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七三三年，我开始学习外语，很快就掌握了法语，能轻松地阅读法文书籍，接着又学习了意大利语。当时我有个朋友也在学习意大利语，并常邀我陪他下棋。后来，我发现这个活动占用了我太多的学习时间，便拒绝再陪他下棋，除非他答应我的条件：
每盘棋的胜者要为败者布置作业，可以是背诵语法知识，也可以是翻译；战败的一方要以名誉担保，到下次见面时一定完成作业。
我们的棋艺相当，每次下完棋几乎都各有作业做，这样一来，意大利语很快就被我掌握了。后来，我又下了一番苦功学习西班牙语，直到能阅读书籍。
我之前说过，自己曾在拉丁语学校接受过一年的教育。不过那时还太小，很快就将学会的拉丁语抛之脑后，忘得一干二净了。当我掌握了法语、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之后，再翻阅《新旧约全书》时惊奇地发现，我竟然还记得拉丁语的不少内容，至少比我想象中要好得多，这让我重新激起了学习拉丁语的信心。在之前几种语言的辅助下，我很快就掌握了拉丁语。
从我学习语言的过程看，我想到我们现在教授外语的方法实在不太合理。在学习外语时，老师总是要求我们先学习拉丁语，说学好拉丁语后，其他现代语言就容易掌握得多了，因为其他语言都是从拉丁语衍生出来的。要是这样的话，那么为了学好拉丁语，为何不先学习希腊语呢？道理是这样的，就拿爬楼梯来说吧，如果你不用顺着阶梯爬就能达到顶层的话，那么下来时必然容易许多。但是，如果你能从较低一层的台阶一级一级地往上爬，你便很容易达到最高层。因此，我要向负责青年教育的人士建议，有许多人学了好几年拉丁语也毫无长进，于是就像我一样丢弃它了，这样一来，他们所学的也就成了无用的东西，白白浪费了自己的光阴。所以，不如先从法语开始学起，再学习意大利语，然后慢慢地再去学拉丁语。这样，在花费同样时间的前提下，即使最后没能掌握拉丁语，也已经掌握了一两门外语，而且都是现代十分实用的语言，对日常生活亦是大有裨益的。
在离开波士顿十年后，我的境况日渐好转，便回去了一趟，探望那里的许多亲戚，在以前，我是没有条件旅行的。回家的途中，我到新港去看望了在那里定居并开了印刷店的哥哥，这次见面我们俩尽释前嫌。他热情真诚地招待了我，只是他的健康状况大不如前，他总觉得死期将至，希望我在他去世后，照顾他十岁的儿子，将其抚养成人，让儿子开印刷店。我照他的话做了，在侄子自己开业之前，先送到学校学习了几年，这期间由侄子的母亲经营印刷店，直到侄子长大成人。我哥哥的那套铅字已经破损，我便送了一套新的给侄子。我那么早便离哥哥而去，没有尽到徒弟的义务，这套铅字就算是小小的补偿吧！
一七三六年，我失去了一个儿子，他只有四岁。他十分漂亮可爱，是天花要了他的命。我对此悲痛不已，至今活在懊悔与痛苦之中，都怪我没有及时给他接种牛痘，这太令人伤怀了。我提起这件事的目的，就是为了警醒那些不给孩子接种牛痘的父母，他们总以为自己的孩子会因为接种牛痘而死，那么他们将永远无法原谅自己，但事实证明，不接种牛痘，也会像我一样活在悔恨之中。因此，这两种情况比较起来，还是要选择安全性大的。
我们“君托社”是个十分有益的组织，成员们对此十分满意，因此还会热心地介绍自己的亲朋好友入会，不过我们社团有规定，团队成员的人数不得超过十二人。当初成立社团时，我们就发誓要对外保密，这一点大家都信守不渝。其实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避免不适宜的人申请入社，因为在这些人中，很可能有的是我们根本无法拒绝的。我就是坚决反对扩招成员的人之一，不过凡事都没有绝对，我想出了一个替代方法，即提出一个书面建议，每个成员可以单独发展一个分会，可以跟“君托社”采用相同的讨论规则，但不能向他的成员泄露与“君托社”的联系。我在建议中指出这个办法的优点，通过发挥我们社团的作用，可以让更多的青年得到提高，我们也可以更好地接触和了解各阶层民会的意见，因为“君托社”的成员可以按自己的意愿提出任何讨论题目，这些题目经过分会的讨论后上报到总社。有了这些反馈意见，我们便可以增加事业上的利益，扩大我们在公共事务上的影响。我们还可以把社团的主张和看法散播到分社中去，这样可以增强我们为社会服务的能力。
