红嘴，使人一见就立马联想起一句成语来——血盆大口！有女同事报道，只要她一进厕所，厕所都会为之变味。她现任系里的教学秘书，整日里在领导面前搔首弄姿，非常得宠。特别是同李魏的关系非同寻常。
论实力，战胜她我是有把握的，而且还觉得同她竞争简直有些掉价！别的不说，那年要不是她仗着那张大红嘴和那股死皮赖脸的骚劲儿说动了学术委员们临时专门为其增加了一条“在国外居住满半年者可免试英语”的话，那么她现在才没有资格与我竞争呢！
可眼下我也遇到了麻烦。这次评正高职称突然又冒出了一项新规定，即必须有一部专著问世的人才有资格参加评选。
这对于先前的我来说本来是最容易办到的事，可如今却成了我最难办的事。虽然我的职称现在是步步高升，可由于长期忙于应付复杂的人际关系，学术研究早已荒废，冷不丁要出版一部专著谈何容易？况且职称评定已迫在眉睫了。
正当我愁肠百结的时候，挚友老崔又来为我出谋划策：“现在有卖书稿的，你不妨……”
“不行！绝对不行！”我像受了莫大侮辱似地断然拒绝：“这样做万一传出去你让我以何面目见人？如何去面对我的学生？”
老崔不以为然地揶揄道：“你老兄啊，都啥时候了，还这么迂腐！你也不打听打听，如今有专著的，有几个是货真价实的？不都是为了混职称，你抄我，我抄他，他抄你抄出来的？又有那个不是印出来无人问津，堆在墙脚喂耗子的？可你能否认它们也是‘专著’吗？尽管它们毫无价值！”
“那……”我有些犹豫了，又抱有侥幸，道：“反正这次咱们系的名额是定死的，我没有专著大红嘴更不可能有，到时侯说不定……”
“你别做梦了吧！”老崔不屑地打断了我的话，“你知道这新规定是为谁定的吗？”
“为谁？”
“就是因为大红嘴手里有本书，才生出了这个新规定！你呀，还蒙在鼓里呐！”
“什么？就凭她也能写出书来！”我目瞪口呆。
“你甭管是不是她写的，反正书上几十个署名中有她，印得清清楚楚，还有出书证明，这都是我亲眼所见！你没看到？她现在和咱们的书记打得火热，还不知廉耻地吹嘘什么‘教授之路就在肚脐眼下面’……”
“这个婊子！”我恨得咬牙切齿。
“嗨，都什么时候了，你还管她什么婊子不婊子的。也不想一想，你如今都这么大岁数了，这次再评不上就要过线了！如果那样，当了一辈子教书匠，末了连个教授也混不上，你又将何以面对众人？那时，别人可不管你什么婊子不婊子，即使是婊子评上了教授也要比你副教授强！到头来丢人现眼、抬不起头来的是你而不是她！”
事已至此，我不能再犹豫了，讨出了地址便匆匆向花园新村赶去……
三
“请问，魏教授在家吗？”
“我就是！”
当我敲开了某院校教授楼的一间房门时，他一个头发花白、仪表端庄、落落大方、颇有学者风度的男人将我迎进客厅。
他的房间布置得真气派呀！豪华的大吊灯映在淡绿色的进口防滑瓷砖上，一水的木纹壁板在淡蓝色的绣花大吊帘的点缀下显得富丽堂皇。在客厅的高级音响旁边，还十分醒目地摆设着一台名牌电脑。纯毛地毯，真皮沙发，高脚转椅，无不显示着主人的身份。
看到这，我不禁又想起了自己的那个使人汗颜的家。
“请坐！”他做了一个十分萧洒的手势，率先坐在了里面的沙发上。
“谢谢！谢谢！”我十分拘谨地并腿端坐，不知如何开口，有一种小学生面对班主任时的感觉，话也语无伦次：“我找您……我是想……我……”
“您是想买书稿吧？”他倒泰然自若，直言不讳，像久经商海的公关小姐，坦率地让人脸红，“其实这也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商品经济嘛，这就同其它商品交换一样，我卖它，是因为我付出了劳动，理应得到相应的报酬；而你呢，既然付出了相应的酬劳，就理所当然地有权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这就是等价交换，很公平、很正常嘛！”
经他这么一说，我倒也心安理得了。
他打开了计算机，用手在键盘上敲了几下，荧屏上显示出了一些书目，他让我从中选了一个类别，又点了几下鼠标，荧屏上立马出现了价目表：
稿名：《教育心理学》
字数：280000
第一套设计方案
——惟一作者，终身享有著作权
报价：80000元；
第二套设计方案
——惟一合作者，与作者并列署名
