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在对自身挑起的事变上进行外交欺骗之外，日军还在各个国家参与中日问题讨论的时候继续进行外交欺骗！
由于当时上海在中国甚至是国际上的地位特殊，不仅是中国的经济中心，更是各国在中国的利益集结地。
特别是在上海的公共租界和各国租界，更是直接被视为他国区域。
所以日本也知道上海的位置特殊，一旦在这里挑起事端，必然会影响西方各国的利益，所以为了应对西方各国的干预，日方提前就准备好了一套应付的策略。
事变爆发后，日本在政府声明中特别强调:“此次派兵，不过因为比起英、美、法等国在上海的驻军来，我方驻在该地的陆战队人数较少，为适应事态变化而有所增加而已。我方当然坚持同各国协调的方针，派在当地的帝国官员正与有关各国的领事、公共租界工部局以及各国驻军保持密切联系。”这段话实际上是向西方列强打招呼，告诉他们不要紧张，不会影响到他们的利益。
这样的表面文章当然无法消除西方列强的疑虑！
本就将上海和长流流域视为自身领域的英国顿时不乐意了，他们提出“日方冒险政策远远超出了我们迄今为止所估计的那样”。
英国外交大臣西蒙于1月29日致函麦克唐纳首相:“我在思想上已不怀疑日本正在推行一个野心勃勃的计划，如同他们在满洲一样。”
英国驻华公使兰普森在致英国外交部的电报中也强调:“上海事件正在迅速由一场中日冲突转变为一桩直接关系到其他列强利益，特别是我们自己和美国……的事件”;“战斗被视为对西方财产、生命和利益的一个主要威胁。”
对英国政府来说，上海事变使自己的权益受到严重威胁，所以这次他们不再像九一八事变一样无动于衷，而是采用主动加入、积极调停的方针。
1月29日，英国驻日大使会见日本外务大臣，要求日本政府对日军进攻上海闸北一事作出解释，并表明政府的立场:“英国不可能默认将(上海)国际租界作为从事进攻的基地”。“英国强烈抗议日军已严重危及外国生命财产的行动，并要求日本政府采取有效步骤，加强对那些军队的控制。”
同日，英国驻沪总领事也奉令向日本驻沪总领事提出抗议！
另外，英国还作出向上海增派兵力的决定！
为得到美国的支持，英国主动向美国通报行动方案，希望采取一致行动。美国虽非国联会员国，但由于他们都属于同一利益线，所以在很多重大的问题上，美国和英国的态度都是一致的。
在所有的西方列强中，英国是最早进行中日双方调停工作的。
1月29日，英国驻华公使代表与中国外交部长罗文干就上海战事交换意见，并表示愿会同国际联盟设法调停。
同一天，常校长也确定了对日交涉的几条原则，其主要内容是:“必须在国联与九国公约国家的干预下进行交涉”。“交涉必须定一最后防线与最大限度，此限度至少要不妨碍行政与领土完整，即不损害九国公约之精神与不丧失国权也”。
中国首先向国联提出申诉，要求要对中国在上海的侵略行为进行干预，不能放任他们胡作非为。国联理事会不顾日本反对，受理了中国的提案，后又决定派遣调查组赴上海调查。
这一决定使中国政府看到了希望，所以在后面的抗战过程中，常校长才会多次将希望寄托在国际社会的帮助上，但结果却是没有下文。
英美等国为了自身的利益考虑，还没等国联讨论做出决定，便率先调停了上海战事。
1月29日晚上，经英、美两国调停，日军接受暂时停战的提议，上海出现第一次休战。
日军之所以接受停战，是因为经过十余小时巷战，受到中国军队猛烈抗击，日军已经伤亡惨重，无法在继续组织进攻，需要暂时停火，等待援兵。
1月31日，在英、美两国努力下，中日双方在上海英国领事馆举行首次正式谈判。
中方代表为上海市长慎飞章和十九路军师长，日方代表为第一遣外舰队司令盐泽幸一与驻沪总领事村井仓松。
中方提出了“日军依条约退回原地”、“赔偿损失”等四项要求，日方亦提出中国军队后撤20公里，原驻地设中立区的主张。
英国当局提出三项调停建议:“一、日军退回租界线内;二、退出区域由中立各国军队驻防;三、事变之解决，待外交交涉。”
对此建议，日方表示反对，以“向本国政府请示”为由进行推托。最后达成暂时休战三天的协议。
日军之所以同意暂时休战，并非出于迅速解决事变的愿望，而是采用缓兵之计，等待援军的到来。
此后，法国和意大利也加入了调停行列！
2月2日，英、美、法等国分别向日本和中国提出外交照会，希望在四项条件之下实现停战:“一、两国间此后不再有动员或准备任何敌对行为;二、在上海的中日作战人员，退出彼此接触之地点;三;设立中立区，分离双方作战人员，以保护公共租界;该区域由中立国军警驻防，具体办法由领事团拟定;四、两国一经接受该项条件后，不再提出要求或保留，即根据非战公约及12月10日国联议案之精神，在中立国观察员或参与者协助下，迅速进行商议，以解决一切悬案之争议。”
