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说过，我对任何有兴趣的疑问都喜欢探究其因，用推理来判断结果。如果通过推理仍然得不到答案，那么我就会去在实践中找到究竟。
我多次央求汪思容为我指认肖雅儒，但她说其实她也不认识。于是我又建议她让她男朋友先指认给她看，她没有答应，也不好拒绝，但迟迟不见行动。我推测，她正处于热恋，应该是不方便让她男友感觉到她对另外一个男生的兴趣，无论这种兴趣出自何种情感和动机。
他是谁？肖雅儒是他吗？
我百思不得其解，却无比急迫地想知道答案。
平日里的那些活跃分子没有他，学校通告栏中也没有出现过肖雅儒的名字，文学社刊物上出现的作者名字中也没有他，经常在教室外走道上谈着班级大事的学生干部中也没有他，偶尔在窗外大摇大摆喊着人的帮派分子中也没有他……总之，所有当时的公众人物中都没有他。也许有很多人已经认识了他，但我已经受到汪思容的警告：宿舍里有的同学已经在议论，说我在暗恋他。作为高中生的我，暗恋人不奇怪，但假如我是暗恋一个素昧平生、从未谋面的绯闻男主角，那就不一样了。尤其是那男主角曾经当众**过身体，他的敏感部位被众人谈论涉及以至于成为公众话题，仿若被人人亲见过一般。既然我并不认识他，当然也谈不上了解，却对他如此关切，大家自然会很容易推测我是对那些暧昧的与性有关的东西有兴趣。如果这样，我不会被简单看作怀春的少女，而会被看成风流的女人。我再大胆，也不敢被人想得如此不堪。于是，我也不敢再到处托人指认他了。我外表平静，却无比急切地搜寻着任何可能出现学生姓名的学校信息，最后仍是徒劳，一无所获。
我再次见到他，真正清楚看到肖雅儒是在学校期中考试表彰大会上。
那个年代的高中阶段，是人生命运可能发生转折的关键时期。对农村出生的学生来说，这是决定将来‘穿草鞋‘还是‘穿皮鞋‘的问题，对于像我这样来自不‘农村‘不‘城市‘的小镇上的孩子来说，是能否彻底城市化的问题，而对于其他的城市同学来说，是决定将来进父母单位接父母班还是能够自主独立找一个好工作甚至去省城或首都的问题。
但是，所有这些，对于我来说，都不是问题。我母亲早在我小学还没有毕业就辞去了镇上工商所管理费征管员的工作，干起了个体，在镇上开着服装店，这些年也累计挣到了几十万的资产，并开始雄心勃勃计划着到城里来开店，虽然一直迟迟没有实质行动；我的父亲依旧每晚喝点小酒微醺着回家，在镇上初中当着他的语文老师，偶尔也写点婉约的小诗，讥讽着时弊，一如既往地和前辈文人般哀叹着怀才不遇；我哥哥这时已经大学毕业，分配到市法院工作，而且正和市长女儿谈着恋爱。我们的家庭，虽然谈不上富贵，却也开始展现蓬勃生机。以父母在那个艰苦年代养成的容易满足的生活标准，家庭财产显然一辈子我们也花不完。而且，我们的家庭显得非常和睦，镇上的人根本就没有机会听到我父母吵架。
事实上，自从我母亲没有听从父亲的建议或者要求、坚持辞职干起个体后，我父亲就基本上不和母亲说话了。他每日早早起床赶往学校，认真细致地按照课时表上着那些课程，其余的白天时间尽可能呆在老师办公室看书或只是闲聊，晚上则忙碌着为差生上门补习。总之，他尽可能晚地回家，以避免和我母亲见面说话。
他的早餐是在路边早餐店里吃，午餐则是在学校食堂吃，刚开始他晚餐还是回来吃，因为不好意思在学生家里吃。到后来，他和那些学生家长越来越熟，就逐渐释怀，开始在学生家中吃晚餐。家长们准备的晚饭也由开始时的特地和隆重变得日益随便，餐桌上也逐渐没有他喜爱的红烧肉，甚至到后来，就着中午人家的剩菜他都能灌下去每晚少不了的二两白酒。
但母亲每晚依旧准备着他的饭菜，就好像他会回家吃饭一般。这样做的结果是，大多数日子，我们不得不在次日中午看着母亲吃前晚的剩饭，也不得不看着母亲将前晚的红烧肉回锅炸干油后一块块皱着眉头咽下，我们家除了父亲外，都很讨厌吃油腻如红烧肉般的东西。我无法理解母亲的做法，虽然我知道她吃下那些恶心的肉，只是因为她不愿意浪费，但她明明知道父亲不会回来吃晚饭，为什么还要准备他的饭菜，准备只有他爱吃的红烧肉？我无法理解，自然也不会支持母亲的做法，不会替她分担那些干瘪丑陋被炸干油的红烧肉。