报价40000元；
第三套设计方案
——合作第一署名报价30000元；
——合作第二署名报价28000元
——合作第三署名报价26000元；
…………
第四套设及方案
——任第一主编报价18000
——任第二主编报价15000
——任第三主编报价12000
…………
第五套设计方案
——任第一副主编报价10000
——任第二副主编报价8000
——任第三副主编报价6000
…………
“能、能便宜点儿吗？”不看则已，一看我的脑袋又疼了，疼得摧人肺腑。
“不还价！”教授蔑斜着眼睛将我重新审视一番，“你也是个文化人，你以为你在买白菜哪？我的这些研究成果是大风刮来的吗？！”说罢，板着面孔不屑一顾地到一旁独自品茶去了。
此时此刻，我觉得自己简直就是一个乞丐，显得那样下作！我感到难堪极了，长了这么大，即使当助教也没被人这么奚落过，何况现在好歹还是个副教授！
当我愤愤然准备离去的时候，一位学生模样的姑娘敲门进来了，说：“魏教授，您要的稿子我们给您写好了，总共20万字！”
“唔！”教授像验货一般翻看了一下，表扬道：“嗯，不错，有进步！”随之，十分老练、自然地从皮包中夹出几张人民币，用眼睛瞟了一下，递给姑娘：“同学们辛苦了，这些你们就拿去意思意思吧！”边说还边十分自然地在那姑娘的肩头拍了拍。
“上次还有……”姑娘有些忸怩。
“嗷！你瞧我这记性！”有些尴尬的教授像如梦方醒似地拍了拍自己的脑袋，哈哈一笑，又抽出了几张人民币放在了姑娘的手中。
“谢谢老师！”姑娘的脸好像刚刚盛开的桃花，满意地走了。
我恍然大悟，原来他也不是这些书稿的作者！我恼羞成怒地站起身来，“你、你……”多年的教书生涯使我连骂人这个最基本的发泄方式都不会运用了，斟酌了半天，才总算找着了一句能够聊表自己愤怒心情的话：“你算个什么老师，纯粹就是个倒爷！”
我以为他听后一定会勃然大怒，不料他竟开心的笑了：“你总算说对了！不错，我就是一个倒爷！”
“无耻！”
显然我这句脱口而出的话激怒了他，他敛起了脸，冷笑道：“哼！我承认我是倒爷就无耻，可如今这世上又有那个不是倒爷呢？当官的倒权，为民的倒钱，卖唱的倒歌，做学问的倒知识，这里面又有多少是属于他们自己的东西呢？”
“可你是教授，是为人师表的人民教师呀！”
“嘿嘿！”他似笑非笑地摇摇头，“难怪你现在还是一个副教授呢！教师怎么啦？教授就不能是倒爷？”他品了口茶，接着说：“就拿你来说吧，你以为你是什么？是园丁？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啧啧，多光荣、多伟大呀！其实说穿了，你也是一个彻头彻尾、名副其实的倒爷！”
“你这是诬蔑！”我愤然反驳道。
“诬蔑？那好，请问阁下所教的文化知识是打哪儿来的？是从课本上来的吧？可课本又是谁编的呢？不是我，自然也不是你！请问这种把别人的知识贩卖给学生的作法是不是倒爷？尽管你倒的东西不同，但性质是一样的！”
“这……”这个可恶的东西，竟然把我也划入平素自己最瞧不起的倒爷的行列，简直是可恶之极！我真想抡圆了巴掌去抽他。去他妈的教授吧，什么东西，连出卖别人的劳动成果都搞成什么“设计方案”，这就是文人的堕落，简直比妓女更无耻！
“怎么？不是吗？”他依然面带微笑。
“你、你这样做是违法的，我要控告你！”
“悉听尊便！不过，告我？有证据吗？”
“有，这就是！”我指着显示屏上的价目表说。
“哈哈哈……”他边笑边用手在键盘上按了一下，屏幕立时变成了一篇学术论文。“请问你的证据呢？随便诬陷人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呦！”他不无调侃。
“这个流氓！”我心里暗骂道。望着他那张得意忘形的老脸，不知咋的，我突然想起了妓女，她们是不是也是这样接客的呢？
我忽然觉得，这里更像是一所妓院，自己也成了一个嫖客。
当我逃出这所“妓院”时，那位教授依然面带微笑与我道别：“这次‘研究’不成仁义在，欢迎下次光临！”
四
离评定职称的日子越来越近了，可我的专著还没有着落。
写又写不出，买又买不起，一咬牙，我也顾不上廉耻了，决定“白手起家”、“自力更生”地“造”它一部“专著”出来。
