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星期里，整个巴黎沸沸扬扬都在谈论伯爵府上这桩胆大包天的偷盗未遂案。窃贼临死前曾在一份笔录上签字，指控贝内代托是杀害他的凶手。警方受命派出全部警探追查杀人凶手的线索。
卡德鲁斯的短刀、遮光提灯、钥匙串和衣服都在法院书记室存了档，就是背心没找到。尸体送到陈尸所去了。
有人问起，伯爵总是回答说，出事的那晚他正好在奥特伊别墅，所以他知道的情况都是听布索尼神甫告诉他的，这位神甫完全是碰巧，那天晚上要在他家的图书室里查找几本珍贵的书籍，所以是在那儿过夜的。
只有贝尔图乔，每当听到有人提到贝内代托的名字，就变得脸色煞白。不过，好端端的谁也不会注意到贝尔图乔的这种脸色变化。
被请去查勘现场的维尔福，已经接受这桩案子，并以他对自己负责起诉的刑事案件的一贯的热忱，着手安排预审的准备工作。
但是三个星期过去了，紧锣密鼓的侦查工作毫无结果。在社交场上，大家开始忘记伯爵府上这桩偷盗未遂、同伙刺杀窃贼的案子，他们的兴趣转移到唐格拉尔小姐和安德烈亚·卡瓦尔坎蒂子爵日趋临近的婚事。
这桩婚事差不多算得上是宣布了的，年轻人在银行家府上已经被当作未婚夫加以接待。
老卡瓦尔坎蒂先生方面也已去了信，他回信说完全赞成这门亲事，并在表示因公务在身，无法抽空离开帕尔马而深感遗憾的同时，申明同意把年息十五万利弗尔的本金交给儿子。
这三百万本金，已经说定存放在唐格拉尔的银行里，由他去进行投资。有人早就在年轻人的耳边吹风，暗示他未来的岳父近来在交易所连连失手，情况很不妙。但年轻人襟怀坦荡，对唐格拉尔先生笃信不疑，不为这些风言风语所动，并以体恤为念，从不把这些话搬给男爵听。
因此，男爵对安德烈亚·卡瓦尔坎蒂子爵喜欢得不得了。
欧仁妮·唐格拉尔小姐却不然。她出于对婚姻的本能的厌恶，只不过是拿接受安德烈亚作为摆脱莫尔塞夫的手段，现在安德烈亚得寸进尺，她自然就对安德烈亚有一种显而易见的反感。
男爵也许早就觉察到了这一点。但他把这种反感归因于任性，依然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
且说博尚要求宽延的期限快到了。不过，莫尔塞夫也已经体会到，基督山劝他听其自然确实高明得很。根本没有人注意到有关将军的那则消息，谁也没有跑出来说，那个出卖约阿尼纳城堡的军官，就是这位占有贵族院席位的高贵的伯爵。
但阿尔贝并不觉得自己所受的羞辱有所减轻，因为在使他感到愤怒的那寥寥几行文字里，很明显的有一种存心损伤当事人的意味。另外，博尚上次结束谈话的方式，也在他的内心留下了一个苦涩的回忆。因此他心里一直存着决斗的念头，而且一心希望，如果博尚同意决斗的话，最好能对所有的人，甚至对自己的证人，都不要提起决斗的真实原因。
至于博尚，自从阿尔贝那天前去拜访以后，就没有再见到过他。凡是有人问起，报馆的人总回答说他出门旅行了，要过几天才回来。
他上哪儿去了？谁也不知道。
一天早上，贴身男仆叫醒阿尔贝，禀报博尚来访。
阿尔贝揉揉眼睛，吩咐仆人先让博尚等在楼下的小吸烟室里；随后他很快地穿好衣服，走下楼去。
博尚在房间里来回踱着步，见到阿尔贝进来，停住脚步。
“我本来正想今天去您那儿。现在您不等我去，就先来看我，看来是个好兆头啊，先生，”阿尔贝说，“唔，请快告诉我，我是该向您伸出手说‘博尚，认错吧，咱俩还是朋友’呢，还是该干脆就问一声‘您用什么武器’呢？”
“阿尔贝，”博尚说，他那忧郁的脸色让阿尔贝吃了一惊，“我们先坐下来，慢慢谈吧。”
“可我觉得正相反，先生，在我们坐下以前，您得先回答我的问题才是吧？”
“阿尔贝，”报纸编辑说，“有时候事情难就难在回答上。”
“为了让您容易回答些，先生，我就再问一遍：您收不收回那条消息，收回还是不收回？”
“莫尔塞夫，对于一个事关法兰西贵族院议员、陆军少将德·莫尔塞夫伯爵先生的荣誉、社会地位和生命的问题，一个人光回答收回或不收回是不够的。”
“那么他该怎么样呢？”