我的建议被采纳了，于是每个成员都各自组织分会去了，但大多数都没有成功，只有五六个分会组织起来了，有的叫“青藤社”，有的叫“联合社”，有的叫“团结社”，等等。这些社团的成立不但对他们自身有益，而且给我们提供了很多有趣的信息和教益。另外，在某些对公众有影响的问题上，他们还能在很大程度上帮助我们作答，这十分符合我们的既定目的。关于这点，我会在适当的时候举例说明。
一七三六年，我第一次得到提拔，被选为州议会的秘书，这是在无人反对的情况下一致通过的。然而到了第二年，事情就没那么顺利了，当我再次获得提名时（秘书的任期同议员一样，都为一年），一位新任议员发表了长篇大论来反对我的提名，以便让其他候选人当选，但我还是成功当选了。这份工作十分适合我，除了让我拿到秘书职位的薪酬之外，还让我有机会同各位议员建立良好的关系，我则从中争取到印刷选票、法律文本、纸币和其他零碎的公家业务，这让我获利不少。
我当然不希望这位新任议员反对我，他的家底殷实，受过良好的教育，还是个绅士，他的才能使他在一定时间内很可能对议会产生不小的作用，后来事实证明确实如此。但我并不想摇尾乞怜博得他的好感，一段时间后，我采取了另外一种方式。我听说他的藏书中有一本罕见的珍藏本，便写了一张便条给他，其中尽表我想看到这本书的热切之情，请求他借我看上几日。没想到，他立即就把书送来了，大约一周后我把书还给了他，其中另附了一张便条，热情而诚挚地表达了我的谢意。等我们下次在议会相见时，他第一次十分客气地对我说，今后随时愿为我服务。从此，我们成了好朋友，这种友谊一直延续到他去世。这又一次印证了那句古老格言的正确性：“为你做过一次好事的人，以后会比受过你恩惠的人更乐意帮助你。”同时也证明，对敌人与其怨恨、报复、针锋相对，不如谨慎地握手言和。
一七三七年，施波茨伍德上校（前任弗吉尼亚州的州长）任邮政部长，撤销了其代理人的职务，并指明要我接任，原因是他的前任代理人玩忽职守、账目不清，他对此十分不满。我欣然接受了这一职务，因为它对我有百利而无一害。虽然这个职务薪水比较低，但同外界有着密切的关联，十分有利于报纸的传播。这样一来，报纸的发行量果然增加了，而且还增添了许多广告，使我获得了不小的收益。跟我竞争的老对手的报纸则渐渐走向了衰落。过去他当邮政局长时，曾一度禁止传送我的报纸，但现在我不打算对此实施报复，因为我对现状已经很满足了。而他由于不懂账目栽了大跟头。我提这件事旨在告诫那些被人雇用的年轻人，应该学会清楚准确地记账，不时地向老板汇报，并上缴款项。这么做能让你得到更多的就业机会，还能有效地扩大你的业务。
现在，我开始逐渐投身于公共事务中。当然，最开始还是要从小事着手，于是我想到了整顿城市值夜制度。值夜是由各区的警官轮流负责的，同时，警官会要求一些户主陪同巡夜，不愿意巡夜的户主可以每年交付六先令的处罚金而免除此项义务。这些缴来的钱用来雇人值夜，但会有大大的剩余，于是警官的职务便成了肥缺。警官们经常花一点儿酒钱，就可以招揽一大帮无赖跟着他们去巡夜，这样一来，体面的户主就更不愿意同这些人混在一起了。因此，巡夜的工作越来越被忽视，费城许多个夜晚都是在猜拳喝酒中度过的。为此，我写了一篇文章在“君托社”中宣读，披露和谴责了这项工作的混乱无序，还特别强调了警官以每年六先令的价格征税是极其不公正的。因为他们不加区别地予以征税，财产不过五十镑的穷寡妇同那些仓库中贮藏着上千镑货物的富商所付的金额一样多。
对此，我提出了一个有效的建议，即雇用适当的人长期负责巡夜工作。征收这项工作的税金要根据户主的财产多少来定，这样才能更加公平合理。这个建议得到了“君托社”各位成员的赞成，然后又在分会进行讨论，以便听取各个分社的意见。这个方案没有得到立即执行，却为今后的改革做足了思想准备，也为数年后制定这方面的法律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那时我们各个分社的成员已经具备了很大的影响力。
