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定有个熟悉莫雷尔公司的内部情况的人，几年前离开马赛，现在刚回来，那他准会发现这家公司变得面目全非了。
公司里那种热气腾腾的场景，那种轻松欢快的氛围，窗户里那一张张愉悦的脸庞，走廊里那些耳朵上夹着笔、来去匆匆的职员，都已不复可见。院子里堆得满满的货包，笑着嚷着忙碌着的搬运工，也都从眼前消失了。映入眼帘的，是一派萧条、落寞的景象。在冷清清的走廊、空荡荡的院子里，往日每个办公室坐得满满当当的那么些职员，如今只剩下了两个。一个是年轻人，二十三四岁年纪，名叫埃马纽埃尔·雷蒙，他正在追求莫雷尔先生的女儿，虽说父母好说歹说要他离开公司，他还是留了下来。另一个是管账务的老伙计，独眼，叫科克莱斯[1]，这是那些当年挤在硕大而喧闹的办公室里的年轻人给他起的绰号，这个绰号取代了他的真实姓名，现在谁要用真名喊他，十有八九他连头也不会回过去。
科克莱斯仍在莫雷尔先生手下工作，在船主目前的处境下，他的地位发生了奇妙的变化：既升任为出纳主任，又降职为仆役。
然而，科克莱斯依然故我，善良、耐心、忠诚，在数字计算上决无通融余地——为此，他敢同任何人抗争，莫雷尔先生也包括在内。他精于计算，从不出错，在他面前任何人休想蒙混过关。
莫雷尔公司上上下下愁绪弥漫的当口，科克莱斯是唯一不受这种气氛影响的人。他之所以无动于衷，并非感情天生冷漠，而是由于具有不折不挠的精神。据说，在一艘注定要沉没的航船上，老鼠会预先逃离，还没等船起锚，这些自私的小动物就会离开原来栖身的航船。现在的情形是类似的，原来在公司里栖身的职员，一个个都从办公室和仓库溜走了。科克莱斯看着他们先后离去，甚至都没想过问一下原因。科克莱斯唯一关心的，就是数字。他在莫雷尔公司干了二十个年头，公司如期付款，从来不出差错，似乎已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他无法想象严格的规章制度居然会中止执行，应付的款项居然会拖延宕账，正如终年靠长流不息的河水作动力的磨坊主无法想象河水居然会干涸。只要河水还没到干涸的一天，科克莱斯的信念也就不会发生动摇。上个月底结账时分毫不差。科克莱斯曾查出莫雷尔先生少算的七十个生丁的错账，同一天，他又把多算的十四个苏还给莫雷尔先生，船主苦笑一下，收下这点钱扔进几乎空空如也的抽屉，说道：
“科克莱斯，您真是出纳中的一颗明珠啊！”
科克莱斯退出时心满意足；莫雷尔先生本人就是马赛城正人君子中的一颗明珠，他的赞赏对科克莱斯而言，比五十埃居的赏钱更使他受宠若惊。
但从圆满结清上月底的账目以来，莫雷尔先生真是度日如年。为了结清这笔账目，他凑集了仅剩的全部资金，甚至去博凯尔集市变卖了妻子、女儿的首饰和家里的部分银器——他担心让人看见自己捉襟见肘的窘态，生怕面临困境的消息在马赛不胫而走。这次，莫雷尔公司总算保住了面子；但是他已经山穷水尽。风声传了出去，人家唯恐贷出的款项血本无归，没有人再肯给莫雷尔先生贷款。面对本月十五日要偿还德·博维尔先生的十万法郎，以及下月十五日到期的另外十万法郎，莫雷尔先生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了法老号上。与法老号同时起锚的还有另一艘船，它已顺利返航，并带来了法老号启航的消息。
那艘船和法老号都从加尔各答开出，但它早在两个星期前就到了，法老号却杳无音信。
就在这样的情况下，罗马的汤姆森—弗伦奇公司的代表，在与德·博维尔先生谈成我们已作过介绍的那笔重要交易后的第二天，前来拜访莫雷尔先生。
