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若基督山伯爵长期生活在巴黎上流社会里，他一定会意识到德·维尔福先生对他做出的姿态堪称非同寻常。
无论执掌王权的是长子支系还是次子支系，无论当权的大臣是空论派[1]、自由派还是保守派，德·维尔福先生始终是宫廷红人，政治上的不倒翁，按通常的说法就是玩得转的人。恨他的人很多，但也有人回护他，可是没有一个人喜欢他。他在司法界地位很高，而且这地位犹如哈雷和莫莱[2]一样稳固。他的客厅经年轻妻子和前妻所生刚满十八的女儿的一番操持，已然跻身巴黎正统沙龙之列，以崇尚传统、讲究礼仪著称。德·维尔福先生本人礼数周到、态度冷漠，对政府决策忠贞不贰，对理论和理论家鄙夷不屑，对爱发空论的观念学派深恶痛绝，凡此种种，构成了他的内心世界，也是他公开标榜的人生哲学。
德·维尔福先生不仅是个法官，还可以说是个外交家。凭着他与前朝的关系，当今王室对他颇为倚重，而他提到旧朝时态度也极为恭敬。他知道的事情太多了，朝廷因此不仅常要容让他三分，有时还会有事向他咨询。自然，当朝若能有把握除掉此人，情况也许会有所不同。但德·维尔福先生好比旧日敢于违抗君命的封建领主，置身于不可攻克的城堡。这座城堡，就是检察官的职位，他巧妙地利用这个职位为自己捞到了所有好处，而且决不会轻易离职，除非有一天当选议员，放弃中立，转到反对派的立场上。
一般，德·维尔福难得拜客，也很少回访。出访会客，都由他妻子出面，这一点在社交界已得到默许，原因自然归结为检察官先生公事繁忙，抽不开身。实际上这只是一种端架子，一种贵族派头，只是在实践他信奉的一句格言：让人见你自重，你就会被看重。在我们的社会里，这句格言可要比希腊人的箴言人贵自知管用一百倍，时至今日，自知要比知人难得多，而知人要比自知有用得多。
德·维尔福先生，对朋友而言是强有力的保护者，对敌人而言是冷峻强硬的对手，对既非朋友又非敌人的人而言，则有如一尊雕像，俨然是法律的化身：待人接物居高临下，举止神态冷漠无情，目光时而晦暗呆滞，时而犀利多疑；而就是这么一个人，巧妙周旋于四次革命之中，地位愈来愈稳。
德·维尔福先生名声在外，是全法国最没有好奇心、最不为俗事所累的人。他每年在宅邸里举办一次舞会，但他露面的时间仅一刻钟，比宫廷舞会上的国王还少四十五分钟。在剧院、音乐会，或者其他公众场合，从来都见不到他的身影。有时，他偶尔也打几副惠斯特牌，这时牌桌上自然都是跟他身份般配的搭子：某位大使、某位主教、某位亲王、某位庭长，或者某位孀居的公爵夫人。
此刻停在基督山府邸门前那辆马车的主人，就是这位检察官先生。
贴身男仆进来禀报德·维尔福先生来访时，伯爵正俯身在一张大桌子上看地图，查找从圣彼得堡到中国的路线。
王室检察官走进客厅时，步履如同走进法庭一样庄重而刻板。他还是我们在马赛见过的那位代理王室检察官，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已经步入中年的那位检察官。自然规律是不可抗拒的，这一法则对他也不例外。身材由单薄变得消瘦，脸色由苍白渐渐泛黄，往里眍的眼窝陷得更深，金丝边的夹鼻眼镜似乎成了脸庞的一部分。除了那条白领带，浑身上下是清一色的黑色，唯有钮孔上镶着细细的红绲边，犹如红笔画出的血痕。
