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那时，我不知道马茹云和胡一枫之间有这么复杂的生活。
我们才十几岁，刚开始通过当时流行的席慕容的诗、琼瑶的小说懂点男女之间那令人难懂的爱情，知道男女如果相爱就能牵手、拥抱、亲吻，还有从男生和大人们嘴中不经意间传来的某种神秘的不便于公开的活动。我们总能在周末晚上公园里见到情侣们亲嘴，一般是男人坐在石凳上，女人坐在男人大腿上，双臂勾着男人的脖子，双嘴凑在一起，很用力很享受的样子。
我们寝室比较开朗的一个女孩曾经在宿舍里疯打着和另一个女孩学着那样子尝试了一下感觉，结果两人都说恶心，什么愉悦的感觉都没有。但现实又是和实验相违背，毕竟那么多男男女女乐此不疲。于是，大家分析其中的差异，认为一定是男人的嘴唇有什么特异之处。通过一段时间对男人们嘴唇的仔细观察，最终大家仍然不得其解。
好在汪思容开始和隔壁班的一位男同学恋爱了。她每天晚自习后总是约会到很晚才回来，每次回来脸蛋总是红扑扑的，很陶醉的样子。我们问她干什么弄得这么快乐，她总是羞得脸儿更加发红。后来在室友特别是那开朗姐妹的逼供下，才告诉大家她们接吻了。于是大家围过来，洗耳恭听，听她讲男女接吻有什么不同。听她讲了之后，大家仍然不知其所以然，好像动作要领也和女生之间演练的没有什么很大的不同。即便是有舌头互相的缠绕，在开朗姐妹的实验后，也仍然感受不到她所说的兴奋、激动、痒痒的反应。最后，实在是无法忍受大家的拷问，她甩下一句：
‘你们找个男人试试就知道了。‘
我们都知道男女之间有第一性征和第二性征的不同。但是我们不了解男女之间因为彼此情感和刺激变化，会有那么丰富的激素分泌和化学反应。如果要找个男人亲吻，我该找谁呢？我相信当时大家都在这样问自己，我也不例外。肖雅儒吗？他那么瘦弱，还比我小两岁。我实在不应该第一个想到他。我甚至会觉得我如果和他亲嘴，就像姐弟**一样。
后来，在我和雅儒在一起后，我问他高中时代男生们对于这些问题，在宿舍里有什么谈论。他的回答让我才真正明白为什么每晚汪思容回去时会满脸红润，为什么她三言两语讲不清楚。
雅儒说，他无法忍受每晚汪思容男朋友半夜回到宿舍后，给大家讲当晚和汪思容的**体验。他说他不是不能忍受内容，而是不能忍受她男友对她的不尊重，毕竟她是那么信任他，早早将自己全部托付给男友。可那家伙居然每天在宿舍讲什么‘男女之间做那事也没有什么意思，就如同脚踩到烂泥里在里面洒泡尿。‘更让人无法忍受的是，他居然洋洋得意满足其他室友意淫的需要，告诉大家汪思容下面是什么长相以及**时是如何反应。
我这时也明白为什么汪思容的恋爱没有持续一年。在高二刚开始他们就分手了。男孩子又好上了其他女生。
雅儒告诉我，他高中最痛苦的一件事情就是和那家伙同宿舍三年，听他讲了三年里和不同女生之间的各种场所的不同体验以及女生的不同反应。这三年的听讲，使得同宿舍其他男生都先后去争取早恋，早日体验那些早已让他们按捺不住的事情。可让雅儒对男女之间的这些事情大倒胃口，日益恶心，深恶痛绝自己每日凌晨的勃起。这种反感是如此彻底，最后使得他不再向往男女之事，并期望有无性的纯正爱情，而他也因此逐渐不再有早上勃起。我相信他说的是在和胡蓉恋爱之前的想法，和她恋爱后，荷尔蒙会控制他。
从记忆起，我就没有见过我父母有任何亲昵的举动。或许是他们刻意回避着我们这些孩子，更何况，从我读小学开始他们就差不多分床睡了。
在我上大学后，有一次母亲到学校来看我。晚上住在我们学校招待所里，她要我过去和她一起睡。晚上我们几乎聊了一夜。看得出她是特地找我聊的。她大概也看出这些年我对她和父亲关系的不理解。所以期望给我一个答案。