虽然每天吃着这些油腻的东西，但母亲仍然一天天瘦了下来。我知道她很辛苦。每天早早起床，洗衣拖地，喊着我们起床，给父亲挤好牙膏，然后就匆匆去商店开门。最开始她还每天为父亲买早点，放回他床头。但后来见他从来没有吃过，也就作罢。她必须早早开店，因为小镇是周围村民赶集的商贸中心。与城里不同的是，早上才是做生意的黄金时间。我不知道她每天是否吃过早餐以及早餐一般吃些什么，因为我早上也是不得不早早去学校上学，而中午回家时，午饭已经做好了，桌子上依旧是那几样菜，有我喜欢吃的某种青菜和她建议我吃的蘑菇烧瘦肉之类蛋白质多的菜，余下的就是那恶心的还没有被炸油、亮闪闪的红烧肉。中午她一般没有时间洗碗，总是在皱着眉头吃完红烧肉后急急忙忙赶回店中。她不仅仅卖服装，夏天卖着冰棍雪糕，冬天还卖年货，另外还有一些食品杂货。她没有雇人，虽然我和哥哥多次坚持要求她请人来分担。我也给她算过请一个人的成本和由此她可以剩下的时间。每次她总是不言不语听完，然后就是微微叹口气，回应句‘再说吧‘，就继续去忙她的去了。后来我才明白，她根本就害怕有剩余的时间。
她经常要去进各种货，冷饮和杂货是在县城里，相对容易。而进服装却在省城的批发市场，每次都要下午坐最后一班车到县城，然后等着那趟去省城批发市场的专班班车，一直等到夜里三点班车才出发，凌晨五点到省城，在人流汹涌中筛选着自己要的货品，然后扛着拖着大大的黑色采购袋回到车上，回到家时都是下午了。所以如果进货，往往要辛苦两天，还需要歇业一天。而父亲在这期间就会比平日早回家给我做饭，只有这时父亲才会和我说很多话，从学校的，说到小镇上的，国家的，甚至说到国际的，从历史说到现实，说到当天早上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的早新闻，但就是从来没有谈过我们自己家里。他不谈，我也不敢谈，因为他在我们孩子心中是那么威严，不敢有任何可能冒犯或让他不快。我和哥哥所挨的打全部出自父亲之手，当然偶尔也出自父亲之脚。
我不知道母亲是如何告知父亲她何时走何时回。母亲告知得是那么准确，以至于他们从来没有‘撞过车‘。母亲从来没有半途折回和父亲一起吃进货日子当晚的晚饭，也从来没有在次日晚回来从而导致没有人为我做晚饭。父亲也一样，总在次日母亲回家前离开，也毫不担心当晚我是否能吃上晚饭。对于我而言，每顿晚饭都差不多，都是一个人陪我吃，都是我喜欢吃的某个青菜和某个炒肉的菜，都在这两个菜旁边有一碗红烧肉，惟独的区别是，当父亲陪我吃的时候，那碗肉会在饭后消失，而母亲陪我吃的时候，那碗肉则会原封不动放到次日中午。他们如此默契，相敬如宾，互不侵犯，生活几乎从不交叉，自然也就不会吵架。
父亲在别人面前从来不抱怨母亲，甚至总附和别人对母亲的称赞，尽管他几乎不愿意和母亲讲话。母亲更是在人前表现出对父亲的无比崇敬和满意。
所以，镇上的人都会高度尊敬我的父母。因为我母亲的勤劳致富和与人为善，因为我父亲的乐于助人和温文而雅。学生们喜欢我的父亲，因为我父亲平易近人并且讲课耐心细致。家长们喜欢我父亲，一则因为我父亲的补课使得他们孩子成绩都有大幅度提高，二则是因为父亲完全没有文化人架子和他们朋友般聊天交往。学校领导喜欢我父亲，因为我父亲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将一个镇上初中班级的语文成绩每次都能在市里统一考试中名列第一，为学校赢得荣誉。其他老师也喜欢我父亲，因为我父亲总仗义疏财，对他们大方客气。是的，几乎人人都说我父亲如何如何好，发自肺腑，真切感人。我也为此每每深感荣耀自豪，却也总有某种隐隐的不安。
我向往高中，向往通过高中之后的未来，除了想摆脱这种不阴不阳、不荤不素、让人似乎无可挑剔却也透不过气来的家庭氛围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不想看到路面上有任何的粪便，不管是哪种动物的还是人的。城市的彻底化就表现在这些粪便被尽可能地隔离出人们的视野，即便偶尔出现，也是干瘪委琐，不那么鲜亮张扬，而且在宽宽的水泥路面上，人群也有足够空间从容闪躲。我想这种深刻的畏惧，来源于小时候赤脚走路曾经不小心踩到过鸡粪的恶心经历。