虽然基督山自制力极强，但他向检察官还礼时，还是情不自禁地带着明显的好奇心打量了对方一眼；而检察官先生素来对传闻抱怀疑态度，从不轻信那些说得神乎其神的社会新闻，所以在他眼里，这位外国贵人——大家都这么称呼基督山——并非来自罗马教廷的巨擘或《一千零一夜》里的苏丹，而是想来闯荡一番的骗子或从流放地逃出来的坏蛋。
“先生，”维尔福尖声说道，当检察官的在庭审辩论中习惯了这么逼紧嗓子说话，平时跟人交谈时，他们往往不能，或者说不想换一种声调，“先生，承蒙您对我妻子和儿子出手相助，我理应当面向您道谢。因此我特地来履行这一义务，向您表示我的谢忱。”
法官在说这番话时，冷峻的目光中仍然满含平日的骄横之气。这几句话，他拿出总检察官的架势说得一字一顿，颈子和肩膀都绷紧着，正如我们上面说的，俨然是那些奉承他的人眼中代表法律尊严的雕像。
“先生，”伯爵冷冰冰地回答说，“能为一位母亲保全她的儿子，我深感欣慰，因为人们常说，母爱是最神圣的感情；先生，能这样做是我的快乐，因此您不必感到有义务向我表示谢忱，尽管那想必会使我感到不胜荣幸之至，因为我知道，这份恩惠德·维尔福先生是从不轻易施予别人的，然而，无论这份恩惠怎么珍贵，它还是没法跟我内心的满足相比的。”
维尔福没想到对方会说出这么一番锋芒逼人的回答，不由得愣了一下，犹如士兵感到身上的铠甲被人猛击了一记，刚才露着轻蔑表情的嘴唇微微牵动一下，说明从此刻起，他不再把基督山伯爵当作一个谦恭的绅士了。
他向四下里看了看，想给业已中断，而且看来无法继续下去的谈话另外找个话题。
他瞧见了刚才进来时基督山在看的地图，于是开口说道：
“您研究地理，先生？这种研究很有意思，对您这样想必到过地图上许多地方的人来说，就尤其如此了。”
“是的，先生，”伯爵回答说，“我和您从事同样的研究，只是我想从总体上来研究人类，而您研究的是个体，每天接触的都是个案。我想，从整体到局部，要比从局部到整体容易得多。有一条代数公理告诉我们，应该由已知数来求未知数，而不该由未知数来求已知数……哎，您请坐呀，先生，请。”
基督山伸手示意，王室检察官只得走过去，在稍远的一张扶手椅上落座。基督山本人则就势坐在原先屈膝跪在上面的那张椅子上。这样一来，伯爵正好侧身对着客人，背朝窗口，胳膊肘支在刚才两人谈起的地图上，而眼前的这场谈话，跟在莫尔塞夫和唐格拉尔府上的那两场谈话相比，纵然环境有所不同，在人物坐姿上却非常相似。
“啊！您在谈哲学了。”维尔福说，趁着刚才片刻的沉默，他有如遇到强劲对手的运动员那样在积聚力量，“好吧，先生，恕我实话实说，我要是像您一样没什么事情可做的话，我可不会研究这么乏味的学问。”
“可不是，先生，”基督山接口说，“在凭借日光显微镜研究人类的学者眼里，人不过是条丑陋的毛虫而已。不过您刚才不是说我没什么事情可做吗？那么我倒要请问一下，先生，您认为自己有事可做吗？或者说得更明确些，您认为自己所做的，称得上是事情吗？”
维尔福又被这个奇怪的对手狠狠地击中一拳，惊讶得不得了。措辞这么尖锐的悖论，检察官先生实在是久违了，更确切地说，实在还是第一次听见。
王室检察官准备认真应战了。
“先生，”他说，“您是外国人，我记得您曾经说过，您有一段生活是在东方度过的。所以您不知道，在那些蛮荒国家异常简便的司法程序，在我们这儿实施起来有多审慎，又有多困难。”
“我知道，先生，知道。这就是古人说的pede claudo[3]。这些我都知道，我研究得最多的，就是各国的法律，我把各国的司法程序和自然法一一做过比较。我得说，先生，只有我们先民的法律，也就是同态复仇[4]，才是最合乎天主旨意的法律。”
