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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部受理全国刑事案件，主管刑罚及监狱等政令。
这次革新先便触动了刑部的利益。
原本刑部的职能便是警察和法院的结合体。
这样一来刑部便没有了继续存在的理由。
对此刑部尚书汤金钊极力争辩，力陈警察和法院不合中国国情。
又驳问宗室、觉罗氏犯罪该当如何？是否就不通过宗人府直接由警察查案法院审查。
接着又提出了内外蒙古、热河都统等处边民犯罪，还通不通过理藩院审办？最后又提出死刑案件的审决是否也是法院自个判决了断，“秋审”是否还会同六部九卿会审。
那么相关的法律条文不健全的情况下又该如何？
这一系列的问题，御史魏源一一给出了答案。
他昂然站立在殿中慷慨言道：“人立于悬崖，惶惶不可终日，恐落于万丈深渊。
此时有好事者离崖两三尺牵一软绳，人稍安，徘徊于绳内。
某一日，人有失足，滚落崖边，惊险万分，生死悬于一线。
人恍然，于崖边建一铁栏，至此，人于崖上，方安然无恙。
“下官所说软绳便好比道德的力量，而铁栏便是法律的力量。
一个国家必须重视他的法律，不然人人便好像生活在悬崖之上，惶惶不安。
既然重视法律，便必须将法律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力量，便要做到“王子犯法当与庶民同罪”。
司法一系必须高于其它各部，只受命于皇上。
司寇大人所说宗人犯法的问题。
下官以为可在法院内设立宗人法廷专审宗室中人，至于边民犯罪，本来满蒙汉和其他各族皆是一家，自然该一视同仁。
关于死刑案件地终审查，下官以为必须由最高法院拟稿由皇上亲自定夺。
汤金钊的最后一个问题关系到立法机构的问题，当时的立法机构其实就是皇帝和他的一帮大臣。
刘寄对立法机构的建立很是矛盾，思量再三他决定还是缓步慢跑。
再过几年才开始立法机构的建设。
这场朝议十分地热烈，一直进行到戌时末方才结束。
第二天。
朝议继续进行。
讨论的焦点逐渐转变到具体地执行上，关于新机构的人事任命和基层建设成为了议论的焦点。
当天的早膳和晚膳都是在殿内就餐。
一直到深夜才议出了一个结果。
刑部和大理寺的撤销已经成为了定局，经过激辩后新建立的警察部被改为了法部，法院改为了大理院。
同时为了减少革新的阻力平衡各方地势力。
刘寄将撤销的刑部尚书汤金钊改任为法部尚书，九门提督程廷华兼任法部侍郎，各地新建立的法部下属机构，省一级仍然称呼为警察厅。
府、州一级仍称呼为警察局，各地巡捕营都划归到警察部门。
新成立的大理院院卿由魏源担任，各地新建立的大理院下属机构，省一级机构仍称呼为高等法院，府、州一级仍称呼为中级法院。
另外都察院不在担任审案，原本都察院下属十五道，增加到二十道，新增设辽沈、甘肃、新疆三道。
改江南道为江苏、安徽二道，改湖广道为湖南、湖北二道。
这样刑部、大理寺、都察院三法司会审制度从此废除。
刑部和大理寺衙门也成为了历史。
中国历史一次重大改革便这样默默的拉开了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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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变化虽然有些悄无声息，可仍然坚定的来临了。
人们先现正阳门内刑部衙门的牌匾不知道何时已经改为了法部，街道上多了许多穿着黑色制服地警察。
最令人惊奇的是顺天府的知府老爷不在审案了，那些穿着黑色制服的警察戴着一顶滑稽的大盖帽，瞅着便让人笑。
可他们仍然严肃的出现在案地现场。
不仅仅是京城里，便是各省各地的城市里都出现了这些穿着黑色制服的警察，当然还有一些戴着白色大盖帽的法官。
衙门里的那面鸣冤的大鼓放到了警察局的门口。
原本有些失落感的知县老爷，很快便现了这样的好处，他们可以腾出很多精力来管一些以前无法忙过来的事情，当然前提是这些知县老爷想管这些事情。
由于中国土地地辽阔，这项工作真正完全落实下去，已经是一年后地事情。
很多地方仍然把事情办的有些走样，在一些偏远地县份，警察局就在县衙里面。
法院的审判长由知县兼任。
甚至有些边远地方根本就没有落实。
那里山高皇帝远，真正说的上话的是当地土生土长的宗族势力。
连地方官都得看他们脸色过日子。
不过话又说回来，这些疥癣之疾还不足以影响改革的大局，在各地的省城、大洲、大县事情都开始生变化。
改革后的地方衙门职能清晰，效率提高了很多。
伴随着一些重要铁路的通车，原本要拖上一年半载的案子，现在大都能很快解决。
各地的治安形势在不同程度上也有所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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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字季高、朴存，号上农人，湖南湘阴人。
道光十二年（1832年）左宗棠中举，在另一个时空的历史中他是在1851年的太平天国起义以后才渐渐展露头角。
现在左宗棠能如此迅的得到朝廷的重用，与吏部尚书大学士陶澍有关，亦和朝廷严废捐官制有关。
捐官制度废除以后，又有部分贡生留洋。
这样闲官极少，很多刚中举人的读。
左季高便是这样的幸运儿。
左宗棠的同乡大学士陶澍见到左宗棠写下的精彩句子“身无半文，心忧天下；手释万卷，神交古人”，欣然将他推荐给了海关总监林则徐。
在林则徐手下，两位经世明臣相得益彰。
左宗棠虽然心高气傲对于林则徐这样高风亮节而又深知人情世故的大臣亦是万般钦佩。
特别是林则徐熟悉洋务，经常对左宗棠点拨提携，又将翻译过来的外国书籍借与左宗棠观看。
这样两年间的熏陶，使得左宗棠对洋人情况十分熟悉。
时常有留洋派的官员前来拜访林则徐，左宗棠在一则相陪，聊起天来，这些人往往称呼左宗棠为同学，误以为左宗棠是留洋的学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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