于是，我借鉴教授的经验，从图书馆借来了一大堆资料，找了几个学习较好的学生，挑灯夜战了几个晚上，终于大功告成，我有生以来的第一部“专著”诞生啦！
接着，我又马不停蹄地赶到了一家个体印刷厂，忐忑不安地递上了我的“专著”。
我的担心是完全没有必要的，老板只问了句“要评职称了吧？”便头也不抬地数起页码来。看来像我这样在此印书的不在少数，我又心安理得起来：如果一个人做婊子的话，可能还难为情；如果人人都做婊子的话，谁又在乎谁呢？
“6000块！”很快他便报出了价格。
“能不能再便宜点儿？”有了上次的锻炼，我也大方了许多：“我们那里年年都要评职称，如果能优惠的话我可以给你介绍很多客户！”
“不行呀老师，这已经是成本价了！”
“那少印几本成不？您也知道，我们这种书印出来也没人看！”
“行！不过每本的成本要往上提，否则我们可就要赔了！”
看到再没有商量的余地了，我咬咬牙，“行！不过要快，不然……”
“明白！”不等我说完，他便心领神会，“我这就去安排，保证三天之内让你拿到书！”老板边说边往外走，还不无调侃地丢了句“你们这些人呀，屎要落到裤裆里了才忙着找茅坑！嘻嘻……”
这些工人，真粗俗！
我的“专著”终于如期问世啦！
捧着它，我心里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可翻开一看，我的脸只发烧。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专著”啊！满篇的错字、病句姑且不论，光是那些颠三倒四、似是而非、似曾相识的内容就够让人脸红心跳的！好在“专著”的包装还算精致，够档次，看来这帮工人也是谙熟此道的。我除了留下几本应付差事外，其余统统付之一炬，就像做贼的销毁证据一般。从进入印刷厂起，我就知道它们注定将要成为一堆废纸，这在纸张十分紧张的今天，简直是一种不可饶恕的罪过，可我又不得不如此！事已至此，也只有这样，才能避免谬种流传，遗害后人。这总比那些利用职权“推销”自己所谓“专著”的人要高尚一些吧！
现在我的心里十分矛盾，既想尽快让人们知道我也有了“专著”又怕让人看到它，为此惶惶不可终日。人啊，要么就正正派派地做人，要么就痛痛快快地做婊子，既做了婊子又想立牌坊的滋味实在不好受！
经过冥思苦想，为了让自己的“专著”再“真实一些，我专门跑到某出版社所在地的邮局神不知鬼不觉地给自己汇了一笔数目可观的稿费，然后又装模作样地拿到办公室去盖章。果然不出我之所料，倾刻间我“专著”问世的消息传遍了全系，人们都纷纷向我表示祝贺。令人费解的是，竟没有任何人向我索要“专著”一阅。看来我的担忧是多余的，大家都是哑巴点钞票——心里有数，只不过彼此心照不宣罢了！
现在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本以为可以松一口气，静候佳音了，可不成想老崔又带来了一个意外的消息：“听‘大红嘴’说书记已内定了她！”
“什么？”我脑袋“哄”地一下大了。要知道，为了这次职称，我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啊！别的姑且不论，就连那5000块的印书钱，还是我东挪西借、几乎倾家荡产才凑出来的！
如今职称对我来说，不亚于鸦片，在它面前，我好似一个瘾君子，有了初级想中级，有了中级又要副高、正高，同人的**永无止境一样，我对它的追求也是无休无止的！如果说我先前想得到它只是为了解决户口、房子等生活问题的话，那么现在我已经把它看成了自己生命的全部！它是我为之倾倒，终身为奴，不能自拔。我像一个输红了眼的赌徒一般，决心不惜任何代价也要得到它！
“我找那婊子去！”丧失理智的我不顾老崔的再三劝阻，像有人要扒自己祖坟那般怒不可遏，不管三七二十一地在楼道上截住了打扮的妖里妖气的“大红嘴”：“你、你……”
“呦，是什么事把我们未来的‘大教授’急成这个德性啦？”她十分夸张地启动着那张血盆大口。
“你说，你有什么资格当教授？”
“资格？当然有了。我有你所不具备的资格！”
“你有什么我不具备？”
“我肚脐眼儿下面的东西你具备吗？”说罢，她浪笑地走了。
