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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老兵记忆中的滦东抗日战场
董宝瑞
抗日战争时期，在河北省境内与战斗在敌后战场的八路军作战的侵华日军，主要是通称春2980部队、简称“春兵团”的独立混成第八旅团。前些年，当年在日军春兵团服役的通讯兵白田钦太郎，写有回忆性的文章，介绍了他了解的当年春兵团，特别是第一独立大队（春2981部队，简称“春一”）和第二独立大队（春2982部队，简称“春二”）与八路军作战的情况，其中直接涉及到滦东抗日战场的几次著名或是比较通常的战斗。
作为全国19个抗日根据地最靠近东北腹地的冀热辽边区重要组成部分的滦东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基本形成于1943年。以跨越昌黎、卢龙、抚宁等县境的碣石山区为中心区域，辐射滦河以东长城内外的河北、热河、辽宁交界地带一个广大地区的滦东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开辟以后，对日本侵略者盘踞的军事要塞山海关和港口城市秦皇岛，以及伪满洲国的所谓“西南国境线”，形成了极大的威胁和震慑。为此，侵华日军不得不在滦东地区重新布防，将其在河北省境内的主要作战部队——号称“春兵团”的独立混成第八旅团，于1943年7月调到这一带驻扎，并纠集驻守在长城内外的日伪军对战斗在滦东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的八路军、游击队反复进行长途奔袭，分进合击，企图一举消灭八路军的主力部队。而在1939年12月组建的冀东八路军第一个主力团——十二团和1943年7月以十二团第四连、第二连为基础组成的第七区队、第八区队，坚持战斗在滦东地区的山区、丘陵、平原，紧紧依靠根据地的党组织和人民，与敌人展开了生死搏斗，打了不少比较漂亮的胜仗，在极其艰险的斗争环境中壮大了抗日的武装力量，为抗日战争胜利后抢先收复东北失地建立了最前沿的进军阵地。
当年的滦东八路军，给白田钦太郎留下刻骨铭心印象的，主要有以下几次战斗：
伏击日军汽车队的潘营战斗
白田钦太郎在其回忆文章中，最先讲述的是侵华日军独立混成第八旅团刚刚由顺德地区（邢台一带）换防到唐山地区不久，于1943年8月22日在滦河以东地区发生的一次八路军伏击日军汽车运输队的战斗：
春兵团在这年7月，从以前驻防的顺德地区换防到唐山地区。春一大队总部被设在罗家屯。罗家屯与铁路沿线的滦县之间的联络、人员物资的运输，则由配属给大队的汽车队（由十二三辆汽车组成）来协助完成。
但驻防后不久，途中的滦河上的桥梁（说是桥梁，不过是高粱杆搭成的而已）被敌人烧毁了。没办法，我们只好把汽车队一分为二，河南北岸各配置六七辆，约定时间到滦河两岸会合，在那里用渡船将人员、物资交换。
当时我虽然在无线电部队勤务，但有时候也下到分队去客串汽车队警卫什么的角色。我有的时候去南岸的分队，有的时候去北岸的分队。有那么一天，我在南队，早上从滦县出发、到达滦河南岸的时候意外地发现每次都提前于我们到达的北岸分队居然踪影全无。
“不对劲啊……”正这么想着，从附近的爪村分遣队下来两个士兵，对谷川军医报告说“北岸分队遭到了袭击，损失相当严重”。
