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崔可夫的心又被秦卫的一句话给揪了起来。
他突然有些害怕跟这个人说话了。
“乌克兰大饥荒”!那在苏联可是一个禁忌的话题,尤其是在他们这些高级官员中间,更是禁忌中的禁忌。为了防止大饥荒的事情被人知道,苏联政府更是进行了严密的信息封锁,可眼前这个家伙又是怎么知道的?
谁都知道,乌克兰大饥荒其实是斯大林农业集体化运动的一场灾难,造成饥荒的原因有自然因素,但更主要的是人为因素。在苏联的高层之中,都或多或少的有那么一种猜测,即:这次饥荒有可能是人为故意制造的、针对乌克兰民族的种族灭绝行动。
崔可夫知道,乌克兰大饥荒的主要责任者之一、当时的乌克兰第一书记斯塔尼斯拉夫维肯季耶维奇科西奥尔在1930年夏季当地一次干部会议上下达过一个指示,说乌克兰农民不愿意同苏联政权合作,试图扼杀苏联政权,但苏共政权的敌人打错了算盘,干部的任务就是要到乌克兰农村中收缴藏匿的粮食,让农民们也尝尝饥饿的滋味。……这比当初苏联刚建立时所采用的“余粮收集制”还要可怕。要知道,“余粮收集制”的出台是因为当时刚刚诞生的苏联面对大量的内敌和外敌,前线缺粮。为了打败敌人,列宁等人才使用了这么一手。而依靠余粮收集制,苏维埃政权有了足够的粮食,很快镇压了敌人。可同样的,由于实行过程中缺乏有效管理,部分地区采取了简单粗暴的方式,激起了许多地区的农民的反抗……所以。到了1921年,列宁等人又提出了新经济政策,余粮收集制最终被粮食税所取代。
可是乌克兰大饥荒发生的时候,乌克兰却又重新拿起了“余粮收集制”……崔可夫知道,在1932年到1933年,大饥荒达到高峰的时候,乌克兰农村中甚至出现了人吃人,以及在冬季把已经埋葬的猫、狗、家畜和人的尸体重新挖出来再食用的事件。当然,这些事情是不被苏联政府承认的。他们对外的口径就跟曾经因为报道苏联五年计划的辉煌成果而获得“普利策”奖的《纽约时报》记者沃特杜兰蒂所报道的一样:乌兰克根未发生饥荒,也不可能发生。
因为乌克兰是欧洲最著名的粮仓。
可这事儿瞒不过崔可夫这一级别的人。
因为强行推行农业集体化,大量苏共党员被派往农村,动员农户加入集体农庄。结果,这些人在乌克兰遇到了消极的和积极的抵抗。最终导致了苏联对乌克兰“富农”阶层的集体逮捕和流放。大量擅长耕作、富于农业经验的乌克兰农户被划为“富农”,全家流放至西伯利亚和中亚地区,导致乌克兰土农业生产技术和生产率下降。而免于被流放的农户,因为担心被划成富农,不愿耕作,其直接结果就是1932年乌克兰粮食产量暴跌。当年预期在全苏联可以收获9070万吨粮食,但是实际上只收获了5500万到6000万吨。苏联政府征得的粮食数量也从预期的2650万吨下跌至1850万吨。为了解决粮食短缺问题。1932年8月7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颁布了一项新法令,规定“盗窃集体农庄财物”可以判处死刑。这一法令从根上禁止农民将任何农产品据为己有。至1933年1月,有79万名农民根据该项罪名被逮捕。其中4880人被判处死刑。
而在禁止农民占有收获的粮食后,1932年12月6日,苏共政治局又颁布了另外一项命令,将全乌克兰的所有生产资料。包括农具、牲畜、种子等物,全部收归公有。禁止将任何粮食和制成品运入乌克兰农村,并在全乌克兰禁止商品和农产品的异地买卖。此外还向乌克兰农村派出了搜粮队,没收农民的余粮、口粮和种子粮。
此外,从1933年起,苏联官方又采用了新的粮食统计手段,不用实际收到谷仓里的数字,而用“生物学产量”,极端夸大农田的产量,这样做的目的,是以这种“生物学产量”来作为定量,强迫集体农庄多交粮食。可这除了让30、40年代的苏联农业产量在数据上超出了任何外国专家的想象之外,对实际的农业生产没有任何好处。
而因为对乌克兰的几项惩罚性措施的实施,几个月后,到1933年春天,在全乌克兰范围内开始出现极其严重的饥荒现象。虽然苏共和乌克兰政治局发出了一些补救性的命令,包括向饥荒地区运去32万吨粮食,可从乌克兰向外运出粮食的行动却同样也没有停止。当年春天,在俄罗斯西部和乌克兰大部分地区出现的干旱加重了饥荒的程度。可苏联政府却禁止灾民向外流动,乌克兰以及顿河流域同外界的交通被中断,到这些地区的旅行被禁止。任何未经许可便试图离开乌克兰的饥民都作为“阶级敌人”被逮捕。
……
“可这些事情都应该是被严密封锁的。即便是在苏联内部,像我这样的人,也不太清楚具体的情景,外界更不可能知道。中国人是怎么知道的?”想着自己知道的,或者是道听途说,又或是通过其他途径,也或者是通过自己总结得出的一些信息,崔可夫看向秦卫的眼神开始带上了杀机——这个中国人太危险,应该消灭!