大约在这个时候，我写了一篇文章（先在俱乐部宣读，之后发表），谈论了由于各种事故和意外而造成的火灾，以及如何谨慎防火和灭火的办法。这是一篇被公众认为很有价值的文章，它直接导致了一项计划的产生，那就是成立消防队，一旦发现险情，消防队便组织起来帮忙，转移并保护财产。这个计划很快就得到了落实，自愿参加的多达三十人。我们还制定了规章条款，要求每个成员严格遵守秩序，随时准备好灭火用具，比如皮水桶、结实的口袋和筐，以便随时赶往火灾现场。大家还同意每个月用一个晚上举行一次集会，讨论和交流关于火灾方面的体会，这对我们今后的防火救火工作十分有价值。
联合消防队的价值很快就体现出来了，越来越多的人自愿加入进来，人数比我们一开始设想的多得多。如此多的人不再适合待在一个队伍里，于是我们就另外组建了一支队伍。就这样，救火的队伍像雨后春笋般一个接一个地成立起来，几乎绝大多数有产业的居民都参与了进来。我在讲述这些情况的时候，距离我组织“联合消防队”已经长达五十年之久了。这支队伍如今仍然存在并不断壮大，虽然除了我和另外一个比我大一岁的人之外，第一批成员均已去世。如果成员因事而无法出席每个月的集会，便会被处以小小的罚款，这些钱全部用来购买灭火器、云梯、救火钩和其他消防器具。我怀疑世界上没有哪个城市比费城能更好地消防灭火了。事实上，自打消防队成立以来，费城从未发生过烧掉一两间房子这种程度的火灾，因为大火通常在烧到房屋的一半时，便已经被我们的消防队扑灭了。
可敬的怀特菲尔德牧师
一七三九年，我们这里来了一位爱尔兰牧师，他叫怀特菲尔德。作为一名巡回传教士，他的确十分出色。起初，人们允许他在我们这里的一些教堂布道，却遭到了当地牧师的反对，他们拒绝让他在教堂布道，还把他赶到外面的空场地。这样一来，反而会有不同教派的人有机会听他布道，一时间人数众多，我也是其中之一。我亲眼见到他神奇的雄辩术对听众产生的非凡影响力，尽管他常常对着听众责骂训斥，说他们一半是野兽一半是魔鬼，但这一点儿也不影响人们对他的崇敬，我对此也很费解。但事实是，居民的生活方式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甚至到了令人惊叹的地步。过去，人们对宗教总是持无所谓的态度，没人真心把它当一回事，而现在似乎整个世界都弥漫着浓郁的宗教氛围，每到夜里，大街小巷总能听到家家户户传出来的悠扬的赞美诗。
露天布道在恶劣的天气下，尤其会显示出它的不便，于是不久就有人提议，专门为他进行布道建造一所房子，并指定专人负责募款项目。很快，人们就募集到了足够的金钱去租赁地皮和建造教堂。这个教堂建成后长一百英尺，宽七十英尺。人们建造教堂的热情空前高涨，工程的进度更是超出了人们的预料。建成后，房产和地皮交由托管委员会保管，并明文指出，这所教堂是给来到费城的任何教派的所有牧师使用的，这是他们临时落脚的场所，并且可以在这里向人们传道。修建它并不是为某一个教派提供方便，而是为了所有的居民。即使是来自君士坦丁堡的伊斯兰教的传教士，也可以在此登台布道，宣传伊斯兰教教义。
怀特菲尔德先生离开费城后，在各个殖民地沿途布道，后来辗转到了佐治亚州。那时，佐治亚州的殖民运动刚刚开始，但去往那里的人并不是勤劳坚韧和喜欢劳作的为了在此开荒拓地的农民，而是一些拖家带口的破产商人和其他破产债务人，他们懒惰成性，甚至有些人刚从监狱中被释放不久。这样的人突然来到这片森林定居，既干不了开荒种地的工作，又不堪忍受新移民点的艰苦，结果死了不少人，留下许多孤苦伶仃、无人抚养的孩子。这种惨境触动了怀特菲尔德的恻隐之心，他决定在那里修建一座孤儿院，以抚养和教育这群孤儿。在返回北方的路上，他沿途宣传这项慈善事业，募集到了大量的捐款。他的辩才能打动听众的心灵，这让他们纷纷慷慨解囊，我也是其中一个。