后来我们听说了战斗的情况是这样的：北岸分队打头的车辆行使到播营村附近的时候，忽然发现道路拐弯的地方被挖了一道壕沟，无法通过，于是踩刹车急停下来。就在这时，从播营村民房屋顶上南瓜叶后面隐蔽着的敌军捷克轻机枪猛射过来，第一辆车上的千叶中尉以下十七人全部战死。
这次战斗是敌人经常采用的伏击战术的典型，使我们痛心地认识到汽车行军中一定要加强对路两侧的警戒。
广濑是千叶中尉的传令兵，由于偶然的原因没有坐第一辆车而上了第二辆车，因而得于幸免。后来听他讲述当时的情况：“你一定会问我为何没在播营战死吧？我都被人问了这个相同的问题不知道多少遍了，真让我烦恼。”他这样开始了叙述，出发的时候他自然是与千叶中尉同乘第一台车。但刚要开车的时候，千叶中尉忽然说：“嘿，我的雨衣没带。广濑，你去给我取来！”于是他急忙下车回兵营取了雨衣回来。但此时第一辆车已经开动，他没有办法只好坐上了第二辆车。广濑一边摇着头一遍说：“人的命运真是没法理解的啊！如果那时候千叶中尉没有忘记带雨衣，这会儿我……”一副感慨万千的样子。但是就是这样，十个月后他还是在高各庄壮烈地战死了……
其回忆中的“罗家屯”，在今迁西县东部与迁安市交界的滦河拐弯处的北岸，在迁安市区西北偏东20公里处；“爪村”在今迁安市区南偏东7.5公里处的滦河又一拐弯处的南岸。当地没有“播营村”，“播营村”当即今迁安市区北偏西7.5公里处的潘营村；潘营村位于滦河东岸的罗家屯通往迁安城的公路线上。据曾在冀东八路军十三团任政治处主任和政治委员的王文整理的《冀热辽人民抗日斗争史军事工作资料（下）》记述，1943年8月22日，刚刚进行整编，取消营建制的八路军十二团一连指战员，“伏击北潘营、罗屯敌人汽车3辆，歼敌18人，缴轻机枪1挺、步枪13支”（见天津人民出版社1987年4月第1版《冀热辽人民抗日斗争文献·回忆录》第3辑第185页）。“伏击北潘营、罗屯敌人汽车3辆”，当为在潘营村伏击了从罗家屯开过来的3辆日军运输汽车。
曹西庄歼灭日军坦克战斗
1943年12月7日，战斗在滦东地区的八路军第十二团特务连和第三连、第五连指战员在碣石山北部山区的抚宁县曹西庄一带宿营。上午10时左右，日军的3辆坦克和2辆卡车突然向曹西庄村开来。军情紧急，正在村外的十二团副参谋长杨树元和三连连长穆野立即带领部队与卡车上的日军交火。当时，日军的3辆坦克横冲直撞，不管不顾，径直开进村里。正在村内驻扎的特务连战士，在连长戴士奇、指导员胡导环率领下，发挥近战优势，跳到坦克上用掷弹筒和手榴弹进行轰击，当即炸毁日军的两辆坦克，另一辆坦克掉头就跑。随即，三连和五连指战员追击敌人，歼灭日军数十人，炸毁两辆卡车。这场战斗，不仅是滦东，而且是整个冀东的八路军部队首次与日军的坦克兵作战，并取得了胜利。战后，作战部队受到了冀东军分区和晋察冀军区的通令嘉奖。
对这次炸毁日军两辆坦克车的战斗，白田钦太郎以《坦克部队损失惨重》为题，是这样回忆的：
大概是在1943年底冬季的时候吧，那时我所在的部队主力驻扎在抚宁县城，主要的任务就是讨伐附近地区蠢蠢欲动的共党八路的队伍。那会儿有一次，讨伐队配属了从别的兵团征借的坦克小队。这个小队我记得是一名年轻的见习士官所指挥，由三辆坦克和两辆负载燃料专用的卡车构成。
