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群来自广西环江的冤鬼控诉道：“环江县委书记洪华浮夸吹牛、横征暴敛、草菅人命，全县饿死五万多人，罪大恶极(好色而不乱全文阅读)！”
（1）密植夺高产的假戏法
１９５７年１１月，新任县委书记洪华等人清洗了一大批所谓“右派”分子以后，接着在全县开展大跃进运动，提出“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只要想得到，一定能做到”的口号。宣告要“争全区第一！全国第一！天下第一！”他在大大小小的会议上打“擂台”，誓言要放水稻高产卫星(妖精的魅惑)。
为了让环江放出天下最大的水稻高产卫星，经过县、区两级的精心策划，决定选用并蔸的方法。柳州地委（这时环江县已改属柳州地区管辖）领导也特别关照环江的水稻卫星，并为放卫星具体地指出了方向，他们暗示：“……湖北三万斤亩（产）的卫星是把六亩移到一亩里去了。全国卫星没有十万斤（亩）恐怕放不出去的。”
县里根据上面意图，制定了实施方案，派出了县委管农业的副书记季某和农业部副部长覃某、李某等一批人马，于１９５８年８月２２日前后，召开了城管农业社的社队干部会议，８月２３日，行动开始。
具体的做法是：把原来搞试验的一块１．１３亩试验田中的禾苗全部拔出来，再犁耙、深耕，将大量各种肥料施入田中，然后耙融耙烂；８月２８日至３０日内，动员当地社员、县直机关干部和在县里参加集中学习的中小学教师等近千人，从城管大队的南门、北门、地麦、陈茶、良伞，三乐大队的刘家、地理、欧家等生产队的一百多亩中稻籼谷水稻田中，选出长势最好、且已成熟的禾苗，将禾苗连根带泥移到试验田中并蔸。由于不分昼夜，那块田的并蔸两天即告完成。其植之密，乃至小孩在禾苗上即使爬来爬去也掉不下来。
在并蔸过程中，为了将禾苗稳住，他们用木桩支撑后再用竹篾片拦腰，将田块分割成五六尺见方的格子；四周也用木桩顶实，这样禾苗便直立在一块一块的格子里。他们还在田头搭棚扎寨，成立现场指挥部，装有电话机，由大队干部日夜看守，派专人护理。移植的禾苗密不通风，他们便用喷雾器改成鼓风机、给禾苗插装竹管，由十多个人轮流鼓风，日夜不停。
按常理，禾苗在收割前是无须施肥的，但是人们不断给这块地的禾苗施肥；在施人畜粪尿时，粪渣子粘在叶片上压了禾苗，人们竟用蚊帐将粪水过滤，再用洒水壶喷洒。
一台密植夺高产的假戏，布置就绪。对此，不少人表露了反感的情绪，但均被压制。
（2）亩产１３万斤的“制作”过程
１９５８年９月初，以洪华为首的环江县委就向柳州地委和自治区党委报了喜，声称要放一颗亩产超１０万斤的全国最大的卫星(杀胡儿)。自治区、柳州地区党委随即发函邀请各新闻单位和电影制片厂到现场采访报道；还组成检查验收团，成员有党政领导、政协领导，还有广西农学院、广西大学等科研院所的与水稻种植有关的教授、专家。
１９５８年９月９日上午１０时左右，**环江县委书记洪华，向一名领头开镰的副书记授勋似的授给了系有红绸带的新镰刀，举行了隆重的开镰仪式。开镰仪式共有六千多人参加，包括特邀来的检查验收团成员，来自广西各县每个生产队的参观者、环江县各公社的代表以及奉命到场的当地社员，四百多男女社员参加现场收割。
