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57年12月16日，主席召开了次杭州会议(变身女儿行全文阅读)。阅读最新最快章节请到
17日凌晨，主席吩咐秘书叶子龙：今日上午八、九时，通知周总理等人看浙江省委书记江华在浙江党代会所作的《报告》，“在下午一时以前看完。其他工作可以移到明天上午去做。”
江华的报告体现了主席关于主要矛盾的论断，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仍然是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酒修无极)。”主席对此非常欣赏。17日下午和18日的会议，讨论、修改江华的报告。主席对周恩来等人说：“究竟什么是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怎样认识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关系？为什么党在一个时期强调人民内部矛盾，而在另一个时期强调阶级斗争？江华同志的这个报告做出了正确的回答。你们能写出这样的文章么？”
华东局书记、上海市书记柯庆施回到上海后，立即吩咐市委笔杆子张春桥给他写在上海市党代会上的报告。1957年12月25日，柯庆施在上海市党代会作报告，题目是《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报告的论述和江华报告提法基本相同，但更深刻、更有气魄。柯庆施向主席做了汇报，主席喜不自胜，亲自审阅修改后令《人民日报》表。从此，主席关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国内主要矛盾的观点，就公之于世了。
1958年1月3、4两天，主席召开了第二次杭州会议。
会上，计委主任薄一波把关于1958年的预算报告送主席审阅。主席把手一摆，生气的说：“我不看！我不听你这一套，你讲什么呀？我几年都不看预算了，横直你是强迫签字。”
主席又在周恩来面前了一通牢骚，说：“《农村社会主义》一书的序言，对全国生了很大的影响，是‘个人崇拜’、‘崇拜偶像’么？不管什么原因，全国各地报纸、大小刊物都登载了，生了很大的影响。这样，我就成了‘冒进的罪魁祸’。就开始挨你这位大管家的‘训恩来欲答无话，只好默默地听着，他所预感的暴风雨终于来了。
主席接着说：“总理是反冒进的，我是批评右倾保守的。批评右倾保守，就很舒服，愈批评愈高兴。我劝各位要愉快地批评右倾保守。”
1958年1月6日，主席到南宁，11日至22日主持召开了南宁会议。
会议印了22份参考文件，其中三件是供批判用的“反面教员”，它们是：在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关于1956年预算报告中的一段话；《人民日报》1956年6月20日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冒进情绪》；周恩来在八届二中全会上关于1957年国民经济计划报告的节录(电脑高手在校园全文阅读)。这三个文件一，会议的气氛立刻紧张起来。
1月11日晚，主席次讲话，批评国务院的分散主义，他说：“国务院向人大的报告，我有两年没看了。只给成品，没有原料，强迫签字。财政部门不向政治局通报，没有共同语言。有人想把大权揽过去，让党委搞点小权，这样就没有集中了。集中，只能集中于党委、政治局、书记处、常委，只能有一个核心。”
副总理和部长们感到迷茫：今后汇报请示工作，是找总理，还是找主席？
接着，主席又批评反冒进。他说：“管‘实业’的人当了大官、中官、小官，自以为早已红了，钻到里面出不来。1956年冒进，1957年反冒进，1958年又冒进。看是冒进好，还是反冒进好？治淮河，去年花了12亿人民币，只搞了12亿土方；安徽今年已经搞了8亿土方，再搞8亿土方，不过花几千万元。”
主席警告说：“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这是政治问题。一反就泄了气，不得了。先没有把指头认清楚。十个指头，究竟有几个指头生了疮？不过一个指头有了毛病，不过多花了一些钱，多用了一些人。只讲一个指头生了疮，就不会形成一股风，吹掉了三个东西：一为多快好省，二为四十条纲要，三为促进委员会。这些都属于政治问题，而不属于业务。一个指头有毛病，整一下就好了。”“没有搞清楚六亿人口的问题。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是保护热情、鼓励干劲、乘风破浪，还是泼冷水泄气？”
周恩来以及主管经济工作的大员们吃了一惊。没想到，他们反对经济工作中的急躁冒进，竟成了政治问题。