那是扫荡作战某天的事情了，那天的进攻目标是抚宁县的刘田各庄以及其附近出没的敌军主力部队。讨伐队从头天夜里大休止地点出发，分成数列纵队，向目标村落附近包围过去。各纵队间距离大概两三公里的样子，最右翼的纵队就是这个坦克小队。其左侧就是我们所属的讨伐队总部和直属的两个步兵小队以及辎重。
那天临出发前，坦克小队长请求装燃料的卡车上最好能派给他们一个分队的警备力量，但讨伐队总部也缺兵少将，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只好拒绝，至今我还对那天的情形记忆犹新。
看着讨伐队总部指挥班的右翼两公里左右的纵队高扬着太阳军旗，顺利地进军直至看不见为止，我们所属的讨伐队总部的纵队，也向着目标刘田各庄突击。记得大概是下午两点，作为一起突击信号的发烟筒终于被发射了上去。那天一早开始就有强烈的东北风，使得我们无法听到右翼纵队方向的任何声音。各路纵队相继开进到了刘田各庄，果然发现了敌军主力部队在此休整的痕迹，到处是敌军突然发现我军的到来，急匆匆逃走的迹象。我们在村子的中间讨论着下一步的行动计划。正在这时，右翼纵队的一辆轻型坦克从刘田各庄东面隔着一个高地距离约三公里左右的曹各庄方向急匆匆地赶了回来，“我们刚刚在曹各庄附近与敌军大部队遭遇交战！”
我们当时的紧张情形简直无法用文字形容，连忙向村子东侧的高地（标高约七八百米左右）进发。
我什么时候也无法忘记当时的情景。那时候庄稼都已经收割完毕，一眼望去宽广的高粱地中间的曹各庄附近尽是左冲右突的大部队，我在华北这么长的战场生涯里面，还从来没有看到过敌军这么大的部队！
我方立即用重机枪一起开始射击，察觉我方主力到来的敌军，立即散乱开来向曹各庄东北方向的丘陵地区逃走。仗着他们轻装而且脚快，不一会儿就从战场逃了个一干二净。
我们急忙冲进曹各庄，却只看到了两辆坦克抛锚，两辆卡车着火，右翼纵队全员战死的惨状。
根据时间判断当时的情况，察觉到我军讨伐队扫荡的敌军在从刘田各庄逃走的路上，于曹各庄附近遭遇我军的右翼坦克小分队，经过接近一个小时的战斗，被引诱到村子里胡同深处的轻型坦克，似乎是被高粱杆所点燃的烟幕隔绝而抛锚。看到如此先进的武器装备竟然落得如此惨状，实在是痛心不已。更有甚者，负载燃料的卡车上的随乘队员的身影也一个不见，全部失踪。发生了这么激烈的战斗，却由于那天强烈的东北风，使得我们对激战的声音完全无法察觉。
离发生战斗的地方过去七八公里，就是讨伐队的基地抚宁县城了。讨伐队首先收容了轻型坦克和卡车的残骸，随即以当天看到的敌军主力部队为目标展开了新的一轮扫荡，也算是为轻型坦克分队报仇的作战吧……
算上时不时要回到抚宁县城的基地去补充弹药粮草以及被服修理，这次的扫荡作战持续了二十天。
此中的“曹各庄”显然是“曹西庄”之误。曹西庄在抚宁县城西偏北10公里处，距离卢龙县的双望镇较近（约5公里），距离刘田各庄较远；刘田各庄在曹西庄西南约15公里处，时属抚宁，今属卢龙。
对这一次比较漂亮的战斗，当年任冀东军分区参谋长和十二团团长的曾克林在回忆文章《在滦河东岸的战斗岁月》有比较清晰的追述：“……十二团团部和特务连特务连及三连、五连在抚宁县曹西庄一带宿营。上午，敌人的3辆坦克和两辆卡车向村里开来，情况十分紧张。在村外的团副参谋长杨树元及连长穆野，立即带领部队与卡车上的敌人交上了火。但3辆坦克横冲直撞，进了村庄。这时，街上只有一个特务连。我与程陆天同志当即指挥部队打‘洋乌龟’。在指导员胡导环、连长戴士奇的带领下，战士们发扬勇敢作战，近战歼敌的精神，用掷弹筒轰，用手榴弹炸，跳到坦克上打，连续炸毁了两辆。另一辆见势不好，狼狈逃窜。我三连、五连战士勇猛追击，歼灭鬼子几十名，烧毁了两辆卡车。这是我冀东解放区部队首次打掉敌坦克。战斗的胜利，使根据地人民欢欣鼓舞。为此，军分区和晋察冀军区通令嘉奖了我们部队。”（见天津人民出版社1987年4月第1版《冀热辽人民抗日斗争文献·回忆录》第2辑第337页）