先由埃马纽埃尔接待他。每张陌生面孔，都可能意味着一个出于担心而来向公司方面了解情况的新的债权人，因此可以说，每张陌生的脸都使这个年轻人感到害怕。他想为老板挡个驾，把事情揽到自己身上来。但陌生人声称跟他埃马纽埃尔先生无话可说，坚持要同莫雷尔先生面谈。埃马纽埃尔叹了口气，叫来科克莱斯，请他把陌生人带去见莫雷尔先生。
科克莱斯走在前头，陌生人跟在后面。
在楼梯上，他们碰见一位十六七岁的漂亮少女。她惊恐不安地望着陌生人。
科克莱斯并没注意她脸上的表情，但看来这表情却没逃过陌生人的眼睛。
“莫雷尔先生在办公室里吗，朱丽小姐？”出纳员问道。
“是的，我想是的，”少女迟疑了一下说，“请您先去看看，科克莱斯，倘若我父亲在那里，就请通报一声这位先生来了。”
“不用通报我的名字，小姐，”英国人说，“莫雷尔先生并不知道我的名字。这位先生只需说我是罗马汤姆森先生和弗伦奇先生的首席代表就行了，令尊的公司和他们有业务往来。”
少女脸色变白，下楼往埃马纽埃尔的办公室而去。科克莱斯和陌生人继续上楼。
科克莱斯身上带着一把钥匙，没有要事一般是不用的，这回他用这把钥匙打开了三楼楼梯平台拐角上的一道门，把陌生人引进前厅，又打开第二道门，关上，让汤姆森—弗伦奇公司的专员单独等了一会儿，然后出来示意请他进去。
英国人走进房间，只见莫雷尔先生坐在桌子后面，面对一摞摞堆得高高的、记载着公司负债情况的账簿，脸色惨白。
莫雷尔先生看见陌生人，合拢账本站起身来，示意对方坐下。等来客落座后，他自己才坐下。
十四年过去了，这位可敬的商人已今非昔比。我们的故事刚开始时他才三十六岁，现在他已快到五十。头发变白了，忧虑在额上刻下了深深的皱纹。曾经坚定而沉稳的目光，变得茫然而游移，好像害怕凝定在一个人或一个想法上。
英国人注视着他，好奇的神情中，明显地带着关切的意味。
“先生，”莫雷尔开口说道，英国人专注的目光似乎使他感到很不自在，“您有事要和我谈吗？”
“是的，先生。您知道我是代表哪家公司来的，是吗？”
“我的出纳告诉我，您代表的是汤姆森—弗伦奇公司。”
“他说得不错，先生。汤姆森—弗伦奇公司在本月和下月期间，要在法国支付三四十万法郎的款项。本公司素知您严守信用，于是尽量收购由您签署的期票，委派我到贵公司兑现陆续到期的期票，并由我支配使用这些款项。”
莫雷尔长长地叹出一口气，举手抹了抹汗水淋漓的额头。
“那么，先生，”莫雷尔说，“您手头有我签署的期票？”
“是的，先生，数额相当大。”
“总数有多少？”莫雷尔尽力使声音保持镇静，问道。
“这些债权转让书，”英国人从口袋里掏出一叠纸说，“是监狱督察长德·博维尔先生开具给本公司的，金额总数为二十万法郎。德·博维尔先生的这些期票，您想必是记得的？”
“是的，先生，他存在本公司的这笔款项，利率为四厘半，存了快满五年了。”
“约定的偿还期限是……”
“本月十五日支付一半，下个月十五日支付另一半。”
“没错。另外，这是一张本月到期的三万二千五百法郎的期票，也是您签署的。期票持有人把款项划给了本公司。”
“这张期票我认得，”莫雷尔说，想到平生也许要第一次无法兑现自己签字的票据，他羞愧万分，脸涨得通红，“还有别的吗？”
“还有，先生，下月底还有帕斯卡公司以及马赛的怀德—特纳公司转让给我们的五万五千法郎到期。总共加在一起是二十八万七千五百法郎。”
听着对方列数这些款项，可怜的莫雷尔心中的痛苦简直无法描述。
“二十八万七千五百法郎。”他下意识地重复说。
“是的，先生，”英国人说，他顿了一顿，然后继续往下说，“我想无须向您隐瞒，莫雷尔先生，尽管您无可指责的信誉是众所周知的，但目前马赛已有传闻，说您无力偿付这些债务。”