“你……呸！不要脸的东西！你以为就你有那玩艺？我没有，可我老婆有，告诉你，我老婆比你长得漂亮十倍！”
极度的悲愤使我忘记了人间的廉耻，竟胁迫妻子干出了那种丧尽天良、禽兽不如的事来！
当晚，我生拉硬扯、软硬兼施地将自己的妻子拖到了那个衣冠禽兽的楼下，逼着她走了进去……灯灭了，我的心也碎了……
五
我终于如愿以偿了！
当我还没有从那奇耻大辱中缓过神来时，我已魔术般地变成了教授。虽然这教授来的不光彩，可随之而来的实惠却是实实在在的！我不但迅速长了工资，还分配了新房，久拖未决的妻子女儿的户口也有了着落，系里也正酝酿要提我当副主任，人们请我外出讲课也不再是那么区区10元钱了，而且还有专车接送。仿佛我是从昨天才一下变成人才似的，尽管我的业务水平已大不如从前了。不仅如此，就凭那本狗屁不通的“专著”我还被授予了“有突出贡献的专家”。
看到自己艰苦奋斗了几十年不曾得到的东西，今儿竟这么轻而易举地换来了，至此我总算明白了，职称与文凭相比，它有更大的灵活性，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它比文凭更实在，更重要。对于某些人，得到它很容易，不用受四年寒窗的煎熬；可对某些人来讲，得到它又很艰难，并不是每个有文凭的人都可以轻而易举地得到它的。它就像数学中的未知数，可大可小，可正可负，神奇无比，既能在一夜之间将一个人才变成蠢才，也能在一夜之间将一个蠢才变成人才。
惟一令人遗憾的是我的妻子，那个我曾经拥有、如今法律上依然属于我的逆来顺受的女人，从那以后，像换了一个人似的，成天难得说一句话。即使到了夜晚，也像具僵尸，不论我怎么着，她都一声不吭，一动不动。有时我实在受不了了，发疯似地扑在他身上又咬又扯又打又骂，可她依然纹丝不动，只是眼里充满了盈盈的泪水。
望着眼前这既熟悉又陌生的**，有时我也觉得对不住她。可一到白天，看到无论同事还是领导，都对自己点头哈腰，卑躬屈膝，我的心里又平衡了。自己虽然失去了许多，但我同时也得到了过去所得不到的、对我来说至关重要的东西，我以为还是值得的，有失才能有所得，世上的事就是如此！
我也时常这样开导她：“你们这些女人哪，就是头发长见识短，这有什么？我一个堂堂男子汉都不在乎，你又何苦来着？你看我们单位的那个‘大红嘴’，人家还是副教授呢，不照样……”可不等我说完，她便转身离去，眼里好像还投来蔑视的一瞥。
人们可能因此指责我无耻。可我以为，这就如同蜥蜴的短尾保身、勇士的舍生取义一样，实乃不得已而为之。失节事小，职称事大，为了得到它就应该不择手段。职升的越高，付出的代价也就越大，这是很正常的，也是无可指责的！
“她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如今票子、地位都有了，得大于失，何必那么斤斤计较？”我心里话。
这天吃午饭，女儿蹦蹦跳跳地跑了进来，手里捧着一本书，进门便嚷嚷：
“爸爸，什么叫‘既做了婊子又想立牌坊’？”
“什么？”我一时竟没反映过来。
“哇——”的一声，妻子捂着脸跑出门去。
女儿愣住了，木呆呆地不知所措。
我也呆住了，半天才回过味来，有生以来第一次打了女儿：“你这个该死的东西，怎么能这样骂你的母亲？！”
“没有哇爸爸，嗯——嗯——这是书上写的，人家看不懂才回来问您的！嗯——嗯——”
“什么？”我劈手夺过书来一瞧，果然如此！
我的妻子就这样疯了！
可恶的文人啊，你们怎么竟想出了如此歹毒的语言逼疯了她！
你们还我的妻子啊！
六
“……教授……”
教授？教授是什么东西？好像是一种职称。职称又是什么呢？不知道。不对！怎么能不知道呢？连自己毕生为之奋斗的东西都不知道怎么可以？我使劲睁开眼睛，眼前浮动着许多脑袋，白的，统统都是白的，看到我醒来后，他们都舒心的笑了。
“快、快给我找一本辞典来！”我迫不及待地要求道。
“瞧人家，到底是教授，醒来后的第一句话就是要工作，令人敬佩，值得我们好好学习啊！”一个年龄较大的白脑袋说。
“你们快去呀！”我愤怒了，声嘶力竭地喊着。
众人愣住了，“蒋主任，您看……”
那个年龄较大的白脑袋点了点。
众人退出去了。护士找来了一本《现代汉语辞典》。
