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济建设的需要和“斯大林事件”的影响，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控制开始解冻，知识分子迎来了春天(梵天极仙)。
1956年1月中央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周恩来作《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口号。周恩来在《报告》中说：“在社会主义时代，比以前任何时代都更加需要充分地提高生产技术，更加需要充分地展科学和利用科学知识(极品山神)。”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密切合作，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联盟。”
报告明确指出：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他批评了对待知识分子问题的“左”的倾向，提出了改善知识分子工作条件和待遇的三项措施。他大声疾呼：“世界科学在最近二三十年中，有了特别巨大和迅速的进步，这些进步把我们抛在科学展的后面很远。现代科学技术正在一日千里地突飞猛进。……这些最新的成就，使人类面临着一个新的科学技术和工业革命的前夕。……我们必须急起直追”。他说：谁想在当今世界的激烈竞争中取得胜利，就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
主席在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讲话：“现在我们是革什么命呢？现在是革技术的命，叫技术革命，叫文化革命，要搞科学，要革愚蠢同无知的命。”为此，他要求在比较短的时期内，造就大批的高级知识分子和普通知识分子。
1956年4月25日，主席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表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这是他历时一个多月的调查和思考的成果。《论十大关系》的表，标志着主席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开始找到了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
会议前后，昆曲《十五贯》正在演出，轰动了北京城，许多中央领导人都看了，主席看了两次。这出改编古装戏，一针见血地讽刺了官僚主义、主观主义，是成功的。昆曲《十五贯》宛如一朵绚丽夺目的鲜花，它的盛开，为“百花齐放，推陈出新”这一方针增添了光彩，证明了这一方针的生命活力。
就在这次会上，主席在作总结讲话的时候明确提出：“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5月2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主席正式宣布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他说：“我们在中央召集的省、市、区委书记会议上还谈到这一点，就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艺术方面的百花齐放的方针，学术方面的百家争鸣的方针，是有必要的。这个问题曾经谈过。百花齐放是文艺界提出的，后来有人要我写几个字，我就写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隐相全文阅读)。现在春天来了嘛，一百种花都让它开放，不要只让几种花开放，还有几种花不让它开放，这就叫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说春秋战国时代，二千年以前那个时候，有许多学派，诸子百家，大家自由争论。现在我们也需要这个。在大的范围内，让杜威来争鸣好不好？那不好嘛。让胡适来争鸣好不好呢？也不好。那么说胡适要回来可以不可以呢？只要他愿意回来，是可以回来的，让我们批评过他以后再回来，就批评不着他了嘛，批评已经过去了嘛。只有反革命议论不让表，这是人民民主专政。香港报纸、台湾报纸在北京出版是不是许可？应该不许可，不许可有好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范围之内，各种学术思想，正确的、错误的，让他们去说，不去干涉他们。李森科、非李森科，我们也搞不清楚，有那么多的学说，那么多的自然科学学派。就是社会科学，也有这一派、那一派，让他们去谈。在刊物上、报纸上可以说各种意见。”
1956年2月1日，中宣部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说中山大学党委反映，当时在中国讲学的一位苏联学，向中国陪同人员谈了他对《新民主主义论》中关于孙中山世界观的论点的不同看法，这有损于我党负责同志威信。中宣部请示中央，是否有必要反映给苏共有关方面。主席2月19日明确表态：“我认为这种自由谈论，不应当去禁止。这是对学术思想的不同意见，什么人都可以谈论，无所谓损害威信。因此，不要向尤金谈此事。如果国内对此类学术问题和任何领导人有不同意见，也不应加以禁止。如果企图禁止，那是完全错误的。”
“双百方针”的提出和主席等中央领导人的讲话，让知识分子真切地感到：春天到了！
从建国到提出“双百方针”的一个时期，知识分子一直处在霜冻里：先，把广大知识分子划入资产阶级范畴，被称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再有，采用政治斗争和群众运动的方式，运用大批判甚至专政的手段，粗暴地解决思想问题和学术问题。
1951年，开展了“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从学教授，到中学教师，所有知识分子都要参加运动。人人检查“反动思想”，大会小会批判反动思想，不少人被逼得自杀；1951年开展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运动；1954年开展对俞平伯《红搂梦研究》的批判运动；1955年对所谓“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进行批判；1950年开始，对胡风文艺思想开展批判(天部TXT下载)。1955年，主席亲自把胡风及与胡风有交往的一些作家打成“胡风反革命集团”，胡风及一大批所谓的“胡风分子”锒铛入狱；紧接着，全国就开展“肃反运动”。1955年暑假，农村中小学教师都集中起来办“肃反学习班”，动群众揭、批判，大搞逼、供、信，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碧峰中学时期的老师董欣周先生等人，就被诬陷为“反革命分子”而被投进监狱。1959年获得平反。
建国初期，一切照搬苏联的一套，提出“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的口号。当时，苏联在斯大林的统治下，实行一系列极左的方针政策。例如，在苏联，学术问题的争论常用行政干预，由政治裁决，任意宣布什么学说是无产阶级的，什么学说是资产阶级的。由斯大林亲自插手定论，把创立“基因”学说的孟德尔摩尔根学派称为“伪科学”，是“唯心的”、“反动的”，是“资产阶级的”；而把否定“基因”存在的米丘林李森科学派说成是唯一真正的生物科学，是“无产阶级的”。这种行政干预、政治裁决学术问题的风气也被中国学来，当时北京农业大学生的“小麦事件”就是一个典型。农大小麦育种栽培学家蔡旭教授，以摩尔根“基因”理论为指导培育出一个小麦新品种，既能抗倒伏又能增产，却被农大校长认定为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产品，不准陈列展览，不准农民参观，更不准推广。更有甚，还对蔡旭教授进行批判，令其检查，压得他痛哭流涕。
……
现在，周总理亲口宣布：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提出“双百方针”。啊！春天来了！知识分子们感激涕零，决心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献出全部聪明才智。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也有人心有余悸，不相信春天就这样快的到来。北京大学教授、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就说：现在只能说是“早春天气”，“草色遥看近却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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