我并不反对他的计划，但我想的是，佐治亚缺乏材料和工人，要是全部运过去耗费又太大了，不如把孤儿院修在费城，然后把孩子们接到这里来抚养，岂不更好！我将自己的建议提了出来，但他却不为所动，一直坚持原来的方案，因此，我拒绝了捐款。不久，我碰巧参加了他的一个布道会，料想他在演讲结束时会搞募捐活动，于是暗下决心不掏一文钱，尽管我的口袋里装着一把铜钱、三四个银币以及五个西班牙金币。然而，在听他演讲的过程中，我就心软了，捐出了所有的铜币；当他慷慨陈词后，我甚至觉得羞愧难当，又捐出了银币；没想到他的结束词演讲得如此精彩，我又将口袋里所有的钱都掏了出来，包括金币和所有的零钱，最后它们都被放进了募捐盘子中。我们“君托社”的一个成员也来听他布道，本来他在佐治亚修建孤儿院的问题上跟我意见一致。他也想到可能会有公开募捐这一环节，于是在离开家之前，就把两个口袋都清空了。不过在演讲即将结束时，他强烈的捐款欲望被调动了起来，甚至向旁边的邻居借钱捐款。不巧的是，这位邻居似乎是众多听众中唯一没被传教士打动的人，他是这么回答的：“霍普金森朋友，如果在平时，你想借多少钱都没问题，但现在不行，你看起来失去理智了。”
这其实是因为怀特菲尔德的敌人故意散布谣言，说他募捐是为了填满自己的腰包，但我了解他的为人（他曾让我帮他印过布道文和日记等），我从来不怀疑他的诚实，直到今天，我仍然认为他的所作所为都无可挑剔。我跟他在宗教上没有任何联系，因此，我的证明应该是有分量的。他确实劝我加入他的教派，但我没同意。我们之间的友谊是纯粹的世俗友谊，彼此真诚以待，并且这份友谊一直延续到他离世为止。
下面我将举一个例子来说明我们之间的关系。有一次，他从英国来到波士顿，便给我来信说很快就到费城了，但不知道自己该住在哪儿，因为他的老朋友兼房东尼泽特先生已经搬到日耳曼城去了。我这样回答他：“你知道我家的地址，如果你不嫌弃，我十分欢迎你到我这里来住。”他回答说：“假如你是看在基督的分上留我住宿的话，那么一定会得到上帝的赐福。”我回答说：
“你不要搞错，我是看在你的分上而不是看在基督的分上才让你留宿的。”我的一个朋友知道后开玩笑说：“圣徒们有个习惯，当他们接受恩惠时，不会把这份人情记在自己头上，而是送到天上的父那里。”而我呢，早已经把这份人情记在了地上。
我最后一次见怀特菲尔德先生是在伦敦，当时，他就孤儿院的问题向我征询了意见，他想把孤儿院改办为一所学校。
怀特菲尔德的声音洪亮清晰，字字句句都清楚准确，即使站得很远的人也能听得清楚明白。还有一个原因是，尽管他的听众人数众多，但都能保持安静。一天晚上，他站在法院的最高一级台阶上布道，法院坐落在市场街的中央，第二街的西面，两条街呈直角相交，结果两条街都站满了听众，一直延伸到很远的地方。我本来站在市场街最靠后的位置，因为好奇他的声音究竟能传多远，便边听布道边向后退，一直退到了声音嘈杂的前街，他的声音才被吞没。我设想，假如以我跟他的距离为半径画一个半圆，在这其中填满听众，再假设每个人占二平方英尺的空间，那么我估算有三万以上的人可以听到他的声音。这时我才相信报纸上说的，他在旷野向两万五千人布道的事，以及古代历史中所讲的将军向全体士兵高声训话的事。在这之前，我是绝对持怀疑态度的。
由于常常听他布道，我很容易就能区分出哪些是他新编的演讲词，哪些是他沿途多次布道讲过的演讲词。因为反复讲过多遍的演讲词经过了不断的改进，每个词和每个句子的重音都设置得十分完美，处理得十分得当，即使对他的布道题目毫无兴趣的人，也会乐意听他演讲。因为他的演讲就像动听的音乐一样能带给人愉悦。这就是巡回传教士比固定传教士占有优势的地方，固定传教士不可能有那么多练习的机会，布道技术也就难以提高。
他写的东西和印出的东西常常给他的敌人以可乘之机。在布道过程中，稍有表达不慎的地方，或者出了错，事后都可以作以解释或补充说明，以此挽回局面，甚至可以干脆否认。但是落笔无悔，文字的东西只要写下就难以补救。于是，他的敌对者们总是抓住把柄，而后猛烈地予以抨击，看似还十分有理，这样一来，不但减少了他原有的信徒，也阻止了新信徒的增长。所以，依我看，假如他不留下什么文章，身后反而会留下一个人数众多、地位显耀的教派，而他的声誉也将会持续增长。没有文章便没有证据，那些反对派便无从对他非难和贬低他的人格，而他的皈依者们则可以尽情地颂扬他的美德。
加强国防
我的业务量不断地增长，生活境况也日渐好转，这全要归功于我的报纸。它给我赚了不少钱，有一段时间，它成为本州和邻近几个州唯一一份报纸。这时，我体会到一句格言的真谛：“当你赚到第一个一百镑后，赚第二个一百镑就容易多了。”钱本身是可以生钱的。