听了这番近乎唐突的开场白，莫雷尔的脸色白得吓人。
“先生，”他说，“至今为止，我从家父手里接过公司已有二十四年，他本人经管这个公司也有三十五个年头；至今为止，由莫雷尔父子公司签署的期票，从来没有不能兑现的。”
“是的，这我知道，”英国人回答说，“但你我都是看重荣誉的人，请您坦率地告诉我，先生，这些期票您能按时支付吗？”
莫雷尔浑身一颤，注视着这个语气如此自信的人。
“既然您坦率地问我，”他说，“我也坦率地回答您。是的，先生，倘若如我所希望的，货船能安全返航，我就能按时支付，因为只要船一抵港，因我接连遭遇意外而中断的贷款便可恢复。但是，倘若不幸法老号，我这最后的指望也落空……”
可怜的船主眼眶里噙满泪水。
“怎么样，”对方问，“倘若您这最后的指望也落空……”
“唉，”莫雷尔说，“先生，我真不愿意说……不过，我既然已经习惯了遭受痛苦，也应该习惯于蒙受羞辱。唉！我想，那样的话，我就不得不延宕付款期了。”
“难道就没有一个朋友可以帮助您吗？”
莫雷尔苦笑一下。
“您知道，先生，在生意场上是没有朋友，”他说，“只有客户的。”
“是这样，”英国人轻声说，“那么，您就只存唯一的希望了？”
“唯一的希望。”
“最后的希望？”
“最后的希望。”
“要是这个希望落空……”
“我就完了，彻底完了。”
“我来拜访的时候，刚好有艘船在进港。”
“我知道，先生，是个年轻人告诉我的。这位年轻人在我患难之际仍对我忠心耿耿，他每天有一部分时间是在屋顶的平台上度过的，因为他希望能第一个把好消息告诉我。”
“那不是您的船？”
“不是。那是一条波尔多货船吉伦特号，也是从印度返航的，但不是我的那条船。”
“也许这条船见过法老号，会给您带来一些消息。”
“您真要我明说吗，先生！我害怕这样吉凶未卜地等着，但同样害怕听到这条三桅船的消息。吉凶未卜，毕竟还有一线希望。”
他声音喑哑地接着说：
“这么迟迟不归是很不正常的；法老号是二月五日离开的加尔各答，一个多月前就该到了。”
“怎么回事？”英国人一边侧耳谛听，一边说，“外面是什么声音？”
“呵，主啊！我的主啊！”莫雷尔脸色煞白地大声说，“又出什么事了？”
果然，从楼道上传来嘈杂的声响；只听得人来人往，一片喧闹，甚至有人惨叫了一声。
莫雷尔站起来想去开门，但浑身无力地跌坐在扶手椅里。
这两人面对面地待着，莫雷尔四肢抖索，陌生人注视着他，目光里包含着深深的怜悯。喧闹声停歇了。但莫雷尔好像还在等着什么：想必喧闹事出有因，他在等着下文吧。
陌生人觉得听见有人轻轻走上楼梯，听脚步声，好像不止一个人。来人在门外站定了。
一把钥匙插进第一道门的锁孔，传来房门开启的吱呀声。
“只有两个人有这扇门的钥匙，”莫雷尔喃喃说道，“科克莱斯和朱丽。”
与此同时，第二道门也打开了。少女脸色苍白、泪流满面地走了进来。
莫雷尔颤巍巍地抬起身来，双臂撑住椅子的扶手，才勉强站直。他想发问，可就是说不出话来。
“哦，爸爸！”少女合起双手说，“请原谅女儿给您带来了坏消息！”
莫雷尔脸无血色；朱丽扑进他的怀里。
“哦爸爸！爸爸！”她说，“您可要挺住啊！”
“法老号真的沉没了？”莫雷尔哽咽地问道。
少女没有回答，但在父亲的怀里点了点头。
“那么船员呢？”莫雷尔问。
“他们得救了，”少女说，“刚刚进港的那条波尔多货船把他们救上来了。”
莫雷尔向上天举起双手，脸上那顺从、感恩的表情令人肃然起敬。
“谢谢，我的天主！”莫雷尔说，“您只打击了我一个人。”
那英国人虽说冷漠，眼眶也湿了。
“请进来吧，”莫雷尔说，“请进来吧，我知道你们都在门口。”