在收割时，把田头收割下的谷子用一担担箩筐装满，每人一担挑起排成队伍，在县城主要街道游转一圈后，把谷子运到县委大院过秤堆放。在街道上游行时，在四个生产队的粮仓里，一群群社员遵照指令，将准备好的一担担谷子等游行队伍路过时，就尾随跟上。挑谷游行的队伍人数，一下子便增加了两倍多。
即使如此，恐怕还不能达到预计的产量。在乱哄哄的过秤现场，策划者又施展魔术，指挥过完一次秤的，不倒上谷堆，又挑起谷子回到未过秤的队伍中再次过秤。如此循环往复，过秤的数字便越来越大了。
经过十几个小时的折腾，县委大院堆满了谷子，统计人员从登记簿累计出数字，这块试验田共１．１３亩，当天收割了１．０７５亩，收到干谷折合亩产斤。就这样，一个全区、全国、人类历史上空前的水稻亩产最高纪录便魔术般地“创造”出来了。
事后细心的人士作过了解和统计，当天在这块收割的１．０７５亩稻田里，实收谷子２６０００多斤，从四个生产队的粮仓里又挑出了６７０００多斤谷子参加过秤，另外则是团团转、重复过秤“创造”的。
策划者要求验收团在验收喜报上签名(风月江山全文阅读)。大多数成员都把自己的大名列在了参加验收的名单里。
不过，区党委组织部一名副部长陈东没有签名。
第二天，１９５８年９月１０日上午，县委书记洪华为试验田的大“丰收”举行了有中央和区、地各新闻单位１６名记者参加的记者招待会，正式宣布这块１．１３亩并蔸移植的试验田已收了１．０７５亩，实收干谷平均亩产斤，尚有０．０５５亩未收，留待以后组织参观。
全国最大的水稻卫星，就这样放出去了。
（3）浮夸骗来荣誉、权位
环江县放出荒谬绝顶的“大卫星”，荣誉也随之而至：环江县成了区内外闻名的红旗县、上游县，县委书记洪华成了英雄。在地委召开的三级干部会上，洪华除披红挂彩，还领到一面特大红旗。洪华在扛红旗回县里那天，预先动员和策划的欢迎队伍挤满街头，在一片锣鼓和鞭炮声中，洪华被高高抬起，从街头一直抬到县委会。
洪华不断地吹嘘、浮夸、放“卫星”，也一次次得到奖励。有人统计过，在环江县委书记两年多的任期内，洪华共领到过９６面红旗。洪华渐渐以党的化身自居，树立他在环江县的绝对权威。在环江县，洪华要去哪里，先必打电话通知当地，要求组织社员夹道欢迎。有一次洪华去山川公社巡视，离公路远的社员晚上便打着火把往公路边赶，有的凌晨两点钟便守候在公路边。全公社１８０００多人口，这次出动了１１０００多人，欢迎的队伍有５里之长。
放“卫星”的“功臣”相继得到提拔和重用。洪华后来被提升为**柳州地委书记处书记。
（4）放卫星后的高征购
环江的粮食似乎已堆积成山，无仓可放了。不过，１９５９年初，县里向上级汇报和向外公布的数字是：１９５８年全年粮食总产量３．３亿斤；而实际的产量却只有１．０５亿斤（就是这个数据，也还含有水份）(篮球经纪人)。
环江粮食“丰收”了，向国家多交征购粮是理所当然的，上级给环江下达了０．７１亿斤征购粮任务，是上年（１９５７年）实际完成任务的４．８倍。这当然无论如何也完成不了。
不能完成征购任务，怎么办？县里便强迫基层干部和农民上交粮食，说是“瞒产私分”。柳州地委在环江县水源公社召开现场会，组织了全地区３３４０个社队干部和社员代表前来参观。他们预先策划和布置了瞒产私分的假现场，证明群众有粮不交，向参观现场会的队干和群众施加压力。这次会议逼出达２．４２９６亿斤的所谓“后手粮”（即黑粮和瞒产粮）。