我在卡罗来纳州的合伙经营也十分成功，这大大地鼓励了我，使我产生了在其他地方多发展几个分点的想法。于是，我提拔了几个表现好的工人，像在卡罗来纳州那样，将他们派往各个殖民地创办印刷店。这些工人大多干得很不错，在六年合伙期满后，都有能力买下印刷店，独立经营业务，然后通过这种方式成家立业。许多合伙经营常常因各种纷争而散伙，但我们的合作却十分愉快。在合伙期结束后，我们总是十分顺利地散伙，这大概是因为在订立合同时，我们预先考虑到了很多措施以防止出现纠纷。合伙双方的权利和义务规定得十分明确，因此我们没什么可争的。在此，我很乐意向那些想合伙经营的人推荐这种预防方法。因为在订立合伙合同之前，不管双方是如何体面的人物，又表现得如何互相尊敬和信任，到最后散伙时都会产生嫉妒和憎恨，认为在业务经营和负担分配方面存在很多不公，等等。这直接导致了友情与合作的破裂，甚至会产生法律纠纷和其他不愉快的结局。
总体来说，我十分满意当年选择在宾夕法尼亚州开业。不过还是留下了两个遗憾，一是本州没有防务措施，二是没有为青年人提供完备教育的地方，即无民兵组织，没有大学。于是，我在一七四三年的时候提出了一个建议——创立一所学院。那时，彼得斯牧师正赋闲在家中，他便成了我考虑范围内最适合管理学院的人选。于是我向他说出了这个计划，但他认为为有钱的领主服务更加有利可图，就谢绝了我的邀请，后来证明，他在那方面的确很成功。但是一时间我又找不到可信赖的人担当此任，就暂时将事情搁置了下来。第二年，即一七四四年，我又提议成立一个“哲学学会”，没想到这个计划很快得到了落实。在我的著作中可以找到我为此所写的文章。
至于防务方面的问题，也相当紧迫。西班牙和英国的战争已经打了好几年，后来法国也参战，加入到西班牙的队伍中，这让我们陷入了更加危险的境地。为此，州长托马斯不辞辛苦，一次又一次地试图说服长老会通过一项民兵法案和其他保卫本州安全的措施，但他的努力最终以失败告终。这让我下决心要在人民中征募志愿团队。为了促成此事，我发表了我写的小册子，题目为《显而易见的真理》。在这篇小册子中，我将本州毫无防卫的现实情况指出来，然后强调了征召训练防卫团队的必要性，并表明在几天内我就会提出成立人民防卫团队的建议，到时希望大家能为此签名。令人意外的是，这本小册子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
我应邀负责团队的组织和准备工作，并和几个朋友一起草拟了组织方案，决定在大会议厅召开市民大会。当时的情形令我至今难忘，只见会议大厅内人头攒动，我准备了大量印刷好的志愿书，并在厅内各处备好笔和墨水，然后我开始向与会者说明防务方面的各种问题，宣读完志愿书的内容之后，便将志愿书散发下去，大家竟然竞相签名，无一人反对。
散会之后，我们将志愿书收集上来，发现签名的人数达到了一千二百人。我们又将另外一些志愿书发送到乡下，竟征集到了一万人以上的签名。这些人尽快自我武装起来，组成了连队、团队，并选出了指挥官，每周集中训练一次，主要进行枪械方面和其他一些军事训练。妇女们则集资捐献了丝绸旌旗，并在旌旗上画上图形，写上格言，分发到各个志愿部队中，这些图形和格言都是由我提供的。
费城团队各连队的指挥官们选我作为上校指挥官，但我自觉无法堪当重任，便谢绝了，然后推荐劳伦斯先生。他是个品德高尚且影响广泛的人，于是大家选他作为军事首长。接着，我认为该募集一些军事费用了，比如在城下修筑炮台、配置大炮等，因此，我建议用发行奖券的方式来募集。果然，款项很快就募集够了，我们就修筑起了炮台。炮架的雉堞是用圆木搭成的，里面填满泥土。我们又从波士顿买来几门旧大炮，但这还不足以防卫，于是又写信到英国，要求他们提供大炮。同时，我们还向有钱的领主们请求支援，虽然我们对此并不抱什么希望。
