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47年4月，**路过晋绥地区，发现土改运动开展的非常零碎，没有系统，没有把群众发动起来(宝塔修仙)。于是，**抱病给晋绥领导人写信，要求必须放手发动群众搞土改，让群众来考察鉴定干部。4月24日，**中央把这封信转发给晋绥分局，要求他们坚决执行。充分肯定了**的这封信。7月25日，他亲自写了批语，以中央名义，转发各解放区。
为了贯彻落实**和中央的指示，闹起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搞好土改，中央工委常委康生以中央代表的身份在晋绥地区坐镇指挥督战。康生是**高层著名的“左爷”，是个非常阴险狠毒的家伙(九煞魔修)。19421943年延安整风期间，他当的副手，掀起过一场所谓的“抢救失足者运动”。运动中，他大搞“逼、供、信”的过火斗争，把一大批革命干部打成“特务”、“叛徒”、“反革命”，制造了许多冤假错案。后来，虽然为这些冤假错案平了反，但是制造这批冤假错案的康生却青云直上，在1945年召开的党的“七大”上竟成了**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成立工委，他又被任命为常委。这次坐镇晋绥地区搞土改复查，他又有了“英雄用武之地”。
当时掌握晋绥地区党政军大权的，是晋绥分局书记、军区政委李井泉。李见了**的信和中央的批示，不敢怠慢，立即召开各种会议，派工作队，发文件、作指示，印社论，发起了一场暴烈的土改复查运动，树立起全解放区极“左”的典型。
康生和李井泉在山西兴县木栏杆村搞了一个土改试点，搞了一套划分阶级成分的标准：（1）从现在联系历史；（2）铺摊摊大小、生活好坏；（3）有无剥削；（4）政治态度和思想。
他们从清朝时代的碑文中查出，张姓人家在上几代有人做官，7辈子是财主，因此他们认为张姓人家都是财主的根苗子孙。他们非常赞赏一个积极分子说的话：“他们前几辈子压迫剥削人，这辈子不给他粘上点封建，太便宜他们了。”
于是，不少被认为政治和思想上不好的张姓人家，不论其现在是否劳动，是否贫穷，都划成“破产地主”、“下坡地主”、“经营地主”、“破产富农”或“生产富农”。特别具有创造性的是，把工商业者都划为“化形地主”。
晋绥分局把试点划阶级的办法作为文件，于1947年11月发表。分局在文件按语中，对此办法大加赞赏，表示坚决支持，要求各地照办。于是，各地纷纷效仿，乱划成分，严重扩大了打击面。例如，兴县蔡家岩村，522户中划为地主富农的达124户，占总户数的后来根据《怎样分析农村阶级》复查，竟多划了50多户。
晋绥分局书记李井泉在地委书记会议上讲话说：“基本农会就是党，概念上要这样认识，因为一切都是通过农会，它实际上起党的作用(石雕)。农会代替政权，贫农小组代替党。”
9月24日，《晋绥日报》头版全文刊登晋绥边区农会临时委员会《告农民书》，宣布：“不管任何一级，从村起到边区一级的干部……大家都可以批评，可以斗争，可以处分，可以撤职。如果是**员。大家认为可以开除党籍的，也可以由大家提出意见开除党籍，告诉当地的**负责人或当地党支部批准。”“干部的好不好，是关系农民大家的事情。因此，哪个干部要不要，不决定于公家人，而决定于群众。”“在目前，凡是在那些不是替农民办事的人掌握政权的地方，农会就可以完全替代政权。”
1947年的9月，是晋绥地区“红色恐怖”的9月，在“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贫雇农要怎么办就怎么办”的号召和鼓动之下，各村纷纷成立的农会临时委员会正在取代各级行政基层组织行使权力，以斗争地主富农、清浮财挖底财为主题的群众运动如火如荼，乱斗乱抓乱打乱杀，一片红色恐怖。
最令人震惊的，是分局主要领导人直接组织斗争大会，残酷斗争著名开明士绅刘少白、牛友兰和孙良臣。孙良臣当场被活活打死，牛友兰绝食自杀。
刘、牛、孙都是著名爱国抗日人士，竭诚拥护**，为**抗日出过很多财力物力。1942年，他们被选进边区参议会，刘为副议长，牛、孙为议员，孙还是行署建设处副处长。他们曾访问过延安，受到等中央领导人的接待和表扬。
在斗争牛友兰的前几天（9月18日），晋绥地区“首府”——山西兴县蔡家崖村召开农民大会，分局书记到会讲话，发动群众“斗牛”。他说：“大家提出要斗争牛友兰，我也赞成。大家要把地主彻底斗坍，大家不要顾虑，**一定给你们撑腰。不管是任何公家人，或是退伍军人，谁要包庇地主，你们都可以斗争他。”
9月26日，召开斗争大会，牛友兰被“积极分子”用铁丝穿透鼻子，强迫牛友兰的儿子、**高级干部、边区临时参议会副议长、边区贸易局局长牛荫冠牵着爸爸游街(神御官场)。这就是轰动一时的“斗牛大会”。