这一方案基本上与1月31日英国的调停建议相似，但增加了两点新提议:一是在上海设置“中立区”，由中立国军队驻防;二是按照国联12月10日的议案协商解决两国纷争。
这一方案尽管对中国不利，但常校长、汪老板等人为了尽快解决在上海的冲突，仍对此方案表示了同意。认为这一提案“颇属正当公道”，系外交上一大发展，决定予以接受，只是希望将“中立区”改称为“和平区”。
2月4日，中国政府外交部复照英、美等国，宣布“对于贵国政府所通知之提议，特行接受”。
但是日本政府对于英、美等国的提案却完全是另一种态度。
2月4日下午，日本外相芳泽谦吉发出答复照会，表明了日本的立场。日本的复照共有四项内容。
第一，首先强调“中国军队必须立即而且完全停止挑衅及骚扰行动”，日军才停止战斗行为;“如中国方面(不管是正规军还是便衣队)仍有挑衅或骚扰行动，帝国军队即完全保留采取自由行动的权利”。
第二，“鉴于中国方面历来有不信任的行动与目前严重的局势，我方不可能停止军事动员与战斗准备。”
第三，对于隔离日中交战双方，在闸北附近设立“中立区”，以及由领事及日军司令参加交涉的提议表示赞同。
第四，“对于所谓中日各悬案亦包括满洲问题在内之解释，认为满洲问题与上海事件完全不相关，满洲问题将依去年12月10日国联理事会通过之决议办理，且不接受第三国视察员之襄助以解决满洲各问题，为帝国之既定方针，故本项建议，完全不能接受。”
从日本的复照可以看出，对于解决上海事变问题，日本已经表示出强硬的态度。
首先在军事行动上不肯让步，坚持要中方先停火，并且要停止非军事人员的“骚扰活动”，也就是群众自发组织的抗日活动。
对于设立“中立区”的提案，实际上把目前由中方控制的地域作为国际共管区域。这一规定对西方列强有利，对日本无害，所以没有反对。
对于按照国联议案解决争议的提案，实际上是要把上海问题与东北问题合并解决。日本一开始打得主意就是要用上海事变来吸引大家对东北问题的注意力，所以一听说要将这两放在一起，当即表示强烈反对！
这样的答复，实际上是完全拒绝了这个调停方案。
同1月29日的日本政府声明相比，日本的态度已明显趋于强硬。
日本态度迅速转变的根本原因，在于上海事变的形势没有按照日本预定的方向发展。
1月28日晚上，日本海军陆战队发动攻击之后，遭到中国军队的强烈抵抗，损失惨重，面子丢失。
为了挽回脸面，日本海军决定增兵加压，夺取战场上的主动权，而不是在不利形势下轻易停战议和。
日本遣外舰队司令盐泽幸一是一个狂妄的军国主义者，上海事变开战之初，他曾夸下海口，要在4个小时内攻下闸北。
十九路军的顽强抗击迫使日军在十几小时内不能前进一步，最后只得被迫同意休战3天，向东京紧急求援。
日本海军中央部在事变发生前的如意算盘是想仿效陆军，在上海也取得丰硕战果，不料却出师不捷。
接到上海首战失利的报告后，日方匆忙派遣以二艘航空母舰为首的大批舰艇前往增援，以为临时补救。
2月2日，日本海军中央部决定将上海附近的舰队与新增舰船合编组成第三舰队，由海军中将野村吉三郎任司令，统一指挥对上海的进攻。
与此同时，日本海军当局又要求陆军派兵参战。早在事变爆发前夕，日本陆军曾考虑向上海派遣部队，但遭到海军的拒绝。
此时遭到败绩之后，海军才不得不向陆军求援。1月31日，海军大臣在内阁会议上提出:“上海附近情况不容乐观，必要时希望陆军增援。”
2月1日，日本陆军、海军、外务三大臣经过会商，决定派遣陆军赴上海参战。
翌日内阁正式作出派兵决定，陆军参谋本部与海军军令部亦达成《关于上海方面陆海军联合作战指导协定》。
根据上述派兵决定，日本陆军第九师团开始紧急动员，第十二师团亦临时组成混成旅团。2月4日，参谋总长载仁亲自发布作战命令，并于次日得到天皇的批准。
在准备对上海发动大规模军事侵略的情况下，日本外交当然也一反常态，不愿接受调停，以等待新一轮军事进攻之后再寻找更为有利的和谈时机。
从日本政府在一二八事变初期的欺诈外交中，人们可以进一步看清日本军国主义者不遵守国际信义，不讲外交道德的狡诈手段和邪恶本质。
而且这种欺骗的本性和手段已经贯穿了整个日军的侵华战略之中，很明显，这次对于金山卫登录的行动，也是采取了外交欺骗的手段。
日方先是向一边在正面战场加大火力，表现出他们要要从正面战场取得突破的决心，然后又派人让德国向中国政府传递消息，说明自己愿意讲和。
其实就是在利用外交欺骗的手段，以此来为他们真正的目的也就是金山卫登录来做出掩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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