与此同时，志愿兵团派我和劳伦斯上校、威廉·艾伦、亚伯拉姆·泰勒一同前往纽约，向克林顿州长借几门大炮。起初他断然拒绝了我们的请求，不过事情出现了转机，因为在和他的僚属们进餐时，我们按照当地的习俗喝了大量的马特拉酒，这让他很满意，立刻转变了态度，答应借给我们十门大炮，到了最后他又慷慨地加到十八门。这些大炮全是优质上等的大炮，能发射十八镑的炮弹，而且还附带着炮架。我们很快将它们运回，装在建好的炮台上。战争期间，团队士兵每天晚上都在这里轮流值勤站岗警戒，而我和其他成员也像普通士兵一样参与其中。
我在这方面的积极行动得到了州长和议会的赞赏，让他们对我信任有加，经常同我商议各种有益于团队训练的方法。为了团结一切力量，争取到宗教的支持，我提议订立一个斋戒日，以求得到上帝的赐福，推动团队训练的发展。这个建议立刻被采纳，不过这是本州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斋戒，秘书团因无前例可循而没有办法草拟文告。我曾在新英格兰受过教育，而那里每年都要举行一次斋戒，没想到这些知识竟在这里起到了作用。于是，我就按照新英格兰通常采用的格式起草了一些文告，然后将其译为德文，印成两种文字，公告全州。这次斋戒使得各派的牧师们也开始召集会友加入训练，如果和平之日很快就到来的话，我想大概所有的教派都会参加到团队训练中。
我的一些朋友认为我热衷于这些事务会得罪教友会，而州议会中教友会的成员占大多数，这就意味着我将失去对州议会的影响力。有一个年轻绅士，在州议会中认识几个朋友，便想取代我的位置成为议会秘书。他便对我说，议会已经决定解除我的职务，并善意地奉劝我辞职，这样总比被解职要体面些。我曾读过和听过一些公职人员立下的规则：从不谋求职务，也从不拒绝职务。我的回答是这样的，我说：“我十分赞同这些规则，但还需要有一点补充，即我从不谋求、从不拒绝、从不辞去职务。如果他们要将我解职，并将这一职位让给别人，当然他们可以这么做，但我即使放弃了职位，也决不放弃我适时向对手施以报复的权利。”后来，我再没有听到解职一说。次年，在选举中我又像往年一样当选。大概他们不喜欢我跟参政会交往过密，因为参政会总是站在州长那边的。最近，他们因为军备问题经常同州长争执不休，使得议会长期陷入麻烦之中。我如果离参政会远一点儿，议员们肯定十分高兴。不过我不这么做，他们对此也没有办法，因为不能仅仅因我热衷于团体操练的事务就将我解职。
我有理由相信，任何议员在保卫国家的事情上绝不会有任何异议，不过就是别指望他们伸出援助之手罢了。我发现，大多数人虽然反对侵略，却不反对防卫自己，而这批人的数量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围绕这一问题，已经发行了许多小册子，里面包含了正反两方面的观点。其中一些赞成防务的文章是由教友会的优秀成员写的，这些文章说服了不少教友会的年轻成员。
这时，消防队发生的一件事让我了解了队员们的普遍想法。为了购买为建筑炮台而设置的奖券，有人建议动用消防队现有的六十镑存款。不过我们有规定，动用公款的建议提出后，要等到下次会议决定才能通过。消防队共有三十名成员，其中二十二名出自教友会，只有八名是其他教派的。我们这八人准时出席了会议，也想到教友会中应该有人站出来支持我们，不过绝没有想到有这么多。二十二名教友会的成员，只有一名成员即詹姆斯·莫里斯先生公开表示反对这项提议。他对这项提议深表遗憾，因为他坚信，所有的教友会成员都会反对这项提议，而这可能会直接导致消防队解体。我们对他说不会发生这种事的，因为我们只是少数票，假如教友会的成员都持反对意见，那么按照消防队的规则，少数必须服从多数。很快到了投票时间，有人建议开始投票表决，他说这符合规则，但请稍等一会儿，因为很多教友会的成员都会出席会议反对此项议案，等他们都来了才能保证投票的公正。
正当我们争执不下时，有人传话告诉我，楼下有两名绅士希望能跟我说话。我下楼后，发现是教友会的两名成员，他们告诉我附近的酒馆里聚集着八位教友会成员，如果有必要，他们就立即过来投票赞成我们。不过他们还是希望这种事不要发生，因为一旦他们投了赞成票，就会跟长老以及其他教友发生冲突。听到他们的话，我心里有了底。返回楼上后，我们表面上稍作犹豫，然后勉强答应延长一个小时再投票。对此，莫里斯先生认为很公正。结果，他所期望的投反对票的教友一个都没出现，这让他大为吃惊。一个小时过去后，我们照常进行了投票，结果八比一。教友会成员中有八名投了赞成票，另外十三名缺席则表示不打算投反对票，那么真正对防务持反对意见的教友会成员的比例就是一比二十一。这二十一人统统是教友会的忠实信徒，有着良好的声誉，而他们也十分清楚本次会议要决议的方案。