对曾经全力帮助支持过自己的朋友尚且如此残酷，普通的土财主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据《山西历代纪事本末》“老区土地改革运动”篇中称：“据1948年6月22日统计，兴县8个区290个村，打死1050人，其中有地主380人，富农382人、中农345人。贫雇农40人；自杀共863人，其中地主255人、富农285人、中农310人，贫雇农11人；被斗争扫地出门后冻饿而死的63人”。
很快的，乱打乱杀之火由地主、富农那里漫延到基层政权干部那里。
分局书记在地委书记会议上讲话，严重夸大党组织不纯，强调要依靠群众整党，“要相信群众起来能够解决任何问题。要宣布我们组织中有坏人，如何办由群众处理，对任何人都如此，对工作团干部、军队干部也是如此。处理干部先问群众，不是先问上级，各级干部都要服从群众。”
《晋绥日报》1947年11月27日发表了《为纯洁党的组织而斗争》的社论，更是火上浇油。社论评价土改前的各级政权组织时说：“在若干时期，边区党规定与执行各种政策上缺乏明确的阶级立场，便宜了地主阶级，打击了农民情绪，以及党内严重的强迫命令，贪污腐化，邀功自满，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固然边区党指导上有错误，但党内组织不纯又是影响和助长这些错误产生和发展的社会基础。而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已分子、投机分子也得以利用党员称号干部外衣，毫无顾忌的实行其各种各色危害农民破坏党与各种组织的反动行为，在今天则成为彻底平分土地、消灭地主阶级、争取国内战争胜利的严重障碍。”社论声称：对于“混入党内的阶级异机分子、投机分子”，“只要当地群众要求拿去清算、惩办，就可以拿去清算、惩办”。
11月30日，**中央晋绥分局发出通知，要求“所有土改工作团各机关团体与前后方一切干部人员，必须认真学习这两个文件（按：即**给晋绥分局同志的信和《晋绥日报》社论），要利用一切时间，利用各种会议时机，利用汇报工作机会及一切工作间隙进行学习讨论。各机关部队负责同志应认真领导这一学习”(钢铁超人)。
于是，一场整党审干运动——“搬石头”运动就开展起来。把原有的党组织和党员不加区别地一律抛开；错误地提出反对“干部路线”；绝大多数地方决定对旧组织一律停止活动；对原有村级各种组织中地富出身的干部一律撤职，宣布永远不能当干部；劳动人民出身的干部，全部撤职听候审查。整党和土改，上靠工作团，下靠贫农团；当群众审查干部时，不允许干部申辩，否则就被扣上“破坏土改”的帽子。
在不少地方，用对待地主富农的办法对待党员、干部，在扣押地主的同时，扣押了很多的党员、干部。甚至在扣押地主之前，就扣押、斗争干部。斗争党员、干部的方式和斗争地主一样，有些地方发展到乱打乱杀的地步。据《党代会总结》中的统计：晋绥全区43000个农村党员中，开除了约10000名，占总数的24％；非正常死亡的党员、干部357人，其中县级干部7人、区级干部33人，村干部与党员有317人。
不仅地主、富农、党员、干部受打击，就是划为中农成分的农民也遭到排斥和打击。当时曾大反所谓的“中农路线”，强调“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贫雇农掌刀把子。”在平分土地时，搞村与村之间的绝对平均，任意抽调中农的土地。土地来源中抽调中农土地比例较高，一般是土地来源的45%以上，高的达到80%以上。严重侵害了中农利益。
1948年春，**中央和、任弼时等领导同志批评了晋绥区的极“左”偏向，并进行了坚决地纠正。晋绥区的极“左”偏向被纠正了。但是，搞极“左”的康生等没有受到任何处分。建国后，分局书记受到重用，步步高升，官至西南局第一书记兼四川省委第一书记。令他没有想到的是，在土改运动20年之后，他遭到了报应：文革时期，造反派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抄了他的家，对他及其家人进行了残酷的批斗、毒打和折磨。他的妻子遭到多次凌辱和毒打，揪头发连头皮都掀下一大块，实在不堪忍受而自杀；他的儿子在北京上大学，被活活打死。造反派整得他家破人亡。唉！是历史的巧合，还是天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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