“他该像我那样做，阿尔贝。他该说：当事关一个家庭的名誉和利益时，花点钱、花点时间、受点累又算得了什么呢；他该说：同意去跟一个朋友进行殊死的决斗，光凭个大概是不够的，要有确凿的事实根据才行；他该说：如果我要拿起剑跟一个三年来我经常和他握手的朋友去厮杀，或者打开手枪的扳机对准他，我至少得知道我为什么要这样做，那我才能坦然自若、心安理得地到决斗场去——而当一个人要用胳膊来拯救自己生命的时候，他是需要有这样的心理状态的。”
“好啦，好啦！”莫尔塞夫不耐烦地说，“您说这些话是什么意思哪？”
“我的意思是说，我刚从约阿尼纳回来。”
“从约阿尼纳回来？您！”
“对，我。”
“这不可能。”
“亲爱的阿尔贝，这是我的护照。您瞧瞧这些签证：日内瓦，米兰，威尼斯，特利雅斯特，德尔维诺，约阿尼纳。对于一个共和国、一个王国再加上一个帝国的警方，您总该是相信的吧？”
阿尔贝的目光落在护照上，然后惊愕地抬起来对着博尚。
“您去了约阿尼纳？”他问。
“阿尔贝，倘若您是一个外国人，一个陌生人，一个像上次的英国人那样的什么勋爵——三四个月前他跑来要我赔礼道歉，我干脆结果了他，省得他再纠缠不清——倘若您是那样的人，您明白，我是不会给自己添这份麻烦的。可是我相信，对您我是应该有这种尊重的表示的。我去的路上花了一个星期，回来花了一个星期，加上四天的检疫隔离和在那儿逗留的四十八小时，我总共花了三个星期。我昨晚刚到，现在就赶过来了。”
“我的天主，我的天主！您干吗兜这么大的圈子，博尚，您干吗磨磨蹭蹭地不肯回答我的问题！”
“这是因为，说实话，阿尔贝……”
“我看您是拿不定主意。”
“是的，我不敢说。”
“您不敢承认您的记者对您说了谎？哦！自尊心别这么强，博尚。承认吧，博尚，别让人对您的勇气有所怀疑吧。”
“噢！不是这么回事，”编辑部主任喃喃地说，“情况正相反……”
阿尔贝脸色惨白。他想开口说话，但话到了嘴边就是说不出来。
“我的朋友，”博尚深情地说，“请您相信，我要是能向您道歉，我是会很高兴的，我会发自内心地向您道这个歉。可是……”
“可是什么？”
“那条消息是确凿的，我的朋友。”
“什么？那个法国军官……”
“是的。”
“那个费尔南？”
“是的。”
“那个把主人的城堡出卖给敌人的叛徒……”
“请原谅我对您说的话，我的朋友：那个人，就是您父亲！”
阿尔贝狂怒之下，做了个像要朝博尚扑过去的动作。可是博尚与其说是伸出一只手，不如说是用一道温和的目光制止了他。
“您瞧，我的朋友，”他从衣袋里拿出一张纸，“这就是证据。”
阿尔贝打开纸。这是一份由约阿尼纳当地四位德高望重的人士签署的证明文件，证明在阿里-台佩莱纳总督麾下任上校教官的费尔南·蒙代戈上校，收受一千蒲尔斯[1]出卖了城堡。
他们的签名是经领事认证的。
阿尔贝步履踉跄，沮丧委顿地跌坐在一张扶手椅里。
这一回是无可置疑的了，那个姓清清楚楚地写在纸上。
在片刻无言而痛苦的静默过后，他觉得心口发胀，颈部的血管在扩张，眼泪止不住地夺眶而出。
博尚怀着深切的同情，望着这个被极度痛苦压垮的年轻人，慢慢向他走去。
“阿尔贝，”他说，“现在您理解我了，是吗？我是想亲眼去看看，亲自去作出判断，指望能找到一个有利于您父亲的解释，好为他主持公道。可是，事情正相反，我了解到的情况证实了，那个教官，那个受总督阿里帕夏提拔的费尔南·蒙代戈，就是费尔南·德·莫尔塞夫伯爵。回来的路上，我一直念着您把我引为挚友的深情厚谊，所以我就急着赶来见您了。”
阿尔贝仍然瘫坐在椅子里，双手遮住眼睛，仿佛想挡住光线似的。
“我赶来看您，”博尚继续说，“是要对您说：阿尔贝，我们的父辈在那个风云变幻的年代里所犯的过错，是不关子女的事的。阿尔贝，经历过我们出生时的那个革命年代，而能不在军人的制服或法官的长袍上留下污渍或血迹的人，实在是为数不多的。阿尔贝，现在既然我有了这些证据，既然我手里掌握了您的秘密，那就任谁也无法强迫我接受一场决斗了，因为我能断定，您的良心将会谴责您，告诉您这场决斗无异于一场谋杀。可是，我要为您做的，却正是您无法启口要求我做的事。这些证据，这些揭发，这些文件，只有我一个人掌握在手里，您愿意它们不复存在吗？这个可怕的秘密，您愿意它就保存在你我两人之间吗？请相信我以名誉担保的诺言，我决不会把这个秘密泄露出去。告诉我，您愿意吗，阿尔贝？告诉我，您愿意吗，我的朋友？”