我抑制住自己激动的心情，哆嗦着手将其翻到第1468页。臆想不到的是，原以为这个光彩夺目、为众人顶礼膜拜的字眼解释得肯定非同一般，不料竟干巴巴的连标点符号在内才区区6个字：“职称——职务的名称。”我疑心看走了眼，又反复寻找了半天，依然如故。怎么能这么简单、枯燥、乏味？殊不知有多少人为之倾倒，又有多少人为此争得你死我活，这怎么可能？难道我毕生为之追求并因此付出惨重代价的就是这么个东西？不、不对！真是些饭桶！倒不如我来替他们解释：
职称，是荣誉、地位、金钱的象征。它是一种荣誉，但比荣誉更持久；它标志着一个人的身份、地位，但又不是具体的，而是变化的、无形的；它意味着金钱，但决不等同于金钱，它比金钱更崇高，更伟大！它的法力无边，变幻莫测：它能将黑的变成白的，丑的变成俊的，处女变成婊子，婊子变成节妇；无论你是庸人还是白痴，一旦拥有了它，你就成了专家，成了人物，尽管说出的话味同嚼蜡也成了“至理名言”，尽管东拼西凑的文章狗屁不通也成了“名著”，拥有了它你就等于拥有了一切。同样，一旦丧失了它，也就意味着失去了一切，包括你自身，哪怕你再有能耐，再满腹经纶也狗屁不是。为了它，人们可以尔虞我诈、自相残杀；为了它，人们可以不顾廉耻、甚至出卖自己的妻子……对于一个知识分子而言，职称代表着他的尊严、他的价值、他的自身，是他毕生为之追求、奋斗的动力所在，是他借以炫耀的资本，是他生命的全部……
……我这是怎么了？脑袋这么沉！难道……我不敢再往下想，可我实在不甘心啊！这么多年来，我将生命的全部耗费在了职称的争夺和积累上，只使用了自己的生命，却从不曾享受过自己的生命；而今，我终于达到了自己的目标，但生命又将离我而去，我怎么能甘心呢？！生活要是从今天开始该有多好，可这一切都将成为过眼烟云，昨日黄花……如果这职称也能够传宗接代的话该有多好哇！对，为什么不呢？我要向中央上书，建议职称要有继承权，就像欧洲君主国家的贵族爵位那样可以父传子、子传孙，子子孙孙没有穷尽……我越想越亢奋，决定把这些设想都一字不落地统统写出来，也算自己对职称事业所做的最后一点儿贡献吧！
可这里没有纸笔，护士又不在，在了也不一定给，倒不如自己去买。我试着起身走了走，感觉还可以，便悄悄溜出了病房。
院外，阳光明媚，生机盎然。看着这火热的生活，想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我不禁黯然神伤——但又想到了“继承权”，想到了在自己的讣告上也将留下“教授”的痕迹，又有了些欣慰！
医院旁就有一家小买部，可我对那些倒爷素无好感，宁肯多跑几步路也要到较远的一家国有商店去。买了纸笔出来时，口渴的厉害，便在门口的小摊上买了一盒冰淇淋，打算回病房吃。
当我返回时，卖冷饮的姑娘气喘吁吁地追了上来。“怎么？我没短你的钱呀！”我不解地说。
“不是，我忘记给你勺了！”姑娘笑盈盈地将一只小木勺递给了我。
“怎么？就为了这？跑了这么远！”望着汗流浃背、气喘吁吁的她，我十分诧异。
“这都是配套的，不如数交给顾客，给人家造成不便，不是缺德吗？”姑娘却不以为然。
望着她远去的背影，我不禁愣住了：这难道就是自己一贯瞧不起的倒爷吗？
我忽然又想起了那个浑蛋教授说的话，现在细细品来倒还有几分真谛：
自己这些年来，将精力几乎都花在了拉关系走后门上，很少认认真真地做过学问，只不过将别人的劳动成果原封不动地“倒”给了学生，充其量也只是一个靠贩卖文化知识为生的倒爷而已！
小贩们还懂得将所贩之物完整无缺地交到顾客手中，而自己呢，虽然职称越升越高，可学业却越来越荒疏，一门心思追名逐利，所倒出去的文化知识比课本上的只少不多。不论自己承认与否，自己的确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不称职的、短斤缺两的文化倒爷！
又是一阵天旋地转，我身不由己地倒了下去……
【完】
初稿于一九九六年三月三十日
九六年六月十六日改毕于乌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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