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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言秦桧卖国，却不知他卖了哪些地方，多少地方，也不知是怎么卖的，更不知何时卖的。须知金国所占之地早在北宋之时已经卖掉，跟秦桧无关。议和自然不能收复，那么不议和就收复了吗？事实证明是不行的，换了谁来做这件事也是不行的，那么怪秦桧就很无理了。许多人不知道，秦桧为了大宋江山，是尽了心出了力的。且看在北宋时他的作为好了。靖康元年，金军拥至黄河北岸，他们遣来使臣要求割地赔款，还要宰相、亲王为人质才可以议和。此时满朝惊惧，有五十余人弃官而逃，而秦桧则在京城坚守岗位不离钦宗左右。他还上疏说：燕山一路，是金国取之契丹，给了他们与国无害。金国遣使，所求甚大，前日所议四镇事，百官尚不知晓。夷狄贪心无厌，得地而势益强，不能保其不再犯边。今若把燕云和岁币给他们，当召集百官商议，选择最好的方案与之谈判约定。否则就是失当，是不可取的。这时秦桧的表现是反对割让三镇，燕云是可以放弃的。随后金国以北宋的肃王赵枢为人质，胁迫北宋割地赔款。钦宗命张邦昌为割地使，秦桧为他的属官。秦桧不愿意干这样的事，说：“专为割地，与臣初议矛盾，失臣本心。”他坚持不接受这个任命。后来换了一个割地使，让秦桧陪同，但是行到一半，他们中途返回了，钦宗的割地计划泡汤。金国见不能达到目的，就准备进兵东京，钦宗很是惊慌，说朕屈意议和，无所不至，甚至名号都可以去掉，并不可惜，只是为了保住祖宗之地。而今金人必欲得到三镇。给与不给，利害如何，不敢自行决定，可令吏部召集百官议论。在这场大议论中，谏议大夫范宗尹表现的最为突出，他认为不割三镇外患消除不了。当时大多数人都附和他，而反对割三镇的三十余人中，秦桧是态度鲜明的反对者。说我们岂能干石敬瑭的事情。范宗尹伏地泣求钦宗割地，把三镇给了金人就没有事了。秦桧仍然抱着“以为不可”的坚定立场。在金人攻破东京，钦宗“称臣谢罪”后，金国打算建一个傀儡政权，代金人守土。金人发布命令，百官军民可以推举异姓为人主，若不听从就要屠城。此时百官都缄口不语，金人再次强调，赵氏是不能推举的，否则按军法从事。在政治的高压气氛下，张邦昌被提名了，太学生提出质问，范宗尹厉声呵斥提名。秦桧则仍然是坚决的反对者。他说张邦昌不够格，做了一些对不起上皇之事，不能尽人臣之节，将来不一定做出什么祸及无辜的事来，故不足以代赵氏。他表示情愿押赴军前面论。显然秦桧是个不怕死的勇敢的大臣了。后来虽然立了张邦昌，但是却很快就倒台了，他不得不把皇位让给了赵构。金人见秦桧是个不肯听命的人，在二月二十九日，将秦桧押至金国，成了金人的囚犯。在这一阶段，秦桧是大义凛然的，视死如归的，而他到了金国，既没有遭受严刑拷打，也没有金钱美女的各种诱惑，他凭什么就变节了呢。他回到南宋后，获得安全了，怎么就一心一意地卖国起来呢，讲不通的啊。后来许多人对秦桧欲加之罪，都没有确实的证据，基本都是臆想甚至诬陷。与秦桧相对照的是宰相范宗尹，他是与秦桧不同道的割地派，当然他也是为了国家，属于丢卒保车，迫不得已，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要说他“卖国”，也是何患无辞的，还因为他曾经接受过张邦昌的任命。王仲山是秦桧的岳父，他在抚州时为守臣，在金军进犯时，他以城降拜，在当时看来就是变节。其实无谓的抵抗现在看来，除了牺牲无辜者的生命，并非可取之策。当时范宗尹欲宽大王仲山，秦桧说不可，既已投降，什么话不曾说，岂可宽大！表示了他对投降者的态度。在范宗尹做对的地方，秦桧是支持的，做错了的地方他是反对的，表明秦桧不畏权势，有自己的做事原则。有人别有用心地说，秦桧支持范宗尹是投靠，反对他是诋毁他，是落井下石，是别有用心想取代他。怎么老秦就没个好呢，怎么做也是个坏呢。人戴了有色眼镜，加上先入为主的心态，老秦还能不很惨吗。其实取代的事情并没有发生，接替老范的是吕颐浩，难道是秦桧打错了算盘吗，难道是老秦为老吕作嫁衣裳吗，是铺平道路吗。秦桧与老范的共同点是，付出一点牺牲，换取长久的和平，持这个观点者占有一定的数量。事实证明，不这样做也是不行的，实力不在那里，能怎么办呢，三镇终究不是丢了吗。也证实了，北宋丢的地方与秦桧无关，他力不从心，也不能怪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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