另外，白田钦太郎还回忆了收容曹西庄战斗中战死日军遗体的情况：
就在扫荡中间的某天傍晚，抚宁县里的伪军县警察队传来这么一个消息，说是前些天战斗中失踪的日军已经全都战死了，被埋葬在曹各庄村子附近。
我那次正好没参加扫荡，赶上驻守县城的任务。接到这个消息，我就从留守的卫兵中挑选了差不多十个人编成一队，带上一挺轻机枪、一具掷弹筒，乘坐一辆卡车朝目的地进发了。
这个消息有可能是对方故意放出来的消息，引诱我们前往而在途中打我们的伏击。考虑到有这样的可能性，我们有必要加以万分的小心。
大部队去扫荡了，只有我在留守，所以就我们这么点可怜的兵力去收容战友的遗骸，紧张的情绪可想而知。太阳西沉的时候，我们到了曹各庄前头的一个村子。由于头些天的那场激战，也许是当地老百姓估计着日军回来报复，所以村子里一个人影儿也没有，这让我们感到非常的古怪。终于让我们在村子里找到一个藏着的中年农民。我连通过伪军警察的翻译都等不及，操着半生不熟的中文亲自讯问。万幸，这人正好是前些天被八路军强迫着去埋葬阵亡日军的老百姓之一。我们急忙全体动员，从村子里找来了铁锹、锄头。曹各庄村子南侧的河滩就是我们的目标。河床很浅，水流清澈，是华北很难见到的秀丽景象。这时从北侧丘陵地带对面的村子里，传来了两三声可疑的枪响，也许是什么联络的暗号吧。我们都紧张起来，加紧在目标地区的挖掘工作。也许是冬天寒冷的缘故吧，我们终于挖到了几具面容完好的战友遗骸。郑重地将遗体抬到卡车上，我们所有人一同举枪致敬。默默地为亡者举枪祷告的激动心情，至今难以忘怀。这是从别的部队临时借调给我们，与我们的讨伐队同心协力英勇战斗过、壮烈牺牲的战友，如果下落不明地了解此事，无论是对他们在日本国内的亲属，还是对我们春二大队的声誉来说都是绝对无法忍受的。如今，我们的执著终于有了报偿。
待我们一收容好尸体，就急忙从那里逃离，从后方传来了几声枪响。在山影憧憧的山路上，看着夜空里淡淡闪耀的星辰，我感受着华北荒野那初冬逼人的寒气，和载着遗体的汽车在山路上一起摇摇摆摆的眼眶中，闪烁着感情复杂的泪光。
大王屯袭击日军战斗
白田钦太郎以《大王屯战斗》为题，追记了1944年1月23日在卢龙县北部丘陵地带遭遇的一次八路军袭击战。他是这样回忆的：
1944年1月中旬，守卫燕河营的治安军遭到敌方的突袭，蒙受了毁灭性打击，无法再确保当地的治安，不得不放弃而撤回。为了收容残留在那里的兵力和家属，中西讨伐队于1月22日从迁安县城出发前往燕河营，在完成了收容、撤退任务后踏上了归途。
第二天是1月23日，晌午时分队伍行进到大刘各庄，在那里吃午饭休整。
村子里有很多刚刚生过火的痕迹，看来就在不久前敌方有相当多的兵力也曾在此休息。
从这个村子出发后约一个小时，正当中西队长下令就地休息后往回张望的节骨眼上，从身后传来了敌人的猛烈射击声！那时是13：30。
讨伐队立即掉头，左侧是第四中队，正面是第三中队，右翼是第二中队，呈战斗态势开始向敌人反击。
此后双方激战到日落为止，我们用山炮猛轰以密集队形渐渐后退的敌军。