教友会有一位德高望重而又博学多才的罗根先生，写信给他的教友们，宣称他赞成防卫提案，并且强有力地论证了自己的观点。他交给我六十镑购买奖券，说无论中了哪一等奖，都全部用于修建炮台。之后，他还给我讲了一下他的老主人威廉·潘恩关于防御战争的事迹。年轻的时候，他是领主潘恩的秘书，跟着领主从英国乘船而来。当时正值战乱，他们的船被当成了敌船，被一艘武装舰紧紧尾随。船长做好了抵抗的准备，然后转向威廉·潘恩和其他教友会朋友们，表示自己不指望他们来帮忙，他们也不必冒险，可以退到船舱里去。所有人都下去了，只有詹姆士·罗根选择留在甲板上作战，船长于是让他看守一门大炮。后来他们知道，那只紧紧尾随他们的船不是敌船而是友船，因此什么事情也没发生。当罗根先生跑下去将这个喜讯带给大家时，威廉·潘恩严厉地指责了他，认为他留在甲板上帮助防御的行为违背了教友会的原则，况且船长并没有要求他们帮助防卫。罗根在所有人面前遭受如此责备，心中十分恼火，于是回答道：“既然我是您的仆人，为什么不命令我下船呢？当您认为危险降临时，我看您倒是很情愿我留在甲板上抵御敌人。”
我在州议会供职多年，议会中大多数议员都是教友会成员，因此我常常有机会看到这样的场面：每当英国国王下达命令，要他们筹备军费以备战争需求时，他们便处于一个十分尴尬的局面，因为这与他们反对战争的原则是相违背的。他们不能得罪政府而断然拒绝，但又不肯违背教规而失信于教友。于是，他们只能找出各种借口来推托，实在推托不掉时，就用各种托词加以掩饰，最后往往以“为国王所用”为借口拨款，至于究竟用到了哪里，没有人再关心。
如果要求拨款的命令并不是来自国王，那么以上这个借口就不适用了，便得另想他法。比如，当需要火药时（我想这是给路易斯堡守军用的），新英格兰的州长便请求宾夕法尼亚州给予支援。于是托马斯州长敦促议会通过这项决议，因为火药对战争来说是必需品，但议会绝不会同意拨款去购买火药，他们最多只能投票赞成支援三千镑，这笔款由州长自己掌握，但必须用于购买面包、面粉、小麦和其他粮食。参政会的人劝州长不要接受这笔款项，因为这并不是他想要的东西，接受它只能让自己颜面扫尽。但州长却回答说：“我当然要拿这笔钱，他们的意图我再清楚不过了，所谓的其他粮食即是火药。”于是，州长拿着那三千镑购买火药，也未见任何人反对。
从这件事中我得到了启发，在消防队里，当我们担心购买修筑炮台的奖券的提议不能通过时，我就对队里的一位朋友辛格先生说：“假如我们的这项提议不能通过，那么就另外提一个新的，说用这笔钱来买灭火器，这样教友会的人肯定不会反对。”于是我们两个组成一个购买委员会来办理这件事，然后堂而皇之地买回一台大炮，因为大炮就是灭火器①（灭火器和大炮在英文中为同①此处原文是“fire-engine”，意思是“救火机”，即灭火器。但如果照字面解释，也可说是一架“火机”，即大炮。
一个词）。他说：“我明白了，你在议会这些年真是长进不小，这一语双关的提案跟‘小麦和其他粮食’如出一辙啊！”
教友会之所以总是处于这种尴尬的局面，是因为他们曾确定并公布了这样一条教规：凡战争即非法。教规一旦宣扬出去便很难再推翻，尽管他们很有可能已经改变了立场。这让我想起了另一个教派，它的做法就十分谨慎，这就是浸礼会。教派成立不久，我就认识了它的创始人之一迈克尔·韦费尔。他曾向我诉苦，说他们是如何受到其他教派的排斥和诽谤的，虽然很多人对浸礼会一无所知，却指责浸礼会有着令人憎恶的教义和行为。我安慰他说，任何新教派成立初期都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并建议他最好能发表一篇文章，将他们的信仰和教规写出来，这样就能消除这些恶意中伤。他说他曾提出过这个建议，但没有得到大家的同意。至于理由，他这样说：“当初我们聚集起来成立这一教派，是上帝启迪了我们，点亮了我们心灵的智慧，让我们看清了原来信奉的真理事实上却是谬误的教条。上帝不时地给予我们教诲和指导，这使我们的教义得以不断改进，谬误不断减少。现在，我们不敢肯定已经达到了心灵之学或神学理论的顶峰，因此担心一旦将教条公布，就会受到它的限制和束缚，进而不会再有提高。而我们的后人更会如此，认为先人确立的教条神圣不可侵犯，因此更不敢越雷池半步。”
