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你说我们能上去吗？”
徐州火车站，顾恺之和范文林站在火车站里，看着面前大排长龙的队伍。
两人的脚边各放着一个皮箱，是他两的行李。
顾恺之手里握着一张小纸票，目瞪口呆的看着面前的场景发出了疑问。
“我觉得，有点困难！”
范文林手里也握着一张纸票，看着前面的人群扯了扯嘴角。
今天他们准备离开徐州了，在上次问出了张小虎家的地址之后，他们将张小虎的照片寄了回去。
希望这张照片，能够给张小虎老家的亲人带去一丝缅怀。
在后面的日子当中，范文林带着顾恺之在徐州会战的各个战场上神出鬼没。
每天都在生与死之间，记录战争的发展过程，报道战争。
虽然有很多的外国记者在对徐州会战进行报道，但是对于国内的情况，还是需要国内的记者来报道的。
除了范文林和顾恺之之外，徐州青记会的其他成员也逐渐提升了起来。
就在这个时候，范文林突然接到了另外一个重要的任务！
建立大公报重庆刊！
这份任务来的很突然，范文林甚至都没有想到会突然接收到这个任务。
当那天范文林从战场下来，回到家中，发现家里已经有一个人在等着他之后非常震惊。
可是令他更震惊的却是他说出的话！
“范记者，张总编让您去重庆建立大公报重庆刊！”
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至少对范文林来说非常艰巨。
他虽然现在暂时担任了青记会徐州分会的会长，可是这个青记会和普通的报社却有本质的区别。
这个组织相当于一个交流组织，而且他的社刊是有总部承办的。
可是大公报的地方刊却完全是独立运行的，虽然也是分部，可是这个分部却要开办报社，印报纸，发售，等等各种事务。
最关键的是，承办地方刊物是需要资金的！
人员的工资，设备的采购，地址的租金等等都需要钱！
所以，范文林在刚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是有些犹豫的，他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做好。
毕竟自己从来没有办理过这些事情！
在经过认真仔细的思考和分析之后，范文林还是答应了下来。
虽然这件事情很难，而且不一定能够办成，但是范文林愿意去一试！
因为这个时候社会需要新闻，需要舆论，需要真相！
所以，在国军撤离国军之前，范文林便带着顾恺之一起前往了重庆。
在离开之前，范文林将徐州青记会的会长转给了周凯。
至于为什么要带着顾恺之，建立报刊是需要记者的，这个时候顺带拐一个就能多一个人了！
当然这只是范文林的真实想法，在对顾恺之的思想工作上，他还是做的很到位的。
从徐州前往重庆，范文林选择的是火车。
这个时候的火车是个稀罕玩意儿，基本上大部分的人都没有坐过，范文林也是第一次乘坐这个时代的火车。
为了能买到票，范文林和顾恺之早早的就开始了排队，废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从漫漫人群中抢到了两张三等票。
民国时期的火车是没有座位号的，基本上就是只要你有票，那么能不能坐到位置，全看你的运气。
因为票上没有座位号，所以理论上乘客们可以坐在任何一个自己想坐的位置，前提是如果你能找到座位的话。
为了因为这样的售票方式引起一些不必要的麻烦，例如位次混乱，人数过载等等。
1922年，北洋政府交通部专门出台了一部《中华国有铁路客车运输规则》，该规则第二十七条规定：“乘车票概按本列车之座位多少发售。”
就是说火车站不卖站票，完全按照现有的空位数量向乘客售票，有多少空位就卖多少张票。
如果车厢里已经没有座位了，售票人员就会谢绝乘客的购票要求，提醒他们耐心等待下一趟火车。
如果民国时期的售票人员真的按照这条规定去做，那车票上有没有座号也就无所谓了，反正是一人一座，大家用不着争抢。
可惜这条规定看起来非常合理，但是却根本不可能付诸实施。
为啥不能付诸实施?
