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在上个世纪的九十年代初，我几乎每年都去一次上海。上海，是我心中的一个魅影，使我生活中的一切都围绕着它转，包括那里面的男人和女人。其实，只是因为一个女人，一个真正的上海女人，才使我如中了魔怔一般的迷恋上海。
我在写张爱玲传。
我为此去采访了柯灵先生，采访了张爱玲的姑父李开弟先生。去走张爱玲走过的路，去张爱玲曾经住过的常德公寓和长江公寓，在这些张爱玲曾经驻足过的地方，我的想象力得到了空前的膨胀，完全被张爱玲和她生活的地方和年代所倾倒，简直就是一场张爱玲梦魇。就是在这样的心理状态下，我在长江公寓与张爱玲的姑父李开弟老先生进行了一次长谈，谈张爱玲年轻时的生活往事，谈张爱铃生活中起很大作用的姑姑张茂缘。
那一年，李先生已经是90岁的高龄，但是他声音洪亮，记忆力非常，约我来谈的时候，说好要我晚一点来，因为他每天早晨还要去打一场桥牌。我坐在李开弟老先生的房间里，也就是张爱玲的姑姑生前居住过的地方，我知道，张爱玲就是从这里走到了香港，走上了去国他乡的移民之路，从此再也没有回来。我的注意力完全被周围的居所所吸引，我的目的是想发现在张爱玲姑姑的家里，有没有能够找到与张爱铃有着蛛丝马迹联系的东西。比如，我发现在张爱铃姑姑的家中，有一个旧台灯就很有韵味，完全像是从大宅里传承下来的，有一种温柔的陈旧，让人不由得联想到，当年张爱玲坐在这盏台灯下，是读书呢，还是在和正在热恋中的胡兰成谈古说今。可是渐渐的，我被李先生的故事吸引过去了，完全没有想到的是，当我听完了李开第先生讲的关于张爱玲姑姑的故事时，我的脑子里除了这个更有传奇色彩的姑姑的形象外，几乎就把张爱玲给忘掉了，我几乎想要放弃掉手中已经快要完稿的张爱玲传，迫不及待地赶回北京，不吃不喝地坐下来，把刚刚听到的这个故事原汁原味地写下来，写下开弟老先生给我讲的关于张爱玲姑姑的传奇故事。这个故事让我想起了很多经典的电影和小说《魂断蓝桥》、《乱世佳人》、《安娜·卡列妮娜》等等等等。总之，这是个让人听了灵魂就会为之颤栗的动人的故事。
接下来的情节有了戏剧性的转变，我像一个朝秦暮楚的善变女人一样，将在手中盘弄了几年的书稿匆匆煞尾，迫不及待地交走，就掉笔一转，写起了那个让我始终不能忘怀的感人的故事。我几乎是一气呵成地记录了脑子中的故事，甚至来不及修饰。我第一次对自己产生了极端的不自信，我怕我忘记了这个故事的主要情节，而着急着把它们记录下来。
自然，仅仅是记录下来了。一个中篇小说《繁华世代》。但完成后我却很失望，觉得没有表达出我要表达的意思。很有气馁的意思，但似乎这个东西就是浑然天成的，改也改不好了，好象也没有办法改好，那本来就是一个情绪化的结果，尽管它有很好的蓝本。但小说发表后却很意外，有不少读者辗转给我写信，表达他们对这篇小说的喜欢。其中浙江有一个年长的教书老先生给我来信，说，这是一个绝好的小说题材，但我没有写好。但他仍然给予高度的评价，他说他看到了文学的希望。这让我吃惊。也让我惭愧。还有一个浙江海城的年轻女读者，她读小说感动到极点，居然要自己改编成电影剧本，我相信她的激动就是我当时听到故事时的激动。我自己也认为这是一个绝好的电影题材，是那种可以流传下去的经典的题材。她几次来北京，和我面谈，她只是一个小城市的文学爱好者。我吃过她几盒上好的龙井茶，对她改编我的小说也不持异议，当然也决不存在幻想，虽然女孩自己已经将它改过了几稿。我知道这只是一部中篇小说，我还没有积蓄力量来把它作大作好。我的积蓄几乎在上一本写作中耗尽了。于是，就放下了笔。
一放就是十年。十年过去了。这部小说的素材一直横在我的面前，我没有办法绕过它。虽然我还在断断续续地写，是没有激情的写作，实际上仅是一种机械的码字工作，出于职业习惯，出于写作惯性。没有激情的写作不会感动自己，更徨论读者。所以，写出的东西，无声无息，自生自灭。
但是，这个发生在“繁华世代”的传奇故事却在我的内心深处兀自的编织着，繁衍着，它们居然可以躲过我世俗的思维网络和生活模式而顽强地潜藏着，生存着。直到有一天，它成熟了，成型了，冲破了一切坚固而又平庸的思维阻障，鲜活地伫立在我的面前，我确认我在劫难逃。我可以躲过我自己平庸的生活哲学，可以躲过日渐忙碌的工作和社交，但我躲不过这个故事里闪烁着的人性的光泽。它穿透了平庸生活织成的厚厚的帷幕，照耀在我们苍白而又麻木的神经中枢上，成为我的精神领域中的一盏灯，虽不耀眼，但有足够的智慧和神灵，照在我们渐已模糊和世俗化的情感之路。
我想，是写它的时候了。
于是，坐下来，打开电脑，在十年前终笔之处，又续写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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