结果，各社队仅留的一点口粮和农民家中的存粮都被当作“后手粮”上交外运了。但是，催交征购粮仍没有放松和停止。到１９５９年春，农民的口粮都无法保证，粮食出现全面紧张，断粮的农户越来越多，四五月间饥荒出现，死人日益增多。这时区党委贯彻落实中央郑州会议精神，给环江批了１００万斤统销粮，才使环江人民勉强渡过了１９５９年上半年的饥荒。
１９５９年８月庐山会议召开后，全国掀起了反“右倾”和保卫“三面红旗”运动，一场高产浮夸、高指标分配征购任务的狂风吹到环江县，伴随而来的“反瞒产运动”掀起了新的**，环江县委书记洪华自告奋勇，争当先锋。
１９５９年，上级分配给环江县的粮食总产量指标是９．６亿斤，比１９５８年的３．３亿斤又翻了两番，分配下来的征购任务是贸易粮０．７１亿斤（折合原粮便是１亿斤），而当年环江县实际产粮仅为０．８２８亿斤，将全部粮食上缴也交不出这１亿斤粮食，群众无粮可交。
实在没办法，只得将原来分配的９．６亿斤总产量调整为２．４亿斤总产量上报。按上报的２．４亿斤产量，环江县１９５９年分得征购任务０．３８５亿斤贸易粮。洪华为了夺红旗，在当年１０月２０日地委召开的三级干部会议上报喜完成了０．３８８亿斤。环江县倒是又扛回了一面红旗，但实际入库数仅有０．１８８１亿斤(妻定神闲全文阅读)。
虚报的数字，要用实物去兑现，各公社都无法用实物去完成分配的任务，当权者以高压手段强迫农民交出粮食。
（5）反瞒产置人于死地
县里开展反“右倾”、反瞒产的政治斗争：召开大会，发动各公社开展声势浩大的反“后手粮”（即反瞒产）运动。在会议上，由各大队选一个报产量报得多的小队为标兵，要其他小队向他看齐，达不到的便是瞒产私分，就要挨斗受批。他们还要报得多的小队干部去批斗报得少的小队干部。不愿多报的、报不出瞒产私分的人，就要拿去“小劳改”，不给饭吃。
在洪华亲自蹲点的城关公社陈双大队的逼粮会上，连斗带伤加上挨饿，竟死去１３人。洪华还说：“这些人是社会主义的逃兵，死去几个不要紧。”
逼得走投无路，也有人在会上当众指责洪华放卫星是好大喜功、出风头、吹牛皮。这些人都遭到残酷的迫害，有的甚至被迫害至死。
为了完成上交征购粮任务，环江县委按自治区的布置，将各集体小仓库里的粮食作为征购粮一起并入国家仓库，这样总算完成了征购任务０．３１５６亿斤。
县里既将群众的口粮，猪、牛牲畜的饲料粮全部并入国家仓库，又实行饿死人也不给开仓的政策，谁若擅自开仓，轻的开除党籍、公职，重的挨批挨斗，甚至被整死。
城关公社塘兰大队党支书崖日坚，不忍让群众活活饿死，开仓库拨了部分粮食给断炊的群众救急。洪华在全县三级干部会议上指着崖的鼻子大骂：“有你崖日坚，就没有我洪华；有我洪华，就没有你崖日坚。”于是这位土改的积极分子、多次的劳动模范、合作化的带头人、公社党委委员、大队支部书记，就被当场宣布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并被罚站到散会。此后又被拉去县里和村里，召开大大小小的斗争会，轮流斗争后还不给饭吃。在一次斗争后，这位身强力壮的三十多岁农村好干部走不到两里路，活活地饿死在回家的路上(宁采臣传全文阅读)。
饥饿难以忍受，一些不甘心等在家中饿死的人纷纷外逃，到贵州、金城江等地讨饭。县委即下令追捕，集中关押进行“教育”。在关押之中，连闷带挤，死去４４人。在追捕过程中，水源公社书记韩祖文曾按照洪华指示宣布：“外逃人员经动员还不回来的，就打死算了。”