1月12日上午，主席讲话，继续批评反冒进。他说：“右派也来个全面‘反冒进’。陈铭枢批评我‘好大喜功，偏听偏信，喜怒无常，不好古董。’张奚若此人未划右派批评我‘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轻视过去，迷信将来(女生寝室3：诡铃全文阅读)。’‘好大喜功’，看什么大，什么功，是反革命的好大喜功，还是革命的好大喜功。不好大，难道好小？中国这样大的革命，这样大的合作社，这样大的整风，都是大，都是功。不喜功，难道喜过？‘急功近利’，不急功，难道急过？不要对人民有利，难道要有害？‘轻视过去’，轻视小脚，轻视辫子，难道不好？我们不轻视过去，迷信将来，还有什么希望？‘偏听偏信’，不偏听不可能，是偏听资产阶级，还是偏听无产阶级的问题。有的同志偏得不够，还是要偏。我们不能偏听梁漱溟、陈铭枢的。‘喜怒无常’，常有，也并不好，不能对资产阶级右派老是喜欢。‘不爱古董’，这是比先进，还是比后进的问题，古董总落后一些嘛。总是后来居上，不是‘今不如古’嘛。”
主席越说语气越严厉：“右派的进攻，把一些同志抛到和右派差不多的边缘，只剩了五十米！”
周恩来们犹如挨了当头一棒，懵了：他们只是在经济建设的速度问题上与主席有些分歧，怎地就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差不多了呢？
“什么‘今不如昔’！什么‘冒进的损失比保守的损失大’！”主席厉声说，“这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接着，他就讲宋玉写《登徒子好色赋》的故事，来说明“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他吩咐把《登徒子好色赋》印给大家。
主席再次批评分散主义。他说：“总是说没有搞好，实际上是封锁。开会前十分钟把文件拿出来，要人家通过，不考虑别人的心里状态。”“我不是攻击所有的人，是攻击部长以上的干部，攻击下倾盆大雨的人。”
总理和副总理们面面相觑，胆战心惊：封锁中央、封锁，这还了得！
会议的紧张空气继续升温。
1月14日，主席第三次讲话，用哲学理论批评反冒进和国务院工作，他说：“我们的计划工作，又平衡又不平衡。平衡是相对的、暂时的、过渡的，不平衡是绝对的，前进就是不断打破平衡的过程。净讲平衡，不打破平衡是不行的(秦末魏武帝全文阅读)。反冒进就是只讲平衡，其实，他们主张的平衡是消极的平衡、保守的平衡，伤了许多人的心，兴修水利、扫盲、除四害都没劲了。”“我们必须注意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区别，一定要抓住主流，抓错了不好。‘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这种做法，历史上吃过大亏。教条主义这样搞过，因小失大。”
众大员肚里都念了一声“厉害！”主席的“平衡理论”竟是这样的高明！哲学水平达到了空前绝后的高度。
1月16日，柯庆施汇报。主席对柯庆施在上海党代会的报告《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大加赞赏，说：“这一篇文章把我们都压下去了。上海的工业总产值占全国的五分之一，有一百万无产阶级，又是资产阶级集中的地方，这样的地方才能产生这样一篇文章。这样的文章，北京不是没有，不多也。”
主席扭过头用不无挪揄的口吻问坐在旁边的周恩来：“恩来同志，你是总理，你看，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周答：“我写不出来。”主席大声说：“没有工人阶级建设社会主义的强烈**，是写不出这样的好文章的。”接着，又奚落周说：“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
太过分了！周恩来是资深的党的元老，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中的第三把手，功勋卓著、名震中外、德高望众，是倍受全党和全国亿万人民所爱戴、尊敬的好总理。主席竟然用这样侮慢的态度对待周恩来，令与会人员十分意外和震惊。会场非常的寂静，没有人敢大声出气。
主席又侃侃而谈，教训台下洗耳恭听的部下：“许多省委、部委整天忙于事务性工作，思想僵化。你们要学理论，读点书，还要学习一点外文。要破暮气，讲朝气。世界大明家，往往不是大知识分子，都是青年。”接着，他讲了一大通中国历史上青年成名的故事。
众大员听着主席引经据典，联想着昨天听主席讲的宋玉写《登徒子好色赋》的故事，都对主席渊博的学识佩服得五体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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