从她那里我知道，父亲一直喜欢关注政治，关注国际和国家大事，家里总订阅有各种报纸和杂志。他不是校领导，所以不能订阅《参考消息》、《半月谈》之类刊物，于是他通过和校长良好的关系，自己掏钱以校长名义订了一份，为此，他总觉得欠了校长莫大的人情。
他是**员，所以坚决拥护**和党中央的一切决议，每天坚持看新闻联播，从中获得党中央的指示。对待任何事物，他都要先分‘正‘和‘不正‘两类再做评论。对任何事情，他也都有自己清晰明确的看法。所以和他在一起，只要你愿意问他，他就会给你做逻辑严密、条理清晰、论据充分的分析，让你觉得他的建议是你所能做的最好决定。
这种男人如此严谨如此端正，的确能给周围的人极大的吸引力，特别是对那些缺乏主见或不敢做决定的人来说，他能带给大家莫大的安全感。我母亲是如此需要这种安全感，因为那时她属于右派分子子女。
我外公因为解放前在省城经过商，于是自然就成为资产阶级分子，随后又被节节拔高到大资产阶级分子，说来也不冤枉他，在我们那个乡镇，也就属他经商层次最高了。他曾经拥有过的资产在批斗中被步步加高，最后几乎快要和四大家族比美，造反派不断打他，不断往他曾经的财产数字注水，他只得不断地承认，企图以态度老实来换取早日解脱。等到最后，他就变成了曾经资产过亿的大资产阶级了。于是他被作为当地深挖出的隐藏在人民群众中的腰怀巨款的蒋介石走狗。既然资产过亿，那么这些钱都藏到哪里了？轮番的严刑拷打自然也不能让他说出这些钱藏身的位置，因为这本来就是虚构的。每次熬不过打他就会说几个地点，有时在他说的地方也能找出一些银圆金条，其实纯属瞎撞。却正因如此，给了那些寻宝者更大的期望。县革委员已经许诺，只要乡镇里造反派能找到这些宝藏，将它们用于社会主义建设，那么就让他们作为当年地方代表进京接受**大接见。
‘我就不信他比江姐骨头还硬？！‘这是当时造反派头头在审问批斗大会上恨恨丢下的一句话。就这句话，要了我外公的命。他被活活打死了。他几乎把我们乡镇他所知道的每个地方，每个村头屋角都说了一遍。这些地方也因此都被深挖了一遍。如此下来，虽然没有挖出我外公曾经有过的‘过亿家产‘，却也把我们乡镇所有地主老财们埋着的钱财大多挖了出来，最后造反派将这些钱财和他们抄家抄来的各家各户值钱的东西汇总起来，作为我外公被抄出的宝藏交到了县里。这件事情好歹就这样了结，没有继续找我外婆和妈妈盘问。我外婆其时已经被吓傻了，不是假傻，是真傻，也哭瞎了，问她也没有什么用。但苦了我妈妈。我妈妈本来上着初三，学习成绩很好，老师们都认为她一定可以上重点高中，也就是我现在上的高中，然后上大学的。现在情势突变，自然只得辍学。
造反派头头从北京风光回来后，却也不再找我妈妈她们什么事，他虽然狠，却也不傻，他知道我外公是冤枉的。既然从这里弄不到更多油水，也就不花这个时间了。但我妈妈却去找他论理，要他给说法。我妈妈到处找人，到处上访，到处喊冤。那时她也才十七岁，出落得很水灵。一下子就这样家破人亡，自然受不了。再说了，不给外公平反，她今生也就别再指望上学，也不可能有任何梦想了。
她就是在到处喊冤中认识了我父亲。我父亲当时革命热情高涨，却也就事论理。他听了母亲的哭诉，虽然自己没有任何权力，但毕竟血气方刚，当年也才20岁，愿意帮人分清是非曲直。他查阅了县志，甚至去省城查阅了当年的档案，从中没有任何我外公的信息。这也间接说明我外公当年其实属于默默无闻之辈，登不了媒体大雅之堂。于是他勃然大怒，大骂那些乡镇的造反派，革命革错命，革命成了草菅人命。
他带着我妈妈去县革委会找领导。他是县城里的一个造反组织的头目，革委会主任多少给他点面子，所以接见了他们。在不耐烦地听完他的雄辩后，革委会主任说了一句‘可能是有些夸大了他财产数目，不过既然能搜出这么多钱来，起码说明他是一直对党对人民有隐瞒的‘。随后他意味深长地劝诫我父亲：