这场战斗前两三天，华北刚刚很稀罕地下过了一场雪，这天在积雪中展开的一场激战让我至今记忆犹新。而且据我所知，敌军敢于向编成讨伐队的我军主动发起进攻挑衅的，这还是头一遭。也就是从1944年这会儿开始，我们渐渐感受到了敌军日益旺盛的战斗**……
查阅冀热辽人民抗日斗争史研究会1991年6月编印的《冀热辽子弟兵》一书，发现白田钦太郎所说的“1944年1月中旬，守卫燕河营的治安军遭到敌方的突袭，蒙受了毁灭性打击”，当指1944年1月12日，战斗在滦东的八路军十二团第三连和第八区队的两个连，在卢龙县城北偏东23.5公里的桃林营的白家窝一带打的一场伏击战。当时，部队在公路两侧设置埋伏，俘虏送给养的治安军官兵188名，击毙日本教官和治安军营长以下官兵80余人，缴获轻机枪8挺，长短枪支140余支，子弹万余发。这一仗，使驻守在卢龙县北部重镇的燕河营的治安军蒙受了毁灭性打击，无法再在当地驻扎，不得不弃守，在日军的接应下撤走。白田钦太郎回忆的，显然是日军独立混成第八旅团的部队在接应驻守燕河营的治安军残兵败将撤回途中，在燕河营西南10公里的大王屯（在大刘各庄村南偏西3公里处）遭遇八路军袭击的情况。对此，曾克林的回忆文章《在滦河东岸的战斗岁月》，王文整理的《冀热辽人民抗日斗争史军事工作资料（下）》均有记述，但日期与白田钦太郎所忆不同。曾克林在《在滦河东岸的战斗岁月》一文忆及：“（1943年）11月12日，卢龙去燕河营送给养之敌于途中被我歼灭后，燕河营据点之敌非常恐慌，逃往卢龙，中途遭我截击。敌夺路向西南逃窜。我跟踪追击至王屯村，将敌人四面包围，激战10小时，歼敌大部。”（《冀热辽人民抗日斗争文献·回忆录》第2辑第335页）。王文整理的《冀热辽人民抗日斗争史军事工作资料（下）》记八路军十二团于1943年11月中旬“围困燕河营据点”；11月12日，“卢龙之敌去燕河营送给养，行至中途被我全歼”；12月3日，“燕河营之敌仓皇南逃”，“我军跟踪40余里，直至大王屯村将敌包围，激战4小时，歼其大部”，“后卢龙之敌300余人带坦克来援，我即撤出战斗”（《冀热辽人民抗日斗争文献·回忆录》第3辑第189页）。而《冀热辽子弟兵》一书辑入的《第十二团（含第七队）团史》则根据曾克林的回忆文章，记1943年11月12日，“第十二团追击燕河营向卢龙逃跑之日伪军，于王屯村将其包围，激战4小时，歼其大部”。显然，《冀热辽人民抗日斗争文献·回忆录》和《冀热辽子弟兵》等书辑入的文章对“大王屯战斗”的记述，日期上都有差误之处，白田钦太郎《大王屯战斗》所记的日期可能比较准确，战斗当进行了“4小时”。
彭家洼遭遇战
1944年6月8日，团长曾克林和团政治处主任程陆天率领八路军十二团的4个连，以及丰（润）滦（县）迁（安）联合县大队，在靠近卢龙县的迁安县北部的建昌营以南公路设伏，俘伪军50余人；接着，部队又全歼建昌营出援的伪军1个中队，生俘32人。当时，由高各庄出援的绥靖军的4个连被阻于彭家洼，在伪营长被击毙后退去。就在部队打扫战场时，驻扎在迁安县城的日伪军300余人分两路合击十二团的团部驻地彭家洼村，部队组织迎战，占据有利地形，又歼日伪军170余人，缴轻机枪5挺、步枪70支、掷弹筒11个。
这是战斗在滦东地区的八路军十二团指战员与日伪军打的诸多硬仗之一。对此次惨遭八路军重歼的战斗，白田钦太郎多年后记忆犹新，以《高各庄战斗》为题回忆道：
