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一把手就是姚胜平，可能隐约了解些内幕但不敢多问，后来连大红代表遇难家属闹着要钱时从姚胜平到陈则喜两任都不明确拒绝，可赔偿的话确实没有先例，都担心留下后遗症因而一拖再拖。在连大红等人角度讲知道事情与尚有关，也不敢逼迫得太厉害……”
方晟截口道：“我明白了，复恩，大肃恐怕都未必安全，建议你再辛苦一下开车去省城与我的朋友会合，把连大红也移交给他直接处理。”
“好！”贾复恩根本不问朋友是谁，为何移交连大红，一口答应。
“他姓楚，钟纪委的，”方晟这才交底，“待会儿我把他的手机号发给你。”
说到这里方晟心里隐隐有些不安，知道连大红在此案中的份量，更为贾复恩乃至于楚中林的安危担心。
应该先跟中林通个气。方晟暗暗想。
拨打那个号码居然关机，这下有点麻烦，省城实际上处于对方眼皮底下是最危险的地方，贾复恩总不能带着连大红满大街跑吧？
要有鱼小婷的身手就好了……
想到这里方晟又与贾复恩联系，说老吴立即从百铁出发，待会儿约好在省城外面会合地点后一起进城；并说楚中林手机不定期开机，必须有耐心地一直拨打，当然自己已经发了条短信给他，只是不确定楚中林能否看到。
处理完押解连大红去省城的事，俞振和印建国又跑过来回报，说这几天李长根似乎情绪低落，每天下班后单独到山脚下转悠，埋头抽烟心事重重的模样，有两次还监视到他在旷野处打电话，每次长达半小时以上，通电话时神情激动，边说话边用力挥舞着手很生气的样子。
“方市长，专案组初步判断李长根可能听到不利他的传闻，或者有人给他施加压力，”俞振道，“根据咱们的经验当他承受不住时会产生极端思想，或自杀，或拼死一搏地逃跑，鉴于此，专案组希望果断抓捕李长根！”
两人都定定看着方晟，显然能否“果断”只能由他决定。
其实即便以方晟的身份都不能“果断”，因为李长根是省属国企处级干部，管辖权在省国资委和唐峰，除非证据确凿否则地方不能随意抓人。
另外则是李长根的特殊身份——省发改委颜毅的表哥，联系之前百铁一系列项目被否决，颜毅是冲在前面的主力队员，贸然抓捕李长根会给外界造成挟私泄愤打击报复的印象。
问题总是麻花般纠结在一起，难以下手。
方晟思考良久，问道：“等他出逃途中再抓有何区别？”
“向方市长报告，矿区有七八个出口通往唐峰镇，专案组警力有限只能选择最有可能的两三处出口重点盯守，万一他从意想不到的出口逃亡就很被动，”印建国道，“最不想看的是他逃入铁隆山，大凡矿区的人对山里情况比咱们熟悉……”
“噢，”方晟微微颌首，隔了会儿又问，“在矿区抓人，有把握安全出来吗？要是几百个矿工一围一堵事情就闹大了。”
俞振与印建国飞快地交换下眼色。
久在体制两人听得出市长这句话不是疑问句，而是设问句——体制有特殊的专用语境和语式，同样的话体制外的人听了毫无察觉，体制内的却立马知道其中玄机。
方晟这句话的核心意思不是等他俩回答“有没有把握”、“会不会把事情闹大”，相反在问：
在没有把握的情况下如何到矿区抓人？
万一被几百名矿工围堵，有什么应急方案？
“专案组有具体实施方案，不过，”俞振微微停顿了一下，“需要抽调刑警支队精锐以及唐峰派出所配合，按规定必须报局党组并经薛市长签字……”
以薛爱国眼下与方晟的关系，十有八九不同意；就算勉强同意，以他与唐峰的关系，警力没完成集结李长根恐怕就逃之夭夭了。
不过方晟怎会冒着正治风险在没有把握的方案上签字呢？更何况他内心深处都不是很信任他俩。
“唔，我看这样，”方晟道，“今天复恩在外面办事，你俩电话请示一下就说根据我指示做的，回来由他补签字；至于薛市长那边日后追究起来就推给我，让他直接找我理论。”
就是让贾复恩承担具体责任，方晟只会在领导层面顶住压力即可。
调心腹亲信过来任职就这个好处，关键时刻能派上用场——换俞振、印建国虽然捱到最后也会勉强而为，但终究不如心腹亲信那样得心应手。
事事都靠领导权威推行，时间久了权威会大打折扣的。
大概担心贾复恩不认账，俞振使了个眼色印建国直接在市长办公室打电话，寥寥数语后贾复恩爽快地说你们尽管去做，一切后果由我承担！
看着两人离开的背影，方晟不为人察觉地摇了摇头。
经过此事，俞振和印建国从准备培养重用的名单里剔除掉了，原因很简单，若是有担当、有魄力的警官肯定先把李长根抓了再说，根本不必将难题端到市长面前。
抓捕失败，专案组把责任揽下来；抓捕成功，是领导指挥得当。这才是体制内懂正治、讲正治的标准答案。
所以同样是做事，同时承担风险，如何正确处理与领导的关系至关重要，处理好了事关功倍，处理不好累死累活还得不到半句好话。
就象此时的方晟，已决定专案组解散后俞振、印建国都踢出刑警支队，重要岗位要由敢打敢拼的人才顶上去，他俩不适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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