进校后的第一次期中考试成绩几天前揭晓，我在班上位列第十名，和我进校成绩相比，排名上升了六位。之所以我知道进校时我成绩在班上的排名，是因为每个班现任的班干部就是按照进校成绩排名确定的。第一名做了班长，第二名做了班团支书，第三名是副班长，第四名是团支部组织委员，第五名是团支部宣传委员，第六名是班委中的学习委员，第六名是劳动生活委员，第七名是文娱委员，第八名是体育委员，第九名到第十五名则分配了各科科代表。
而我刚好是第十六名，既名落第十五名之后，又不能使学校扩大班委或团支部干部编制，当然更不能让国家增加课程种类。所以我担任不了任何学生干部，只能担任群众。虽然我并不愿意让学生工作占用我的时间，却总有些好胜之心不乐意被那些人领导与指点传唤。但我却不能不服气，因为如果不通过民主选举来决定学生干部的话，那么按照成绩这个对学生而言最关键的指标来决定班干部座次是所有可能的方案中最公平的。这就如同在一个民主自由的现代社会，以个人拥有的财富数量来衡量商业成功一样，不那么完美客观却也是所有不完美客观标准中最完美客观的一个。
考试成绩出来后，我就开始盘算自己可能会被要求担任什么学生干部，开始筹划一个阴谋并有些洋洋得意：我准备在老师要我担任某个学生干部的时候，当众坚决拒绝。通过此举我要让其他同学，特别是那些平日里自以为是人物的学生干部知道，其实我并不在乎这个什么破干部。我无数次幻想着那时的场景：同学们的肃然起敬，老师尴尬无比，当然还有我的幸灾乐祸。
但是，我的一切计划都落空了。就在不少学生干部，应该说是绝大多数学生干部因为自己成绩排名失去了原先的位置，失去‘执政依据‘，并为此惴惴不安、苦恼并不得不痛苦规划‘下野‘后的日子时，班主任重新给了他们执政依据：因为他们前期执政成绩明显，而且刚刚熟悉工作，且具备了相应经验，所以他们是最合适的班干部，更何况学习成绩并不是能做一个好干部的必然条件，甚至不是必要条件。于是，班主任决定仍然由他们担任班干部，虽然也在最后勉励他们在好好工作的同时，也要好好学习，争取在各方面都做全班同学的表率。
既然干部班子不再调整，当然我就只有继续做着群众。但是，虽然仍然是这些干部，他们的底气却减少了不少，与以前大不相同，工作态度与方式也逐渐变得温和起来，不再像以前那样颐指气使、飞扬跋扈。不过，我现在越来越怀疑，他们当年是否颐指气使或者飞扬跋扈过，是否我的这种记忆只是源于我的妒忌。
全年级同学都在大礼堂，端端正正坐着，等待着学生英雄们一个个上场。毕竟我们是学生，学生的最主要评价标准是成绩，成绩是糊弄不出来的，所以对于成绩优异者，我们理当予以完全真诚的尊重。期中考试年级前二十名将受到总成绩优异奖表彰，每人奖励二十元人民币，单科全年级第一的将得到单科第一奖，奖金也是二十元。
在我们忍受了校长等人老套的自以为掷地有声、嗓门洪大却毫无感染力的讲话后，颁奖终于开始了。我们安安静静坐着，听教导主任念着总成绩优异奖的获奖名单。
‘……第三名，肖雅儒……‘
肖雅儒！是他的名字。终于他现在也成为公众人物了，我终于可以见到他了。我睁大了眼睛，盯着主席台。
终于，他出现了，他有些拘谨羞涩地走上台，从校长手中领到一个红包和一本鲜红的证书。当他回过头时，我一阵惊喜：他就是那个小男生，那个用红脸盆挡着身体、洗澡时被我见到的小男生，也是那个后来被马茹云看到敏感部位的肖雅儒。我揉了揉眼睛，生怕自己看错，但他已经走下台，回到了座位。
不过，老天真的是太慷慨了，居然让他又上台领了两次单科第一奖，前后让我仔细看了三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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