果然，他刚说出这句话，莫雷尔夫人就啜泣着走了进来，埃马纽埃尔紧随其后；在前厅里，还可以看见七八个脸容粗犷、衣衫破敝的水手站在那儿。英国人看见这些水手，打了个激灵；他迈出一步似乎要向他们走去，但随即收住脚步，躲进一个最不起眼、最幽暗的角落。
莫雷尔夫人在一张扶手椅上坐下，双手握住丈夫的一只手，而朱丽则仍然依偎在父亲的胸口。埃马纽埃尔停在房间中央，仿佛充当莫雷尔一家和站在门口的水手之间的联系人。
“是怎么出的事？”莫雷尔问。
“走近些，佩纳隆，”年轻人说，“您讲讲事情的经过吧。”
一个脸膛被赤道的阳光晒得黑黝黝的老水手，手里捏着一顶破破烂烂的帽子，走上前来。
“您好，莫雷尔先生，”他开口说，仿佛他头天晚上刚离开马赛，今天从埃克斯或土伦回来似的。
“您好，我的朋友，”船主说，他在泪花中强露出笑容，“船长在哪儿？”
“船长么，莫雷尔先生，他生病了，留在了帕尔马。天主保佑，他会没事的。过几天您就会看见他回来，身体棒得跟我一样。”
“这就好……现在，您请说吧，佩纳隆。”莫雷尔先生说。
佩纳隆把嚼烟从右颊移到左颊，用手遮在嘴前，转过身子，朝前厅吐出一口黑乎乎的唾沫，然后叉开腿说了起来。
“情况是这样的，莫雷尔先生。我们在风平浪静的海上航行了一个星期以后，趁着偏南的西南风在勃朗海岬和布瓦雅多尔海岬之间稳稳当当地行驶。突然，戈玛尔船长朝我走来，那会儿我正在掌舵，他对我说：‘佩纳隆老爹，前面天边升起的那几块乌云，你看见了吗？’
“恰好这时我也在看这一大片乌云。
“‘我看哪，船长，我看这片乌云升得太快，有点儿出格，再说也太黑，看上去不是好兆头。’
“‘我也这么想，’船长说，‘我们得防着点。眼看马上就要起大风了，我们的帆张得太多……喔嗬！注意啦！收顶帆，落第一斜帆！’
“真及时哪，命令刚下，狂风已经在追逐我们，船向一侧倾斜了。
“‘嗨！’船长说，‘帆还是张得太多，得落主帆！’
“五分钟后，主帆落下了，我们靠前桅帆、二层帆和三层帆往前行驶。
“‘喂，佩纳隆老爹，’船长对我说，‘你干吗摇头啊？’
“‘得，我要是你呀，我可不想留在这条航线上。’
“‘我想你说得对，老伙计，’他说，‘马上就要起风了。’
“‘嗬！船长，’我回答他说，‘光是一阵大风，倒也好喽。我看准是一场铺天盖地的暴风雨，要不就算我看走眼！’
“那阵风刮过来，就像从蒙特尔东刮过来的沙尘暴；幸好对付它的是个行家。
“‘收两格方帆！’船长喊道，‘松开帆角索，顶风转帆桁，收方帆，吊车稳住桅桁！’”
“在那个海域，这样做是不够的，”英国人说，“换了我，就收起四格方帆，落下前桅帆。”
这个突如其来的声音坚定而响亮，在场的人一下子都怔住了。佩纳隆把手遮在眼睛上，仔细端详这个以如此泰然自若的口吻对船长评头论足的人。
“我们干得更棒，先生，”老水手不无敬意地回答说，“我们收起后桅帆顶风行驶，打算赶到暴雨前面去。过了十分钟后，我们干脆收起所有的帆，光着桅杆航行。”
“船太旧了，经不起这样的风险。”英国人说。
“哎，让您说着了！这下可遭殃喽。我们在风浪里颠簸了十二个钟头，就是魔鬼也受不了这份罪。接着，船开始进水了。‘佩纳隆，’船长说，‘我想我们在往下沉，老伙计；把舵轮给我，您到底舱去看看。’
“我把舵轮交给他，走下舱去；那里已经积有三尺深的水。我一路嚷着跑上来：‘快抽水！快抽水！’唉！可惜晚喽！水手拼命抽水；可是好像愈抽水愈多。‘好吧！’眼看已经忙乎了四个钟头，水却愈涨愈高，我就说，‘反正这船得沉，咱们就跟着沉下去吧，人不就死一回嘛！’
“‘你是这样带头的吗，佩纳隆？’船长说，‘好！你等着，你等着！’
“他回进舱房，拿出两把手枪，说：‘谁第一个离开水泵，我就朝他脑门上给他一枪！’”