（6）大饥荒，饿死五万人饥荒愈演愈烈。社员家中无炊烟，几个公社的公共食堂都长期停火，最长的达１３０多天，最短的也有１个月以上。因饥饿造成了各种疾病，浮肿、肝炎、干瘦、妇女子宫脱垂等病人不断增多。
据调查，１９５９年５月至６月间，环江县的明伦公社病倒１６００多人，其中重病１００４人，浮肿４８６人，死亡１４６人。
据当时调查者不完全的统计，１９５９年至１９６０年，城关公社的陈双大队，付点公社的中山大队，驯乐公社的康宁大队等大队的死亡率分别为水源公社的龙树屯、驯乐公社训林大队岩口屯两个自然村的村民则死光了。据对水源公社所死的１７０６人的情况调查，其中饿死的有１５００多人，斗争吊打至重伤而死的８２人，当场斗死１５人，开枪打死５人，全家死绝的有９户。
全县饿死五万人！
（7）迫害反映情况的人面对着不着边际的浮夸和大量死人的严重事实，有良知的人曾用不同的方式进行抗争，但在狂热的背景下，抗争不但无济于事，反而屡遭无情的迫害。
１９５９年３月，环江县人委干部谭绍儒以“环江县全体农民”的名义，写信给，信中写道：“在我们环江县委直接领导下，在实践中，有些是与中央提的不相称的，请派员下来深入调查，针对问题纠正。”环江亩产十三万（斤）粮食是怎样得来的呢，县委领导把那块田耙好，在禾苗已抽穗勾头谷粒已黄近收时，把禾株全部拔出来云集在那块田里（发动整个的群众来搞），这不是浪费劳动力吗？这样做我认为十三万斤太少了，那块田可堆百多万斤谷子呀”。这封信也成为谭攻击“三面红旗”的罪证(宋殇)。
１９５９年春，在刚刚出现饥荒的时候，谭绍儒又以环江县城关区公所的名义向中央和报社写信反映饥饿情况。“木薯在环江来说约在１９４０年引进的，至１９５４年王定号召推广作养猪的饲料，自古以来人民是没有吃过的，……洪华看待环江人民连鸡狗也不如，……现在人民每天吃一斤木薯，吃的木薯还压迫群众讲每天吃两饭一粥，菜是每餐三菜一汤，……请问洪华书记，三菜一汤在哪里？请上级党委深入农村调查。
此信被洪华截获，他指定公安机关拍成照片，在全县范围内查对笔迹，追查写信人，后来查出是谭的笔迹，便下令组织机关干部进行斗争，并在全县轮流批斗。谭后来被开除公职，送回农村监督劳动。
为了掩盖环江死人的真相，洪华曾对邮电局长下令：“凡是写给上级党委的信，全部扣留，送交县委审查。”
１９５９年上半年，环江各地开始出现饿死人现象，干部群众议论纷纷。洪华则说：“死几个人值得什么大惊小怪，有生就有死，生生死死，死死生生，这是自然规律。”
１９５９年下半年，县人委监察室副主任罗杰多次反映明伦公社死人多、饿死路边也无人掩埋的真实情况，结果被扣以“对党不满，是反领导”的罪名，于当年１０月被停职反省，管制劳改，在机关反复批斗，每天罚捡三担牛粪。
１９６０年１月，城关公社副主任莫仁忠下到塘兰大队，见到病人很多，死人现象严重，回来后与医院院长谈论。院长向洪华汇报此事，洪华听后气愤地说：“莫仁忠反映社员没饭吃，病人死得多，真是岂有此理！这个人一向右倾，你们要好好解决他的问题。”结果，莫在反右倾中给戴了顶“右倾分子”的帽子。
有些环江籍部队战士回家探亲，见饿死家人，写信到报社被批回环江调查。结果，有的被开除回家，有的被送去劳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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