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官，发财，做人上人”。
这在华厦人看来是天经地义的，而达到这一目标最便捷的路径，就是有一个手中握着实权。
周大明当然也不例外了，他也想“升官，发财，做人上人”。
如果不是因为自已当这个副市长，以自已背景和能力，怎么可以“鸡犬升天”呢？
别的不说，如果不是自已当上这个副市长，不着调的弟弟，现在有没有工作都不好说，而现在竟然堂而皇之的进入官场当上了局长，真的是飞黄腾达了。
儿子到是比弟弟强得多，但也不是什么绝顶的聪明。
但这些都不是什么问题，正是因为自已的副市长位置，儿子进入商界之后，那些外资跨国公司、大型的国有和私有企业，没有不争先恐后地把儿子招募过去的，当然了，没有足够的高位高薪，儿子连看都不看对方一眼的。
如今的儿子，说起来，在商界也算得上是小有名气了，不用怎么拼搏，不用自已投资，就能财源涌进。
“让我们自己的子女接班，不会挖祖坟”。
这句话，看似简单，其实里面包涵着巨大的利益动力，正是因为这种利益动力，不仅是当官的子弟，连跟班、司机、情之人，也有了升官发财的机会。
如果不是因为贪恋权力，以周大明的性格，已经扔下五十奔六十的人了，不会放低了身段拜访吴峥的。
因为他看出来了，如果自已在如从前那样过度的依赖王金龙，换届的时候，是没有人替自已说话的。那自已在干一届副市级，可真的成了一席黄粱梦了。
没人替自已说话，不可能被推荐到政协的，那样一来，自已这么多年来权力的光环就会失去了，目前自已、包括家族所拥有的一切，就有可以慢慢的消失了。
这是周大明目前所不能接受的。
说起来，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后，华厦社会出现了不公平问题。社会不公平的主要表现是，对改革成本的承担和对改革的收益分享不对称。获益最大的是各级掌权者及其亲属和朋友，收益较小的是工人和农民和中下层职员。而对改革的成本的付出，工农和中下层职员比官员大得多。产生不公平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市场交易不公平。交易不公平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公权力参与交易。
如果从开始，自已就从来没有享受过这种权力带来的收益，可能周大明也就认命了，但既然已经尝到了甜头，再给剥夺，周大明怎么可能老老实实的接受呢？怎么着也得挣扎一下吧。
如今的现实是，只要手中有了权力，就算你不想，那些收益也会主动的找上门来的。
不可否认改革开放给华厦带来了高速的发展，但腐败横行和贫富两极严重分化的恶果，已经显示了出来。而正本清源那不是自已这个阶层领导所能费心的问题。能做到不嚣张的接受，就已经算是不错的了。
就算是这样，不嚣张，与自已有关系的弟弟和儿子，包括一些直系的亲属，也都成了一些想接近自已的权力中心的通道。
对这些亲属来讲，他们就成了一种极为宝贵重要资源。外面的那些人，有了周大明这些亲戚的帮助，就有了贷款，就有了订单，就有了地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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