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月19日，北京大学历史系一些学生贴出了鸣放大字报，学校党委第一书记江隆基表示支持(魔兽世界幻瞳)。于是，大字报和大辩论迅速在北京大学开展起来。
所谓大字报，就是用大毛笔或毛刷蘸墨水，在旧报纸或其它较大的纸张上书写鸣放意见，张贴在墙壁上或悬挂在绳子上(幻想的次元)。所谓大辩论，就是用桌子或木板搭成讲台，人们可以自由登台讲演，表意见，或互相辩论。辩论激烈时，辩论的两派往往就是连骂带打，一场混战。
5月23日，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四年级女学生林希翎来到北京大学讲演，为胡风鸣冤。她说：“胡风向党中央写的意见书大部分是正确的，提意见不能说是反革命，根据胡风三批材料是不能依此定罪的。把胡风及与他来往密切的人打成反革命集团，证据不足，没有法律依据。胡风案件主要是受斯大林的影响。”许多学生支持她的意见，呼吁为胡风平反。
林希翎在演讲中，直率地批判了“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将其称为“封建基础上产生的社会主义，是型的社会主义”。她后来在北大的第二次演讲及《我的思考》等文章中，有更具体的说明：在她看来，当时中国社会所存在的庞大的官僚机构，特权，等级制度，对思想、言论自由的压制，对公民权利的剥夺，愚民政策，宗派主义，某些领导的“地主恶霸的作风”……，都带有浓重的封建性，追其原因则是因为苏联与中国都是由封建社会直接进入社会主义，“没有资产阶级的民主传统”。林希翎在演讲中，一再强调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要“人民做主”，“要把真实情况告诉人民，要彻底改革，要动人民来讨论，社会主义是人民的，不是党员的，应该让全民尽情地提意见”。
许多大学生支持林希翎的意见，表演讲、贴大字报呼应声援。
康生急忙向主席汇报北京大学的情况，说：“主席呀，有个叫林希翎的女大学生在北大讲演，为胡风鸣冤叫屈，攻击社会主义和，有许多人呼应呀。这还了得！”
胡风是著名文艺理论家、诗人，由于他对主席的文艺观点有不同意见，激怒了主席。1955年，主席亲自为所谓“罪证”的三批材料撰写按语，定案为“胡风反革命集团”。胡风和几十位与他关系密切的著名作家、诗人被捕入狱，受此案株连近万人。这是震惊中外的中国历史上一次罕见的大文字狱。
主席听到有人竟敢为他钦定的案件鸣冤叫屈，大怒(妖娆动人全文阅读)。
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来向主席汇报说，有人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说“三害”的根源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有人反对党的领导，说“全国各处，不论单位大小，都要安排员作头头，事无巨细，都必须看党员的眼色行事。现在的天下，已经成了的家天下。这个‘党天下’的思想，是一切宗派主义的根源”；有人想让下台，说“要改变一党天下的局面，必须是和各民主党派‘轮流坐庄’、‘轮流执政’。由各党派提出不同的政纲，来竞选，由群众自由选择，这比一党专政要好。”有人对社会主义制度不满，说“现在政治黑暗，道德败坏，各机关都是官僚机构，比国民党还坏。人民生活水平降低，处于半饥饿状态。”“根本办法是改变社会主义制度，请下台，组织退出机关、学校。”还有人把矛头直接刺向主席，说“最近大家对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见，但对老和尚没有人提意见。”“三害的根子应该向、党中央那里挖。”
主席怒极，吩咐李维汉：“把这些言论在《人民日报》上表，要硬着头皮听，不要反驳。”
5月15日深夜，主席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并立刻印高级干部阅读。他设下“引蛇出洞”的计谋，准备对右派分子“聚而歼之”了。
6月8日，主席为中央起草了《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同日，《人民日报》表社论《这是为什么？》。反右派斗争正式开始。
对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进行斗争是应该的，但遗憾的是反右斗争严重地扩大化了。从中央到地方，从城市到农村，机关、商店、学校等等各个单位都开展了反右派斗争。各单位的反右领导小组先搞“引蛇出洞”的座谈鸣放，让群众给党提意见。然后，又搞“向党交心”活动，让群众把自己的“反动思想”坦白交代出来。再后，按上级分配的右派人数指标确定出重点人，并对重点人进行内查外调、整材料、“梳辫子”。给领导或党员提过意见就是反党；对单位或社会过几句牢骚就是反对社会主义；几个要好的朋友在一起聚会，议论过领导、党员或社会，就被断定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小集团”(桃花满布.独爱菊全文阅读)。再后，揪出右派分子，戴上帽子，进行批判斗争。最后，按“罪行”大小、态度好坏进行处理，或在单位监督劳动，或开除公职遣返回乡监督劳动，严重送劳改农场进行劳改。