“好。”英国人说。
“头脑清醒了，勇气也就来了，”水手接着往下说，“再说这时候天开始放亮，风也平息了；不过，船舱仍在进水，并不很多，大约每小时升高两寸左右，但是在一点一点往上涨。您想想，每小时两寸，好像不算什么，但进了十二个小时水，也就有二十四寸，二十四寸，就是两尺哪。两尺，加上原来的三尺，一共是五尺。那么，一艘船的肚子里灌进五尺水，差不多就像一个人生大肚子水肿病啦。
“‘行了，’船长说，‘已经很够啦，莫雷尔先生没什么可指责我们的了；我们为了救船，已经尽力而为了；现在，要想办法救人。伙计们，放救生艇，越快越好！’
“请听我说，莫雷尔先生，”佩纳隆继续说道，“我们爱法老号，可是水手哪怕对船的感情再深，毕竟还是更珍爱自己的生命。所以，没等他说第二遍，我们就行动了。就在这当口，船呻吟起来了，它似乎在对我们说：‘你们走吧，快点离开吧！’可怜的法老号，它没骗人，我们感觉得到，它在我们脚下渐渐往下沉。我们一齐动手，迅速把救生艇放到海里，八个人全都一齐跳到里面。
“船长最后一个下来，或者不如说，不，他没有下来，因为他不愿意离开他的船，是我上去拦腰把他抱住，把他扔给其他伙计，然后，我也跟着跳下去了。真是千钧一发哪！因为我刚刚跳下小艇，甲板就带着一声巨响炸裂了，好似一艘主力舰的侧舷炮齐发似的。
“十分钟后，它先是往前倾，然后往后沉，接着就像一只狗追逐自己的尾巴似的自身兜圈子；最后，各位再见，噗噜噜噜！……一切都结束了，法老号没有了！
“至于我们，我们在小艇上三天三夜没吃没喝；后来，我们竟然谈论到抽签决定命运，看谁让大家分食了，就在这时，我们发现了吉伦特号，我们向它发出信号，它看见我们，向我们调转船头，为我们放下救生艇，把我们接上去了。这就是全部经过，莫雷尔先生，我说话算数并以水手的荣誉发誓！其他人说说，是这样的吗？”
一片表示赞同的低语声，表明刚才他说的都是真实的情况，细节也描绘得很生动。
“好，朋友们，”莫雷尔先生说，“你们都是好样的，我早就知道，我遭受这场灾难，不能怪别人，只能怪自己的命。这是天主的旨意，而不是人的过错。让我们顺从天主的意愿吧。噢，我欠你们多少薪水？”
“喔！算了！咱们不说这个，莫雷尔先生。”
“不，一定要说。”船主凄然一笑，说。
“那好吧，欠三个月的……”佩纳隆说。
“科克莱斯，给这些好人每人发两百法郎。如果我的景况不像现在这样，朋友们，”莫雷尔说，“我会再说一句：再给每人发两百法郎的奖金；可是日子不好过呀，朋友们，我剩下的一点儿钱也不属于我了。请你们多多原谅我，别因此嫌弃我。”
佩纳隆感动地咧了咧嘴，转身和伙伴们交谈了几句，又回过身来。
“说到这个，莫雷尔先生，”他把嚼烟移到嘴的另一侧，又往前厅里吐了一口唾沫，正巧吐在跟第一口唾沫对称的地方，“说到这个……”
“说到什么？”
“钱……”
“怎么样？”
“是这样，莫雷尔先生，大伙儿说，眼下，他们每人有五十法郎就够了，余下的以后再说。”
“谢谢，朋友们，谢谢！”莫雷尔先生深受感动地大声说，“你们都是心地善良的好人。不过，你们还是拿着吧，拿着吧。假如你们找到一份好工作，就去干吧，你们是自由的。”
他的最后一句话，在这些厚道的水手中间产生了奇特的效果。他们面面相觑，神情惶恐。佩纳隆一口气没上来，差点儿把嚼烟吞下去；幸好他及时用手掐住了喉咙。
“怎么，莫雷尔先生，”他结结巴巴地说，“怎么，您要辞退我们！您是对我们不满意吗？”
“不，朋友们，”船主说，“不是我对你们不满意，而是恰恰相反。不是我要辞退你们，而是我没有别的办法。我已经没有船，也不需要水手了。”
“怎么，您没有船了！”佩纳隆说，“那好，您就让人再造几条，我们等着。感谢天主，我们都知道航海是怎么回事。”
