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汉人的足迹，根据明确的记载，已经达到了中亚、西亚，直至地中泫之滨以及
日本、东南亚、南亚，贸易交往的范围就更大了。大一统的蓝图早已成为现实，而
且“九州”之外的存在也已是尽人皆知的事实。来自西域的葡萄、苜蓿、杂技、音
乐，不像珠玉宝物那样只是皇家的珍秘，异国的使者和商人在长安已不时可见。按
照汉朝的兵役制度推测，绝大多数郡国都有人参加征代匈奴、大宛的战争和在边境的屯戍，也就是说各地都有人亲身经历“九州”之外的境地。出使异域归来的使臣的详细报告和管辖西域各国的都护府的文书档案，使学者和史官能够留下确切的记载。《史记》、《汉书》中有关西域的史料，即使用今天的眼光看也还是比较翔实可靠的。
但是这一切并没有削弱原来那种以中原为中心、华夏（汉族）为主干的统一观，反而还有所加强。因为通过这些活动，人们已经确信，在中国之外再也不存在比中国更强大、富饶、文明的国家了。其他国家的君主和人民如果不对中国称臣纳贡、接受赏赐，就只能自外于华夏声教，甘心为夷狄了。
东汉以后，西北以至中亚的民族大量内迁，东北民族也先后进入黄河流域，有
的甚至成了中原的主人。但在占优势的华夏文化面前，这些军事上的征服者无不成
了文化上的被征服者。这些民族的首领也成了受命于天的“炎黄子孙”，甚至这些
民族本身也渐渐融合在华夏（汉族）之中了。
发达的文字和造纸、印刷技术使中原统治者对边疆地区和外国的一厢情愿的记
载长期流传，而被记载的对象不是没有文字就是史料早已散佚无存，所以二十四史
中某国于某年某月称臣受封，某国于某年某月进贡来朝，某国于某年某月接受赏赐
这类记载，在不少人的眼中自然成了中华帝国声威所及的象征。
这就毫不奇怪，为什么直到18世纪初，西方早已完成了地理大发现，欧洲列
强已在海上称霸并将东方作为下一个目标是地，修《明史》的史官在评述利玛窦的《万国全图》时还认为“其说荒渺莫考”，只是由于“其国人充斥中土”，所以“其地固有之”；总算承认了欧洲的存在。这就是说，要是没有那么多西洋人出现在中国的话，即使利玛窦的世界地图上画得再清楚，史官们也会视而不见的。
这也就毫不奇怪，为什么直到19世纪后期，明明因敌不过洋人的坚船利炮，不得不签订屈辱的条约，以满足列强的贪欲，清朝的官方文件中却还要厚着脸皮写上：“大清国大皇帝恩准该夷．．．”俨然一副作为世界主人的天朝皇帝派头。
而精通儒家经典的大臣和学者很自然地想到了春秋时“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的形势，因而当务之急还是要明辨“夷”“夏”；但这些人中的绝大多数至死也不知道这么多的夷人是从哪里来的，究竟要干什么？一位关心时务、忧国忧民的大臣终于找到了对付夷人的绝妙办法，他上书皇帝，建议大清国的军队以长竹竿为武器；因为他经过仔细观察，发现夷人走路时腿脚是直的，显然没有关节，所以只要用长竹竿将他们拨倒在地就再也爬不起来，置之死地岂不易如反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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