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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3章战后（上）
1645年秋天是个丰收的季节，成都街头到处洋溢着收获的喜悦。看小说最快更新)
今年天气好，加上春天播种时，百姓用吴兴的灭蝗方法就加强了对蝗虫的防治，所以今年蜀汉没有发生蝗虫灾害。（历史上的1644年到1646年关中连续发生了蝗灾）
10月15日，蜀汉农业秋收基本结束。每亩良田一般产量为一石多一点水稻，合新度量衡为500斤水稻，脱壳后基本能得到400多斤大米，按一石（400斤）大米两块银圆计算，普通家庭夫妻两个劳动力耕种25亩田地，一年两季（一季春麦一季秋稻），自家田地一户农民四口人（两个孩子），一年可以收入100块银圆，相当于每月一个劳工力能赚到四块银圆，在这世绝对是高收入了。
但自耕农毕竟数量不多，绝大多数的农民还是佃农，吴兴改革后，佃农成为了雇佣农，地主出钱雇佣农民种地，或是农民租借地主家的田地每年支付租金，农民人身获得了自由，不再依附于土地，很多农民进城做工，也可以养活家小，成为工人。
1645年10月1日，吴兴颁布了《大明限租令》明确规定：所有大明土地上，出租收取地租的人，每年只能收取最高每亩两块银圆的租金，不得超高，否则视为违法，将受到刑法处罚。
这样一来，租借地主土地的农户一年下来，25亩地产值100块银圆，扣去50块银圆的地租后就全是自家的收入了。（土地税由土地拥有者即地主支付，地主得到50块银圆地租后，交纳10块银圆的税收后，实际所得为40块银圆。）
一户无地农民一家四口算，一年收入也有50块银圆，合每个劳动力每月2块银圆的收入，也是相当不错的。
吴兴废除了自西汉以来的“士农工商”等级制度，根据新兴工商业资产阶级的要求，重新划分了等级。
在农村，将所有人划分为：拥有土地5000亩以上者为大地主；拥有土地5000亩到500亩之间者为中等地主；拥有土地500亩到100亩者为小地主；拥有土地100亩以下且自耕有余，而出租土地者为富农；耕种自家土地者为中等农户；自家土地不够耕种，而租种他人土地者或无地租种他人土地者为贫农。
在城市，将所有人划分为：拥有资产100万银圆以上者为大资本家；拥有资产100万到10万银圆之间者为中等资本家；拥有资产10万到1万银圆之间者为小资本家；拥有自有房产，店铺或工场作坊但资产不足1万银圆者和受雇于他人，无固定资产，但有固定年收入，且年收入超过100块银圆者为自由市民；无固定店铺商贩和无固定资产且受雇于他人者为雇工。
按这一划分，原先的那些士大夫和秀才文人很多只能归入自由市民或是小资本家，再也没有了他们原先那种趾高气昂的派头，很多以前地位最低下的工商户，地位大大地抬高了，成为大资本家或中等资本家，小资本家。
吴兴的这一划分，对于后世影响深远，其实已经鲜明地划分出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然而此时，对于吴兴的等级划分，很多文人很不满意，口口声声大呼“世道变了，理法没了，孔孟不存”对于这些吴兴也不多理会。甚至，吴兴还提出废《八股》，和去除《四书五经》中糟粕的说法，顿时，思想界一片混乱。
这是一个各种思想大碰撞的年代，也是各种新思想大爆发的年代。原先历史由于满清鞑子的入侵，明末本已经萌芽的各种新思想被“清文字狱”所扼杀。
所谓“文字狱”是指封建社会统治者迫害知识分子的一种冤狱。皇帝和他周围的人故意从作者的诗文中摘取字句，罗织成罪，严重者会因此引来杀身之祸，甚至所有家人和亲戚都受到牵连，遭满门抄斩乃至株连九族的重罪。文字狱历朝皆有，但以清朝最多，据后世历史记载，仅庄廷鑨《明史》一案，“所诛不下千余人”。从康熙年间到乾隆年间，就有10多起较大的文字狱，被杀人数之多可想而知。
此时，满清鞑子统治者们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在中国北方，1645年即顺治二年——和尚函可身携一本纪录抗清志士悲壮事迹的史稿《变记》，被北京城门的清兵查获，在严刑折磨一年后，定谳流放沈阳。同年年末，又有毛重倬等坊刻制艺序案，毛重倬为坊刻制艺所写的序文不书“顺治”年号，被大学士刚林认为是“目无本朝”，有关“正统”的“不赦之条”。由此规定：“自今闱中墨牍必经词臣造订，礼臣校阅，方许刊行，其余房社杂稿概行禁止”。