“我没有钱再造新船了，佩纳隆，”船主凄凉地笑了笑说，“谢谢你们的好意，但我不能接受您的建议。”
“那好吧，既然您没有钱了，您就不必再付我们工资。我们就像可怜的法老号不张帆一样，空着身子走就是了，没事！”
“行了，你们不用说了，朋友们，”莫雷尔激动得几乎说不出话来了，“去吧，求求你们了。等景况好些，我们再相聚吧。埃马纽埃尔，”船主转身说，“请你送送他们，并请按照我说的去做。”
“起码，咱们可以再见面，是吗，莫雷尔先生？”佩纳隆说。
“是的，朋友们，至少我希望如此。你们走吧。”
说着他向走在头里的科克莱斯做了个手势。水手们跟在出纳员后面，埃马纽埃尔再随其后。
“现在，”船主向他的妻子和他的女儿说，“请让我单独待一会儿，我要与这位先生谈谈。”
他用目光向汤姆森—弗伦奇公司的代理人瞥了一眼，后者在整个谈话过程中，一直站在角落里没挪动身子，只是中间插了几句话，我们已介绍过了。两个女人抬起眼睛看了看陌生人，她们早已把他全忘了，然后都退了出去；不过，少女在出门的当儿，向这个人投去一道让人感动的哀求的目光，那人以微笑作答；如果此时有一个冷静的旁观者在场，看到这张冷冰冰的脸上绽出这个笑容，准会感到很惊奇。屋里只剩下两个男人。
“好吧！先生，”莫雷尔跌坐在扶手椅里说，“您都看见了，也都听见了，我没什么再可奉告的了。”
“我看见了，先生，”英国人说，“新的灾难又降临到您的头上，它跟其他灾难一样，都是您完全不应该蒙受的，这就使我更加希望能使您感到有所宽慰。”
“呵，先生！”莫雷尔轻呼一声。
“嗯，”陌生人继续说道，“我是您的主要债权人，是吗？”
“至少您拥有近期兑现的全部期票。”
“您希望对我延期付款吗？”
“延期付款能挽救我的名誉，因而也能挽救我的生命。”
“您希望延期到何时？”
莫雷尔犹豫了一下。
“两个月吧。”他说。
“好吧，”陌生人说，“我给您三个月期限。”
“可是，您认为汤姆森—弗伦奇公司……”
“放心吧，先生，一切由我负责。今天是六月五日。”
“是的。”
“那好，请您重新开具期票，把日期改成九月五日；九月五日上午十一点（挂钟此时正指在十一点上），我再到这儿来。”
“我会恭候您的，先生，”莫雷尔说，“到时候，不是您拿到钱，就是我死去。”
这句话说得非常之轻，陌生人并没能听清楚。
期票重新开好，旧的撕掉了，可怜的船主至少有三个月的缓冲期来聚集最后的资金。
英国人以这个民族特有的冷漠神情接受了莫雷尔的谢忱，并向他道别。船主连声称谢，把他一直送到门口。
陌生人在楼梯上遇见了朱丽。少女装着要下楼的样子，其实是正在等他。
“呵，先生！”她合着双手说。
“小姐，”陌生人说，“您有一天会收到一封署名水手辛巴德的信……不管您觉得信上的要求看上去有多么奇怪，请务必逐一按照信上说的去做。”
“好的，先生。”朱丽答道。
“您答应我一定照办？”
“我向您起誓。”
“好！再见，小姐。愿您永远像现在这样，做一个善良、圣洁的姑娘；我希望天主会回报您，让埃马纽埃尔成为您的丈夫。”
朱丽轻叫一声，双颊涨红得像樱桃；她紧紧抓住楼梯的扶手，才没摔下楼去。
陌生人向她挥手告别，下楼而去。
在院子里，他碰见了佩纳隆，憨厚的水手每只手捏着一卷一百法郎的钞票，似乎拿不定主意这钱是拿还是不拿。
“请过来一下，朋友，”他对水手说，“我有话跟您说。”
[1]古罗马的英雄，在战场上打瞎一只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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