“要是接受这样的法律准则，先生，”检察官说，“我们的法典就大大简化了，而且这样一来，正如您刚才说的，我们法官就没有多少事情好做喽。”
“也许会有这一天的，”基督山说，“您知道，人类的创造都是从复杂到简单的，而简单的总是最好的。”
“目前，先生，”法官说，“我们的现行法典中存在着不少相互矛盾的条文，因为它们有的出自高卢习惯法和罗马法，有的则是援引法兰克人的惯例。而要了解、熟悉所有这些法律，想必您也同意，不仅要经过长时间的学习，还要有极强的记忆力，一旦熟悉了这些法律，就要能牢记不忘。”
“我同意您的说法，先生。但您所知晓的有关法国法典的全部知识，我都知晓，而且我所知晓的，不仅仅是这部法典，而是所有各国的法典；我对英国、土耳其、日本、印度的法律，就如法国的法律一样熟悉。因此我有理由说，相对于（您知道，先生，一切都是相对的），相对于我所做过的事情而言，您几乎无须做什么；而相对于我所学过的知识而言，您还有许多东西要学。”
“您学这么些知识，目的何在呢？”维尔福惊奇地问。
基督山笑了笑。
“啊，先生，”他说道，“我认为，尽管大家都说您很优秀，可是您对事物的看法，还停留在世俗的观点上，总是从人出发，最后又回到人身上，也就是说，就人类智力的限度而言，您抱有的是最有局限性、最狭隘的观点。”
“请您解释一下，先生，”维尔福说，他真是愈来愈惊讶了，“您的意思我听得……不很明白。”
“我是说，先生，您的目光停留在各国的社会结构上，您只看见机器在运转，而没看见驱使它运转的那位了不起的机师。我是说，您只看到您面前和您周围的那些大大小小的官员，他们的职位是由大臣或国王任命的；对于被天主赋予使命而不是授予职位，被天主置于官员、大臣和国王之上的那些人，您那短浅的目光是看不见的。这正是感官功能低下不全的人类的通病。多比亚斯[5]把让他双目复明的天使当成了一个普通的年轻人，那些国家把即将毁灭它们的阿提拉[6]当成了一个普通的征服者。要等他们说出身负上天的使命，人们才知道他们是谁，要等他俩一个说‘我是上帝派来的天使’，另一个说‘我是天主之锤’，人们才得以明白他们的神性。”
“那么，”维尔福说，他越发感到惊奇了，以为自己是跟异端教派的教徒，或者是跟疯子在说话，“您把自己也看作您所说的这种跟常人不一样的异人啰？”
“有什么不可以呢？”基督山冷冷地说。
“对不起，先生，”震惊莫名的维尔福说，“请您原谅，我来登门拜访时，并不知道我是来拜访一位才识和禀赋远远超乎常人之上的人。我们是深受文明毒害的可怜虫，在我们这儿，像您这么一位拥有巨大财富的绅士——至少人家都这么说，请注意我无意打探，我只是重复一下听到的话而已——我是说，像您这样的人通常不会把时间浪费在社会现象的探讨和哲学的空想上，那些东西至多只是对注定得不到财富的人的一种安慰。”
“哎！先生，”伯爵说，“您能有今天这样显赫的地位，就算不肯承认，难道还当真没有碰到过例外的情形吗，凭您这双理应目光锐利而准确的眼睛，难道您还不能一下子就猜出站在您面前的是怎么样的人吗？一位法官，纵使不是法律最优秀的执行者，不是扑朔迷离的案件最聪明的侦破者，难道还能不是一支探测人心的精钢探头、一块检验每个或多或少掺有杂质的灵魂中到底还含不含有金子的试金石吗？”
“先生，”维尔福说，“说实话，我都让您给弄糊涂了。我还从来没听到别人像您这样说话的呢。”
“那是因为您始终让自己局限在寻常的生活范围里，不敢振翅飞向一个更高的境界，那是天主特意为那些不同于常人、常人也看不见的人设置的。”