1944年6月8日，靠近万里长城的冀东地区万里无云，田间的农作物都在这繁茂的季节由新绿变成了深绿色，在初夏眩目的阳光中轻轻摇摆。
那一天，我作为春一大队（星加少佐担任队长）队部指挥班和无线电分队的一员，被派去参加讨伐队。
讨伐队在迁安集合。正午时分打头阵的一中队（一户中尉担任队长）先出发了，忙着欢送出发的战友的场面时至今日还时时浮现在我的脑海里，那出征的队伍里有很多我熟悉的面孔。不过我做梦也没想到，那竟会成为我们的永诀。
他们出发后拖了很久（大概是已经过了14：00吧），我们的大队队部才出发，向小松庄方向进发。过了四五十分钟，队伍中突然有两三个人叫起来：“啊……枪声！”然后就向后望去。那几个家伙耳朵都是出了名的灵光，包括我在内大部分人还都什么也没听到呢。
似乎是在问“什么？枪声？”，大家都不约而同地朝那个方向望去（我们正后方稍微偏左的方向），片刻之后终于听到了传来的枪声大作。机枪、步枪，还有似乎是迫击炮爆炸的声音。毫无疑问，肯定是敌军大部队在对第一中队展开攻击了。与此同时，大队队部也马上知道了高各庄附近发生了大规模的战斗。
大队长立即命令向枪响的方向急行军，大家立即掉转马头朝左后方赶去。但是那附近都是凹凸不平的乔木林和灌木林，很难走，茂密的枝叶简直是遮天蔽日。此外还有敌人阻击的子弹也纷纷打来，真令我们欲速而不达。等到大队长和指挥班进展到小涌庄这个村子的时候，已经是日暮时分，光线只能将将看清人脸罢了。
到了晚上敌人也没有撤军，激战持续了一夜，好容易迎来了黎明。这场战斗的情形千装先生所写的书是这样记叙的：正如刚才说的，一中队作为打头阵的，首先来到了高各庄。中队领导们在伪军所守卫的炮楼里开了个小会，了解了一下当地情况，便采取行动去占领距离那里有一段距离的小高地。当他们占领了第一座小山后，发现前面隔着一处鞍地的对面有一座更高一些的小山。于是他们又打算前出到那里。接下来先是左翼担任侧卫的长谷本分队打算攀上山的时候，山脊对面隐藏着的敌军主力突然出现在眼前，朝着他们一通猛射，这个分队大半都猝不及防地被干掉了……接下来正面也出现了敌军，小林小队也遭到了猛烈射击，打得很艰苦；千装小队和指挥部当时还在第一座小山上，勉强组织反击，坚韧地等待援军。
后来木村中尉率领的二中队赶到支援，加入战团，一直到天黑激战都在持续着。
这次战斗，我方自中队长一户中尉、小队长小林少尉以下阵亡四十七人，还有多人负伤。
当噩梦般的夜晚过去、迎来黎明的时候，我看着受伤和阵亡的弟兄们纷纷被用简易的担架从山上运下来，心中有说不出的难过。
千装小队长、西原指挥班长他们两个在作战过程中，一直在焦急地等候大队的来援。“大队队部还没来？”“让我们坚持到大队队部赶来吧”……就这样互相鼓励着，靠着这个信念，以少的可怜的兵力与众多的敌军周旋，一直支撑到二中队赶到救援为止。这样的英勇，实在值得大书特书。
高各庄在彭家洼村南2.5公里处，实际的交战地点是在迁安县城北偏东10.5公里的彭家洼村一带，白田钦太郎记成了“高各庄”。从这场战斗看，曾经于1942年8月8日在彭家洼一带歼灭日本关东军原田东雨中队一个中队70多名日军的八路军十二团指战员，在对敌作战时是敢于硬碰硬的，只要是有战机，就勇于歼灭送上门来的敌人，常常把敌人打得胆战心惊，风声鹤唳。
马家峪战斗之谜
日本老兵白田钦太郎在其回忆录中，坦言他们当年在冀东，特别是滦东与八路军作战时，感觉八路军“是毫无疑问的正规军，不仅兵力众多，士气也很旺盛，武器装备也不是好惹的”。他还特别忆及当时在抚宁与昌黎交界的碣石山区发生的一场“不可思议”的战斗：