‘不要让死人拖了活人的后腿。‘
父亲就这样一边闹着革命，一边带着我妈妈到处找人告状。我妈妈在他的保护下，虽然被乡镇造反派恨得牙痒痒，却也安然无恙。
我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时候由保护与被保护的关系变成了后来的恋爱关系的，很快他们就结了婚，结婚没多久我哥哥就出生了。从我哥哥生日与他们结婚日期来看，他们应该是‘奉子成婚‘。他们告状并没有因为结婚而结束，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到政府为我外公平反。为了补偿对我外公的不公正待遇，政府为我母亲安排了工作，工作单位很理想，是少有的政府部门而不是街道工厂，对当年记入我外公名下被抄没的财产却也只字不提。
外公能够最终获得平反，父母已经是高兴不已，更何况给我母亲安排了工作，父亲也申请调到了我们乡镇。从这些来看，母亲一直认为自己欠父亲的。我完全理解。
我终于能够理解为什么父亲会对她又重新去经商如此反对和不满，也能够理解他内心的失落和不甘。同样，我也能理解母亲一生对父亲的尊重和包含有最大敬重的珍爱。她一辈子就是辞职经商这件事情没有遵从父亲的意图。但多年以后，生活让她证明她的决定是多么正确。
在我大学快毕业的时候，父亲因为常年饮酒患了肝癌，幸好是早期。在花费了六十多万后，终于从省肿瘤医院出院。而他的单位，在尽力承担了六万元后就无力或者说不愿支付了。父亲学校领导暗示我母亲，肝癌是治不好的，不要再浪费国家的钱了。母亲非常沉着平静地告诉他们，她一定会让我父亲治疗下去。父亲病情在县城医院所获进展不大之后，县医院建议我父亲转院到省肿瘤医院。他单位正好以此为由，说转院没有获得他们同意，停止了支付医疗费用。母亲卖了店铺和所有存货，动用了这些年所有的积蓄，一直坚持了父亲的治疗。父亲的治疗使用了很多当时很贵的进口新特药，最后终于康复。
他的康复，使他获得第二次**生命的同时，也获得了第二次精神生命。他重新接纳了母亲，当时的情景非常感人，我和哥哥都泪流满面，因为我们起码有十来年没有见过父亲母亲目光对视，更别说还那么温情。
父亲出院后，不再回学校教书，自然也不再喝酒。母亲也没有本钱再做生意。母亲前几年就在县城里买了一套房子，说是将来老了住得离哥哥近点。这时正好用上。哥哥这时早已结婚，虽然不是当年的市长女儿，却也夫妻恩爱，小日子过得稳定幸福。
母亲后来告诉我，父亲出院后就不再看电视不再看报了。他有时间就翻翻古典小说，做做历史研究，现在居然开始养起花来，还养了一对画眉，每天溜溜鸟，生活轻松惬意地很。而且他对母亲越来越体贴入微，甚至开始有些怕母亲了。他时常说：‘还是老婆好，还是家人对我好。‘每每说起那段他外出吃饭的日子，总是很愧疚。
而我，在高中时代，对于关于男女的生理问题，是不敢去问妈妈的。即使是初次例假，我也是在班主任的护理、解释下接受的，晚上回到家里，母亲只问了衣服上血迹的原由，听了我的回答后也没有多余的话语。
是的，父母们的生活，还有他们的爱情，精彩的已经过去，无论幸福或痛苦，现在继续的一切都只是在延续，他们不期望有任何的波澜，也经受不了任何新的波澜。平静是最大的幸福。而我的情感港湾正在蓄水，无法平静，也不得平静。
那时的我，朦胧感觉那一天正步步逼近，无论是苦是甜，我都得准备去迎接，去品尝。那种感觉，惶恐不安，却又充满好奇甚至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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