“先生，您认为这个境界确实存在，而且那些看不见的异人就和我们相处在一起吗？”
“这有什么奇怪的呢？您时时刻刻在呼吸空气，离开空气就没法生存，可您见到空气了吗？”
“这么说，您所说的这些人我们是看不见的啰？”
“不是这样，当天主允许他们显身的时候，您就看见他们了。您可以触摸到他们，可以和他们说话，他们也会回答您。”
“噢！”维尔福笑着说，“不瞒您说，要是有这样一个人来看我，我但愿他能事先告诉我。”
“您已经如愿了，先生。我刚才已经告诉您了，现在我还在这么做。”
“怎么，您？”
“我是一个跟常人不同的人，是的，先生，我认为至今为止还没人有过像我这样的地位。国王的疆土是有限的，不是为山脉、河流所限，就是为习俗和语言的变异所限。而我的王国是没有尽头的，因为我既不是意大利人、法国人、印度人，也不是美国人、西班牙人，我视整个世界为我的王国。任何国家都不能说我生在他们那儿，也只有天主才知道我将死于何处。我适应各地的习俗，我能说所有的语言。您以为我是法国人，因为我说法语和您一样流利纯正，是不是？那好！我的努比亚黑奴阿里以为我是阿拉伯人，我的管家贝尔图乔以为我是罗马人，我的女奴海黛以为我是希腊人。所以，您会明白，既然我没有任何国籍，不要求任何政府保护，不认任何人做朋友，那些让强者止步的顾虑，那些让弱者畏葸的障碍，都不能妨碍我、阻止我。我只有两个对手——是对手而不是征服者，因为凭我的坚忍，它们最终会向我屈服——那就是距离和时间。第三个对手是最可怕的，那就是凡人都难免的一死。只有死亡才能在我达到既定目标之前，使我停在前进的路上。除此之外，一切我都心有定算。人们所说的命运，灾祸、变乱和意外，我都充分考虑到了。即使遇到这些情况，我也决不会垮掉。我只要还没死，就永远是今天的我。就因为这样，我对您说的话，您以前是不可能听到的，即使是国王，也不会对您这么说，因为他需要您，而其他的人则惧怕您。在一个如此荒唐的社会里，任谁都会这么想：‘说不定哪一天，我有求于王室检察官呢！’”
“而您，先生，也会这么想吧，既然您目前住在法国，至少在此期间您得受法国法律的制约。”
“这我知道，先生。”基督山回答说，“不过每去一个国家之前，我总会通过适当的途径，对那些我对他有所期盼或有所提防的人，事先细细研究一番，把对方的情况了解得一清二楚，甚至有些他们自己不知道的事情，我也了如指掌。其结果就是，当我要和无论哪一位王室检察官打交道时，他的处境一定会比我来得尴尬。”
“您的意思是说，”维尔福有些犹豫地说，“人的本性是脆弱的，也就是说，每个人免不了有……过错？”
“过错……或者罪孽。”基督山漫不经心地说。
“您刚才说过，您不认任何人做朋友，”维尔福接着说，声音微微有些变了，“莫非您认为在所有的人中间，只有您一个人才是完美无缺的？”
“不是完美无缺，”伯爵回答说，“是无懈可击。不过，如果您不喜欢这个话题，我们就到此为止吧。正如我双重视觉的异禀吓不倒您一样，您的法律也吓不倒我。”
“不，不，先生！”维尔福赶紧说，生怕显出临阵逃脱的样子，“不！您这番非常出色、堪称精妙的宏论，把我提升到了常人的水平之上。我们不是在聊天，而是在进行探讨。然而您知道，那些在索邦大学讲课的神学家，那些热衷于辩论的哲学家，有时也会说出无情的真理。我们不妨就算是在讨论社会神学和宗教哲学吧，有句话虽然不中听，可我还是要对您说：老兄，您未免太骄傲了。您是在常人之上，可是还有天主在您之上呢。”