1944年4月，关东军部队约两千人在扫荡作战中遭遇近百名八路军小部队。八路见到讨伐队作出急忙逃走的样子，把讨伐队引诱到河北省名为马家峪的一个地方。由于这是一个非常适于部队大休的凹地，讨伐队就和平时演习一样把枪支在一起，甚至连步哨都没有放出去，就开始埋锅造饭了。等到发觉敌人的进攻，凹地周围已经聚集了数千名八路军，被团团包围。我方连拿枪的机会都没有，只有被敌人的弹雨笼罩的份儿了。毫无疑问，死伤惨重（经事后的统计，伤亡百余人）。
正巧讨伐队被包围攻击的地点附近，有个叫作西张土的小村落，这里有独混八旅的一支小部队担任警备。警备队得知讨伐队陷入苦战，派出了一个由二十人小队编成的援救队。
两千人的讨伐队被八路数千人包围，仅仅有二十人的救援队却敢上去送死！从数字上来看，这简直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救援队急速赶到现场后，居然真的把讨伐队平安地救了出来。通常所说的“平安”，指的不过是没有很惨重的牺牲而已；而这次赶去的警备队，居然一个人也没有死！能够实现这样近乎奇迹的救援任务，也就是参加救援行动的警备队士兵无一不是身经百战的老兵的缘故了。面对八路军这样的对手，能够忍受痛苦、战斗，并且生存下来的老兵们，意气风发如有神助般发挥了他们沉着、机敏的战斗能力。明白地说，在八路军这样的对手面前，比起桀骜不驯的两千关东军讨伐队，仅有二十人的救援队的战斗力才是了不起的。不在于数量多少，而在于质量高低。
对此，日本番町书房1969年出版的大宅壮一监修的《兵队陆军史》一书，也有重点记载：“两千名关东军士兵，紧紧追击这三百名**军，直入河北省境内。**军作战素来顽强，这样快速的退却很不正常，但由于对**战术的不熟悉，关东军自信满满的认为对方是无能的败退，率军一路直追，一直到马家峪的凹形山地，敌军却不见了踪影。此时的关东军都已经疲劳，于是联队长下令就地宿营休息。”突然，日军被“**军约三千包围”，“完全陷入**军的围攻之中，在**军的弹雨之下，唯一可作的就是伏在凹地上挨打”，“关东军死伤者约百”。同时，记有这些“关东军”被“独混八旅二十四名”救出。
据《冀热辽子弟兵》一书记载，1944年春天，大批关东军和伪满洲军被调到关内，与独立混成第八旅团等日军华北方面军的部队一起，对包括滦东在内的冀东抗日根据地进行春季“大扫荡”。白田钦太郎所回忆和大宅壮一监修的《兵队陆军史》所记载的马家峪战斗，当是战斗在滦东地区的八路军部队成功运用灵活、机动的战术打的一次对敌军的骚扰战。其中白田钦太郎的回忆，虽然明显有吹嘘他所在的部队——独立混成第八旅团“老兵”的极大成分，却透出了坚持战斗在最艰险的滦东地区的八路军善于和勇于与长途奔袭的日本关东军作战的真实场景。马家峪是位于抚宁县与昌黎县交界地带的一个的大村，那里恰为碣石山群峰东麓的一个山口所在地，地势比较开阔；“有个叫作西张土的小村落”，当是指的马家峪村南偏东2.8公里处的昌黎县境的河西张各庄村，那时该村有日军的据点，当为日军独立混成第八旅团的“一支小部队”的驻地。从白田钦太郎的这段记述看，当时在碣石山群峰东麓发生了一场滦东八路军围歼日本关东军的较大战斗，是有“数千名八路军”出现在周围的弹如雨下的战斗。