如果哪个领导或党员对反右派斗争抵触、手软，他也就成了“右派分子”。
在“宁作勿右”的空气中，有55万多人被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从此，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就由“四类分子”变成了“五类分子”。
“右派分子”们先是满腹疑惑：“不是一再说言无罪么？”后来终于恍然大悟：“啊呀！我们上当啦！这是的阴谋呀！”
主席恨恨地说：“有罪言有罪。你本来就有罪嘛！这不是阴谋，而是阳谋！”
被打成“右派分子”的，绝大部分是知识分子，林希翎先是被打成“右派分子”，１９８年８月又将其定为“反革命分子”，投入监狱。还有许多人受到株连。林希翎后来在《给邓小平的万言书》里含泪写道：“单单北京因同我的关系被打成‘右派’的就有一百七十名，而在全国各地则是不计其数。在我这批株连中既有我相识的，直接接触过的长、同志、战友、作家、老师、同学和朋友，甚至还有大学里的工友，更多的则是我的根本不相识、从未见过面的北京和全国各地的支持和同情”；“在这些株连面前，我常常感到自己是有罪的，非常内疚和痛苦。尤其因为我在反右运动初期犯过类似小说《牛虻》中亚瑟的错误。当校党委审查我和社会上与校内外友人的关系时，我是坦然地向组织上交出了我所保存的一切文稿、日记和信件，因为当时我确信我自己以及我的朋友们都是没有任何政治问题的，我同他们的友谊完全是光明磊落的，我是没有任何不可告人的秘密。我完全信任党会查清我和我的同志的问题的。哪里知道正是由于我的这些天真幼稚和对党的愚忠迷信，使我自己挨整受骗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最最痛心的是因此而牵连了一大批无辜，凡是从我这里交出来的信件的写信，在反右运动中几乎很难幸免不当右派的。其中还有许多来信都是从一些读过我的文章给报刊编辑部转来的读来信，和听过我的演讲的听众来信，几乎都是素不相识的(祭爱全文阅读)。即使有个别的幸运儿在反右运动中得以‘瞒天过海’，‘蒙混过关’的话，那么在以后的政治运动中仍是混不过去，还是当了‘漏网右派’，还加上其他帽子”。
王文在他的《为林希翎冤案呼吁》一文里，曾举了一个例子：她的一个同班同学魏式昭，仅仅因为支部派她帮助和照顾林的生活，就被说成了林希翎的“保姆”，不仅她自己被错划为右派，连她的丈夫和远在四川工作的弟弟，以及他丈夫的十几位部队战友，也统统被错划为右派。这样的株连法是可怕的：一切与林希翎有接触，更不用说同情，都是可疑的敌人，都要收入专政的罗网中。林希翎还谈到，１９６年她患重病在北京市监狱住院期间，一位叫张凤云的小护士，出于同情，冒险为她过一封请郭沫若转给主席的信和家信，不料当年将林希翎称为“才女”的郭沫若，竟把信转退到北京市公安局，这位小护士立即被关押起来，当时她已经是两个幼子的母亲，一年后宣布开除团籍和公职，并不给任何生活出路。十多年到处上访喊冤，毫无用处，文革结束后，北京市劳改局仍坚持“不予平反”，理由是林希翎仍是右派，其同情自然“有问题”。
更有甚，中国人民大学委员会对林希翎“不予平反”的《结论》，仍然把“林希翎的这些言论和行动，在校内外造成恶劣影响，……使外单位、外地的一些青年跟着犯了错误”列为她的“罪名”，作为不予改正的理由：受牵连的“外单位、外地的青年”依然有“错误”，其罪魁祸仍是林希翎，这就意味着，“株连”有理，甚至有功。这样的革命逻辑是令人恐怖的。（http：//这场反右斗争是知识分子的一场浩劫。当时的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在回顾这段历史时，曾沉痛地说：“这场反右斗争的后果很严重，把一大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的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使他们和家属长期遭受委屈和打击，不能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挥他们的聪明才智。这不仅是他们本人的不幸，也是国家民族的不幸。据统计，全国共划右派分子五十五万余人。其中，相当多的人是学有专长的知识分子和有经营管理经验的工商业。全国五十余万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半数以上失去了公职，相当多数被送劳动教养或监督劳动，有些人流离失所，家破人亡。少数在原单位留用的，也大多用非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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