“在所有的人之上，先生，”基督山说，深沉的语调使维尔福不由得打了个寒噤，“我对人类傲然以待，因为他们像蛇一样，即使你只是从旁边经过，没踩着它们，它们也要昂起头来咬你。但我在天主面前是谦卑的，是天主把我从一无所有的境地中解救出来，造就了今天的我。”
“伯爵先生，我敬佩您，”维尔福说，在这场奇特的谈话中，他一直称这位外国人为先生，这是第一次改口以贵族爵位相称，“是的，我要对您说，如果您真是个坚强的人，出类拔萃的人，道德高尚或无懈可击的人——您说得有理，道德高尚和无懈可击几乎是等同的——那么先生，您的确可以骄傲。这是统治的法则。那您肯定会有一些雄心壮志啰？”
“我有一个野心，先生。”
“什么野心？”
“我也曾被撒旦带到地球上最高的山峰上——每个人一生中都会有过一次这样的经历。到了山巅，他向我指着山下的整个世界，犹如当初对基督那样对我说：‘人之子啊，你要得到什么东西，才会拜倒在我脚下呢？’我没有马上回答他。其实有个可怕的野心一直在吞噬着我的心灵，但我过了很长时间才对他说：‘你听我说，我一直听人说起天意，可是我从没见过天意，也没见过任何像是天意的东西，因此我相信天意是不存在的。我想成为天意的化身，因为我知道，世界上最美好、最伟大、最崇高的事情，就是有恩报恩，有仇报仇。’但是撒旦低下头，叹了口气说：‘你错了，天意是存在的。但你是看不见的，天意是天主的女儿，她与她的父亲一样，都是看不见的。你见不到天意的迹象，是因为它来无影、去无踪。我能为你做的，只是让你成为一名天主的使者。’我们成交了。我可能因此丧失了灵魂，但这有什么关系呢。假如我还能重新选择一次，我仍然会这样选择。”
维尔福极其惊异地望着基督山。
“伯爵先生，”他问，“您有亲人吗？”
“没有，先生，我在这世上孤身一人。”
“可惜啊！”
“为什么？”基督山问。
“因为有一种足以让您收起骄矜之心的情景，您就没法看到了。您说您只惧怕死亡，是吗？”
“我没说惧怕，我是说只有死亡才能让我停下。”
“衰老呢？”
“在我变老以前，我的使命已经完成了。”
“发疯呢？”
“我差一点发过疯。您知道有条公理叫non bis in idem[7]吧。这是一条犯罪学的公理，是您的本行喽。”
“先生，”维尔福说，“除了死亡、衰老和发疯，还有别的让人惧怕的事情：比如说中风，这闪电般的一击，并不会立即置你于死地，但一旦发病，你就完了。你仍然是你，但再也不是以前的你了。你曾像埃里厄尔[8]一样和天使做伴，如今却只剩下一具生气全无的躯壳，像卡利班[9]一样与牲畜为伍。说得简洁些，就像我刚才对您说的，这就叫中风。伯爵先生，我想请您改日赏光到舍下继续这场谈话，我要给您介绍一位能够理解您、巴不得能和您进行辩驳的对手，他就是家父诺瓦蒂埃·德·维尔福先生，法国大革命时期最狂热的雅各宾党人，也就是说，曾为最强有力的社会组织效命的风云人物。他和您一样，也许未必见过所有的王国，但曾为推翻一个最强大的王朝出过力。他也和您一样，自称是负有使命的人，但派他来的并非天主，而是一个至高无上的人，他并非天意的使者，而是代表历史必然的天数的使者。然而，先生，所有这一切都毁于一根大脑血管的爆裂，不是毁于一天、一小时，而是毁于一秒钟。头天晚上，当年的雅各宾党人、上议院议员、烧炭党人诺瓦蒂埃先生，这位大革命的弄潮儿，还在嘲笑断头台，嘲笑教规，嘲笑匕首。在诺瓦蒂埃先生眼里，法国就是个大棋盘，得把棋盘上的小卒、城堡、骑士和王后统统吃掉，将死国王。这位令人望而生畏的诺瓦蒂埃先生，第二天却成了可怜的诺瓦蒂埃先生，一个自己无法动弹，只能听任家里最弱小的人，也就是他的孙女瓦朗蒂娜摆布的老头，成了一具不能开口说话、正在渐渐变冷的躯壳，他苟延残喘，只是让时间慢慢地叫这躯壳完全分解罢了。”