可秦卫却对此仿佛没有感觉,他不知道从哪里拿出了一份报纸铺开到了面前的桌子上,然后开始念念有词:
“‘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党立即实行经济上的‘军事’,对粮食则实行垄断制、征收制。其实这种‘军事’,实际上与‘军事’并无必然联系。列宁在‘十月革命’以前就宣称:‘粮食垄断、面包配给制和普遍劳动义务制,在无产阶级国家手中是一种实行计算和监督的最强有力的手段。’所以,‘军事’,在列宁看来,是一种基国策,并不仅仅是战时的权宜之计……”
“……为了对粮食实行完全彻底的垄断,国家派出大批征粮队到农村,农民赖以为生的口粮都往往被夺走。这种‘军事’引发了剧烈的社会矛盾,苏联各地农村都爆发了农民起义。喀琅施塔得的水兵更起而暴动。这使列宁感到苏维埃政权面临‘最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为稳定局势,为度过危机,于是有所谓‘新经济政策’出台。‘新经济政策’决定以粮食税取代粮食征收制,允许农产品自由买卖。在工业方面,也一定程度地松绑……‘新经济政策’使危机暂时缓和。然而,‘新经济政策’才是在严重危机逼迫下的不得已之举。列宁不喜欢它,其继任者斯大林更痛恨它。当危机似乎度过,当局势已经稳定,当对付反抗的措施已布置得更周密,当专政的锁链已锻造得更坚固,当人们心中的恐怖已普遍消泯了反抗的冲动,‘新经济政策’就该废除了。而自实行‘新经济政策’始,斯大林们就想着早日废除它。到了1929年,斯大林终于公开宣布:‘让新经济政策见鬼去吧!’于是,重新实行的,还不是此前作为‘列宁模式’的‘军事’,而是比‘列宁模式’更严酷、更无视人民生存权利的‘斯大林模式’。”
“……先是乌克兰地区的农民,几乎都成了富农,成了‘阶级敌人’。继而宣布没收该地区的所有粮食和生产资料。每一粒粮食,包括种子,都收归公有。所有家具,所有牲畜,都被夺走。无数支搜粮队在乌克兰地区横冲直撞。他们闯进每一户人家,墙角、床底、屋顶,所有可能藏匿几粒粮食的地方都搜遍;土豆、甜菜、卷心菜,所有能吃的东西都抢走。于是,饥饿很快来临。饿得要死的乌克兰人试图逃往外地,但决无可能。乌克兰所有通向外面的道路都被封锁。一些饿得发疯的孩子不顾一切地想冲出去,于是,克格勃像打野兔般将他们打死……”
“……搜粮队走了。搜尸队来。或许,是搜粮队直接变成了搜尸队。他们之所以是‘搜尸’而不是‘收尸’,是因为每处置一具尸体,可得到200克面包。而这在当时的苏联是很大的诱惑。于是他们便十分积极地‘搜寻’尸体。他们把那些皮包骨的尸体,像垃圾般地扔进巨大的坑中,再草草覆以泥土。当他们搜尸时,那些还有一口气的人,那些饿得鼓胀的肚皮还在起伏着的人,也往往就被同样扔进了坑中。毕竟,搜尸队也想早一天得到200克面包。有时候。那还活着并且还有最后一丝气力的人哀求搜尸队:‘我还没有死!我想活!’搜尸队的回答是:‘今天就死吧,省得我们明天再来!’……我曾见过一位幸存者,她哽咽着描述她目睹过的情景:当搜尸队离开万人坑时,那上面覆盖的泥土还在蠕动……”
“乌克兰,欧洲最著名的粮仓,却被斯大林极其所率领的苏维埃政府有意识的饿死了700多万人,而在这期间,全苏联,因为饥饿、疾病、逃荒等多种原因死去的人,总数几乎达到了3000万……”
……
“够了——”
崔可夫大吼着打断了秦卫的朗读……可到秦卫那无辜的表情之后,他又叹了口气,他知道自己输了,秦卫已经把“刀”架到了他的脖子上……
“杀了留西柯夫,我们给你们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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