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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印王座&神印王座TXT下载 **事件对**本人的打击是很大的，从一九七一年底到一九七二年底这短短一年时间里，**就两度中风。本来文革初期**还能畅游长江，给人一种至少可以再活好几十年的印象；但到了一九七三年以后，**就成为一个整日流着涎水、只能依*别人搀扶着走路的耋耄老人了。
“文化大革命进行”到七十年代，特别是“**事件”以后，已不象我们一般人所想象的那样到处充斥混乱局面。文革最乱的时间，是从一九六六年～一九六九年“九大”召开这些年，因此民间也有“三年文革”一说。进入七十年代以后，“文革”主要表现在上层人物的权力斗争，广大老百姓已经闹够了、乱够了，因此再也不怎么积极参与，而是忙于解决更为窘迫和直观的生活问题。当一九七四年“批林批孔”运动搞起来的时候，尽管上面的人摇唇鼓舌、不亦乐乎，但剃头担子一头热，工人阶级已经实在没有兴趣再折腾了。
当时单位也安排政治学习，但都安排在上班时间。大家嘻嘻哈哈地凑在一堆，互相之间开着玩笑，谁也没真正学习一下文件精神。有时，领导也觉得太不成体统了，就干咳两声，说：“安静啦，安静啦，来，念段报纸。”于是乎就念一段报纸，随后领导就宣布：“好啦，散会！下去深刻体会！”于是“政治学习”就算结束了。当时单位也有个“工人理论小组”，经常在《铁路工程报》或者《工人日报》之类的报纸上发表一些“批林批孔”、“儒法斗争”的文章。其实，这些文章多半是秀才们的捉刀代笔之作；忙于自己小生活的工人阶级，是没有什么人对此感兴趣的。
文革期间，铁Z局机械厂的每个车间都有一个“红宝台”，**的标准像悬挂在墙上，下面是漆成红色的木桌，桌上摆着几本**著作。每天早晨上班，人们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早请示”，下午下班要“晚汇报”。有一位工友租住的房子在离县城六七里之外的水秀公社，住的远而天天迟到。于是，他每天都在**像下低头认罪，口中还念念有词：“**，我今天迟到了，我对不起您老人家……”第二天又是他迟到了，于是又低头认罪：“**，我今天又迟到了，我对不起您老人家……”第三天还是他……到了一九七五年，“红宝台”还在，只是已经没有人再去“汇报”和“请示”了。
那时还常常召开“忆苦思甜”大会，请贫下中农上台控诉血泪史，要大家牢记阶级恨、不忘血泪仇。可是铁Z局机械厂工人大多数是东北人，解放前一般都是自耕农，家底比较殷实，贫农和当过地主长工的人并不是很多。政工人员费了好大周折，才找来了一个五十多岁、解放前当过长工的老工人周××来忆苦思甜。会前，政工人员事先已经为他编好了台词，还规定只许回忆解放前的苦、不许回忆“三年自然灾害”的苦等等。但这位老周同志太实在是老实了，性子又特别倔强，偏要实话实说。因此，当组织者问：“地主给你吃啥？”他照实回答说：“苞米面大茬子，有时吃粘豆包。”下面顿时有些窃窃私语，因为即便是七十年代，工人也只有苞米面大茬子吃，粘豆包只是过年才能吃上的美味。主持人又启发他：“地主是不是总不让你吃饱？”老周回答：“哪里的话！从来都是管饱吃，不吃饱咋干活呀。”主持人一看，连忙又问：“那地主吃啥？”老周回答说：“地主也吃苞米面大茬子、粘豆包，我吃啥他吃啥。”主持人觉得味儿不对了，又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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