首先是因为当时没有发达的通信设备和调度设备，售票员无法及时知道每趟列车上还有多少个空位。
所有的车票卖出全是人工核查的，车上到底有没有人，有多少人也根本没人知道。
其次售票人员的奖金跟售票收入是挂钩的，而普通乘客的投诉又常常得不到受理，这一不合理的奖惩制度必然促使他们超额卖票，即使明明知道所有车厢都已经满座了，他们还会继续把票卖出去。
只要多卖出了票，他们自身的工资就会上升，但是买这些票的人最终能不能坐到位置就全靠他们自己的运气了。
因为票上没有座位号，所以先卖出去的票和后卖出的票是一模一样的，根本没有先次之分。
最后还有一项关键原因：民国时期不流行预订车票(头等车厢和卧铺车厢可以预订，但是预订时效最长不超过两天)，一般都是在火车即将进站的时候才开始卖票，在火车开行前两分钟马上又停止售票。
这个时间非常短，大站约两小时，小站约一小时，只有始发站、终点站和非常重要的火车站(如北京前门、天津总站、南京浦口车站)才有可能将售票时间延长到两小时以上。
售票时间如此之短，乘客怕买不到票，窗口一开，蜂拥而入，火车站的工作人员光维持秩序和查点票钱就够忙活的了，哪里还有时间顾及售出的票数是否超出空闲的座位数呢?
范文林和顾恺之为了抢到火车票，可是早早就来到火车站等着排队了，但是他们这般努力，还是只抢到了两张三等火车票。
最关键的是，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买的是前面的还是后面的，当然这也不重要，反正大家的票都是一样的。
而除了火车票的问题之外，关于座位的矛盾还有一个。
民国时期有些乘客的素质实在让人不敢恭维。因为座位紧缺，所以抢到了座位一定要好好占着，否则就会被其他乘客鸠占鹊巢。
乘客多，座位少，偏偏又有一些混蛋多占座儿，自己坐一个，行李坐一个，甚至把坐椅当成卧铺，老实不客气躺上去，一个人霸占五六个座儿。
这就是所谓的占座行为，由此可见这种行为出现的时间之久远！
而且这种行为延续的时间更久远，哪怕是一百年之后，仍然还存在着。
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原因有三。
第一个是这些乘客素质太低。大家只为了自己能坐到位置并看护好自己的行李，根本不会去管别人是死是活。
第二个是民国时期的乘警不作为，没人惩处这些乘客。对于这些乘客的流氓瘪三行为，他们选择了忽视。
第三点也就是最关键的一点，火车票上不印座号。
如果火车票上真的印上了每一个作为的号码，那真的可以解决很多问题，至少这种脏乱差的现象会得到很大的改善，而且乘务人员在核查票纸的时候也能更加方便。
在民国人心目中，头等车和二等车属于高等车厢，三等车属于普通车厢，四等车属于低等车厢。
而争抢座位的现象主要是在普通车厢和低等车厢里发生，如果乘坐头等车、二等车和睡车(车尾加挂的卧铺车厢)，那是没必要抢座的。
高等车厢的火车票也不印座号，为什么没人抢座呢?
倒不是说高等车厢里的乘客素质特别高，而是因为买得起这种车票的有钱人特别少。
因为人少，所以座位绰绰有余，所以无需争抢座位。
而且这样的座位是可以提前预约的，虽然预约的时间并不算长，但是至少也不用排队和担心没有位置的问题。
范文林其实也想过买高等车厢的座位，毕竟可以提前预约，也不用跟别人抢位置。
但是在看过了这种车票的价格之后，他果断的放弃了这个选择。
按平汉铁路需要经过两个晚上来计算，平汉铁路五种车厢的票价分别是：头等卧车下铺63元、上铺61元，二等卧车下铺42元、上铺41元，头等座车54元，二等座车36元，三等座车18元。
按照这个时候的物价，上海1银圆可以买16斤大米；1银圆可以买4－5斤猪肉；1银圆可以买6尺棉布。
而普通人的工资，一个月也就几十个银元罢了，哪怕是范文林曾经担任大公报记者的时候，工资曾经侥幸出了一百，但是现在大公报上海刊停刊之后，他已经好久都没有收到过工资了！
所以，对于那动辄一个月工资的车票，范文林只能远远的看一看，并感慨了一句。
无论是在任何时候，有钱人和普通人的差距都是巨大的啊！
但是选择了三等车的车票，范文林现在面临了一个新的问题，那就是他们能不能挤上去。
看着前面那攒动的人头，他现在考虑的已经不是能不能找到座位了，而是能不能上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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