然而，颇有意趣的是，《冀热辽子弟兵》、《冀热辽人民抗日斗争文献·回忆录》和《冀东革命史》（**党史出版社1993年6月第1版）、《冀东革命史大事记》（河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6月第1版）等书，均无有关此次战斗的记载。这极可能是1944年春天发生在日伪军“大扫荡”中的一次滦东八路军小部队与参加“扫荡”的日本关东军的一次遭遇战，那遇到关东军追击的“近百名八路军小部队”（当为八路军一个连），进入碣石山区，摆脱关东军的尾追后，又与隐藏在碣石山区的八路军其他部队一起杀了个“回马枪”，在马家峪一带山口袭击了正在“埋锅造饭”、毫无防备的关东军，给敌人造成了极大的慌乱，并歼灭了一部分敌人。“凹地周围已经聚集了数千名八路军，被团团包围”，显然是有风声鹤唳味道的夸大其词的成分；“两千人的讨伐队被八路数千人包围，仅仅有二十人的救援队却敢上去送死”，更是有故弄玄虚的成分。试想，倘若滦东八路军有计划地引诱关东军的部队到马家峪一带实施围歼，早就把日军的河西张各庄据点控制起来了，还允许驻扎在那里的日军的警备队派出“由二十人小队编成的援救队”去建“二十人”援救“两千人”的什么神话般的“奇功”！这真可以算得上是非常滑稽的“天方夜谭”了。
日本老兵白田钦太郎在其回忆录中追述说：“独混八旅自从1939年编成以来，始终以河北省为中心，与**军队拼死周旋。八路军呢，我方有优势的时候绝对不靠近，等到我方处于劣势，则一举投入重兵加以包围、彻底实现歼灭。也就是说，要么不作战，一旦作战就以全歼为目标。我方为了对付这种战术，也采取同样的策略。我方和敌方这样的你来我往惨烈拼杀的攻防经历镌刻出了一段历史。”为此，他还回忆说：“1943年秋季，由独混八旅的两个大队所编成的讨伐队，在抚宁附近扫荡，没有遇上敌军而回。在返回的路上在一个名叫长峪的山村遭到了敌军的埋伏，接近两个中队几乎被全歼，另有两个中队死伤过半。讨伐队死伤超过五百人。然而，第二年春天，在杨家峪我方包围了敌人约两千之众，最终敌人遗尸八百，用这个战果实现了报复。”他所说的“名叫长峪的山村”，当是昌黎县北部碣石山区的长峪山村，该村居民散落，分布在一条长长的山谷里，地势险要，很适宜打伏击战。“杨家峪”，当指当时在丰润县城东北偏西13.5公里处的杨家铺村。据《冀东革命史》记载，1944年10月16日，**冀热边特委机关和军分区卫生部、迁（安）滦（县）丰（润）联合县的县、区干部，和第四地委部分干部及警卫部队800余人，在到皈依寨村参加特委、行署、军分区联合召开的扩大会议之后，向西南转移到李庄子、夏庄子和杨家铺等村宿营，于次日拂晓遭到日军独立混成第八旅团主力及配属部队3000多人包围。经过十几个小时激战，终因寡不敌众而失利。冀热边特委常委、组织部长周文彬，特委副秘书长李衫、宣传部副部长吕光，第四地委书记兼专员丁振军，冀东军分区卫生部长兼政委王少奇等430多名干部、战士，在战斗中壮烈牺牲。这次战斗，我方确实受到了很大损失，而且是当时的冀热边地区战斗损失最为惨重的一次，但并非白田钦太郎所说八路军被“包围了”有“约两千之众”，并“遗尸八百”。
2006年9月5日写毕于碣阳书斋，2007年6月7日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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