从此诞生了清朝言论检查官，开始了中国的言论出版审查**，中国人的“言论自由之人权”由此大倒退。
然而，由于吴兴的穿越，在中国南方，与中国北方截然不同的事正在发生着——各种新思想大爆炸。
由于吴兴曾经提出“天赋人权”“人人平等”等后世新思想，但是当时不被众人接受和认可。然而，随着一年来蜀汉经济的大发展，百姓生活得到显著改善。吴兴“新社会等级划分”提出后，普遍得到新兴工商业资本家和城市居民，农村农民的认可。
吴兴还提出：后世我们伟大主席说过的“不劳动者不得食，不得收入”这一体现多劳多得原则的新思想，原本想激发广大百姓的劳动积极性。
但新问题随之而来，处于社会底层的贫农和城市里的雇佣工人，提出了他们的新主张：“为什么我们做体力活赚的钱比那些资本家或地主少？”
对此，吴兴先是引用《孟子》中“劳心者制人，劳力者制于人。”的名言，来说明脑力劳动比体力劳动高贵，所以脑力劳动者应该钱比体力劳动者赚的多的道理。
又有底层百姓提出：“有些地主和资本家根本就不从事劳作，为什么能大把地收租赚钱？”
吴兴指出：“资本家和地主凭借着工厂和土地取得地租或房租等收入，实际是资本收入，即地主拥有的土地和资本家所拥有的房子，机器等设施给他们带来的收入，也是合情合理的，更是合法的收入。”
不久，新兴工商业资本家出现了招不到工人的新情况，当时成都工人们一般每月一块银圆的工资，一户人家夫妻两口都打工，一月两块银圆，但孩子要有人带，如果父母也来城市居住带小孩，会增加生活费用，或把小孩送农村父母处寄养，都需要给付一定费用。这样，每月一块银圆饿收入就不怎么多了。所以，很少有平原地区的百姓愿意来工厂给资本家们打工。
对此，吴兴提出增加工人福利，前文中“每月两天休息制”就是在这一背景在由吴兴提出的。吴兴所拥有的工厂率先实行，还实行“每天8小时三班倒工作制”——即分早班，中班，晚班，如纺织厂，所有工人被分成三批，每天早班8小时有一批工人做工，中班8小时又换一批工人做工，晚班8小时也是这样。工人们工作时间比以前一天“日出而做直到日落收工”缩短了，再加上吴兴发放工作服，统一为蓝色制服，还发放多套，工人们可以替换，这样省去了工人们平日购置衣服的费用。吴兴还为单身打工者安排免费职工宿舍，省去他们租房费用。
最重要的是，吴兴实行后世的“计件工资制”：每个工人的收入按他们的劳动产生的产品数量核发工资。这样，很多努力劳动的工人，每月能拿到两块银圆的工资，比以前大大提高了一倍，很多无地农民愿意来城市中做工。做工收入比务农收入高，还轻松，每月有休息天，每日也只劳动8小时。
渐渐地在吴兴工厂打工成为一种骄傲，令人羡慕的事，很多别的工厂的工人为了能进吴兴工厂打工，磕破头想着进还进不了。于是，别的工厂资本家们也调整策略，向吴兴学习，实行“计件工资制”，“每天8小时三班倒工作制”和“每月两天休息制”等一系列制度也就被资本家普遍接受和使用，招供难也就缓解了。
原先，吴兴用法律形式规定了“每月两天休息制”，但实行起来很不容易，通过这次招供难，到是使吴兴的一系列惠工举措得到落实，还真要感谢这次的招供遇阻事件。
但当时西欧各国遇到这一事件，不是这么处理的，而是通过压迫农民，使农民无路可走，只能从事低工资的工作，成为工人，务农收入更低，农民土地被大量圈占，农民失去土地不得不从事工业劳动。
吴兴的到来确实改变了很多，中国农民不再受压迫，新兴资本家不再受歧视，工人收入提高，国内大市场正在培育，这也是吴兴的目的。吴兴明白这世中国还是世界强国，西欧人买不起他用工业革命后生产出来的巨量产品，只有自己培育国内市场消化大部分产品。要培育国内市场就要消灭原先的社会阶层，让占人口的大多数普通百姓买得起，明末战乱正好给了他这一千载难逢的机会，重新建立新的社会阶层，培育国内大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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