“噢！先生，”基督山说道，“这种情景我看见过，也考虑过。我也算是个医生吧，我和我的同行一样，不止一次在活着或死去的人身上寻找灵魂。可是灵魂就像天意一样，尽管存在于我的心间，却是肉眼看不见的。从苏格拉底、塞内加[10]、圣奥古斯丁到高尔[11]，有上百位学者在他们的文章或诗篇中做过您刚才做的比较。然而，我理解一个父亲的痛苦能使儿子的心灵产生多大的变化。既然您盛情邀请，先生，那么本着学会谦抑的初衷，我一定会去府上看看这可怕的景象，府上想必为此弄得举座不欢了吧？”
“幸好天主给了慷慨的补偿。就在老人日渐衰微、行将就木的同时，两个孩子给这个家带来了生机：瓦朗蒂娜是我和前妻德·圣梅朗小姐的女儿，爱德华是我和维尔福夫人的儿子，您救了他的命。”
“对这样的补偿，先生，您作何想法？”基督山问道。
“我认为，先生，”维尔福回答说，“家父为激情所困误入歧途，他犯下的过错逃过了人间的审判，却逃不过上天的审判，但天主要惩罚的只是一个人，报应只落在了他一个人身上。”
基督山嘴角仍然挂着微笑，内心深处却回荡着一声狂野的喊声，要是维尔福能听见这喊声的话，他一定会吓得落荒而逃。
“再见，先生，”检察官已经起身站着说了一会儿话，这时他告辞说，“我走了，但我对您的敬意将留在我的心间，我希望当您对我更了解的时候，您会为我的这份敬意感到高兴，因为，我绝不是一个等闲之辈。另外，德·维尔福夫人也早就在心里把您当作一位挚友了。”
伯爵躬身致意，但送他到书房门口就不再送了。维尔福朝马车走去，随着主人的一个手势，两个跟班赶紧为他打开车门。
检察官的马车驶远了。
“行啦，”基督山好不容易才从胸中吁出一口恶气，露出一丝笑容说，“行啦，毒酒尝得够多了，这颗心都要盛不下了，我得去找解药了。”
他敲了一下铜铃。
“我上楼去夫人房间，”他对阿里说，“半小时后备车！”
[1]空论派：1814年法国王朝复辟时期的政治派别。主张调和资产阶级革命和王权的矛盾。
[2]哈雷（1536—1619）：巴黎议会主席，以忠于王室著称。莫莱（1584—1656）也是著名的巴黎议会主席。
[3]拉丁文：惩罚是瘸着腿来的。意思相当于“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
[4]同态复仇：指早期巴比伦法律中相当于“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准则。
[5]多比亚斯：《次经》中多比之子。多比双目失明后，天使拉斐尔使他复明。此处似把父子两人搞混了。
[6]阿提拉（？—公元453）：匈奴王（公元434—公元453在位）。屡次率兵攻占罗马帝国疆土，并将帝国属下的小国夷为平地。
[7]拉丁文：一罪不二罚。
[8]埃里厄尔：莎士比亚戏剧《暴风雨》中的精灵。
[9]卡利班：《暴风雨》中半人半兽的怪物。
[10]塞内加（约公元前4—公元65）：古罗马悲剧作家、哲学家，以雄辩著称。
[11]高尔（约1330—约1408）：中世纪英国诗人，对当时的诗坛影响极大，其声誉一度堪与乔叟媲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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