阿尔贝扑到博尚身上，抱住他的脖子。
“呵！多么高尚的心灵！”他喊道。
“给。”博尚说着把那份文件交给阿尔贝。
阿尔贝伸出一只瑟瑟发抖的手，抓过这些纸，捏得紧紧地揉成一团。他想撕碎它，但又怕碎纸片让风吹走以后，哪一天又会飞回来打在他的额头上。于是他走到那支点雪茄的长明蜡烛跟前，看着纸片一点点烧成灰烬。
“亲爱的朋友，我最好的朋友！”阿尔贝一边烧毁纸片，一边喃喃地说。
“但愿这一切如同一场噩梦那般过去吧，”博尚说，“让它们就像这些烧焦的纸片上最后几处闪亮的红点，从此永远消失，就像从这些无声的灰烬中升起的轻烟，就此飘散得无影无踪吧。”
“对，对，”阿尔贝说，“但愿就只留下我对您，对我的救命恩人永存的友谊，这友谊会在我们的子子孙孙中间天长地久地流传下去，这友谊会永远提醒我记得，我血管里流着的血，我的整个生命，我的名字的荣誉，都是您给我的。哦！博尚，我对您说实话，要是这件事泄露出去，我是会朝着脑袋给自己一枪的。噢，不，可怜的母亲！我无论如何不想让她伤心而死，我会逃亡到国外去的。”
“亲爱的阿尔贝！”博尚说。
可是这种突如其来的，甚至不妨说强自为之的兴奋状态很快过去了，阿尔贝陷入了更为深沉的忧伤之中。
“哎！”博尚问，“又怎么啦，我的朋友？”
“我觉得，”阿尔贝说，“心里有个地方碎了。请听我说，博尚，一个父亲毫无瑕疵的姓氏带给儿子的那种敬重，那种信赖和骄傲，是没法在一秒钟里就这么割舍的。哦！博尚！博尚！现在我还怎么去跟他说话？难道我要把额头从他凑近的嘴唇下缩回来，难道我要把手从他伸给我的手下缩回来吗？……喔，博尚，我是世上最不幸的人。唉！我的母亲，可怜的母亲，”阿尔贝满眼含泪凝望着母亲的肖像，“要是您知道了这一切，您会多么伤心啊！”
“来，”博尚握住他的手说，“坚强些，朋友！”
“可是登在您报上的那条消息，究竟是从哪儿来的呢？”阿尔贝喊道，“在所有这些事情背后，隐藏着一股不明来处的敌意，隐藏着一个看不见的仇人。”
“所以，”博尚说，“您更加得坚强，阿尔贝！不要让您的情绪在脸上流露出来；您得把痛苦藏在心里，正如云层里藏着毁灭和死亡，只有在暴风雨降临时，人们才能猜透这致命的秘密。好啦，朋友，积聚起您的精力，等待那骤然爆发的时刻来临吧。”
“喔！难道您认为事情还没完吗？”阿尔贝充满惊惧地问。
“我什么也没认为，我的朋友。不过说到底，一切都是可能的。顺便问一句……”
“什么事？”阿尔贝看见博尚迟疑着没把话说出口，便问道。
“您仍然要娶唐格拉尔小姐吗？”
“您在这个时候问这个问题，是什么意思，博尚？”
“因为，在我想来，这桩婚事是成还是吹，跟我们眼前考虑的这件事很有关系。”
“怎么！”阿尔贝脸涨得通红地说，“您认为唐格拉尔先生……”
“我只是问一下您的婚事现在怎么样了。嘿！请您别在我的话里找我根本没有的意思，别以为这些话有什么弦外之音，好吗？”
“噢，”阿尔贝说，“这桩婚事吹了。”
“那好。”博尚说。
随后，他看到阿尔贝的神情又要变得忧郁起来，就说：
“嘿，阿尔贝，要是您信得过我，就跟我一起出去吧。乘车或骑马在树林里兜一圈，可以让您散散心。我们再一起回来找个地方吃早饭，然后您去干您的事，我去干我的事。”
“好吧，”阿尔贝说，“不过我们还是走路吧，我想，稍为走得累一点，我也许会感到好受些。”
“行。”博尚说。
两个朋友一路走去，沿着林荫大道来到玛德莱娜教堂。
“哎，”博尚说，“既然已经到了这儿，何不再走几步，去看看基督山先生，也好让您散散心。他这人从来不好提问，却自有一种使对方振作起来的奇妙本领。其实在我看来，不爱提问的人，才是最善于安慰别人的。”
“好，”阿尔贝说，“上他家去吧，我喜欢他。”
[1]土耳其货币记账单位，一蒲尔斯合五百皮阿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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