一个教派能做到如此谦逊，我想这在人类历史上恐怕都难以找到。其他教派总是认为自己已经掌握了全部真理，如果谁与他们的观点不同便是大谬和异端。这就像一个人行走在大雾中一样，走在他前面的人看上去被迷雾包围着，走在他后面和两边田野里的人也同样被迷雾包围着，只有那些靠近他的人才能被他看清，其实他不知道，自己在别人眼里一样被浓雾包围。教友会遇到的种种尴尬境地，让他们常年面临着两难的选择。最近几年，他们已经逐渐淡出议会和政府公职，因为他们宁可选择放弃权力，也决不放弃教义。
走近科学和教育
按照时间顺序，我早该讲一讲发生在一七四二年的一件事了。那一年，我发明了一种能使屋内变暖，又节省燃料的炉灶——开炉，之所以节省燃料，是因为当冷空气进入时就已经被加热了。我做了一个炉子模型，并把它当作礼物送给了老朋友罗伯特·格雷斯先生，他有一个制铁厂。随着炉子的需求量不断增加，他发现为这种炉子生产铁板是十分赚钱的买卖。为了扩大销路，我还发布了一本小册子，标题就是《新发明的宾夕法尼亚州的铁炉说明书》，书中特别阐明了炉子的结构和使用方法；在室内取暖方面无可取代；凡有疑必答，有任何异议必解释，等等。
这本小册子起得了良好的市场反应，托马斯州长对我所描述的炉子的结构十分有兴趣，于是答应给我几年的专利，而我基于以下原则谢绝了。我始终遵循这样一个原则，即既然我们已经从别人的发明中得到了极大的便利，现在就应该为自己做出的一点儿回报而感到高兴，因此，应该将发明无偿奉献给社会。
伦敦有一个铁器商人从我的小册子中剽窃了不少东西，之后，他稍加改造就宣称这是他自己的发明了。不过，因为对炉子的结构做了些许变动，也就影响了炉子的使用效果，但这还是让他在那里取得了专利权，发了一笔小财。这并不是我被窃取发明的唯一案例，尽管有些人并没有成功。我从来没有想过要为此争辩，因为我也没有指望通过专利谋取利益，我本身就讨厌这样的争辩。总之，这种炉子在家家户户得到了广泛的应用，甚至推广到了本州以外的其他殖民地，为居民省下了不少木材。
战争结束后，我们的防务团队也就结束了训练，现在我又有精力投身于办学院这件事上了。第一步，我先邀请了一些热心的朋友，其中大多数都来自“君托社”；第二步，我撰写并印发了一本名为《宾夕法尼亚青年教育之建议》的小册子，然后将这些小册子免费送给当地有地位的人士，等过一段时间，我认为他们已经仔细阅读完小册子并在心理上做好准备后，便开始为筹办学院募捐。捐款每年交一次，五年内交清。争取这种分期交款的方式，我估算着募集的款项会多一些。事实上的确如此，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所募集到的款项总额不下五千镑。
在建议书的序言部分，我做了些说明——兴办学院的提倡者并非是我，而是一些热爱公益的绅士们。这是我另一条办事原则，即凡是公益事业，我会尽量避免向公众宣布我是某项公益事业的发起人。
为了尽快落实这个计划，捐款人从他们中间选出了二十四个理事，又指定了两个人起草学院管理的章程，一个是我，另一个是检察官弗朗西斯。章程起草完毕后，大家签字通过，然后租房子，聘教师，学院就正式开课了。我想，这大概也是同一年（一七四九年）的事了。
学生的人数正在不断地增长，我们租赁的校舍很快就装不下了，所以只能另外寻找一块地皮，另建校舍了。上帝保佑，我们幸运地得到一座现成的建筑，稍作改建后，便能适用于教学了。这座建筑正是我前面提到过的，怀特菲尔德牧师捐资建造的那个大会场。
应当指出的是，这座建筑是由不同教派的人捐资兴建的。房子和地皮的保管工作由托管委员会负责，当时事情办理得很谨慎，没有让任何一个教派占据优势，为的就是避免日后有的教派利用此种优势而将建筑独占，这不符合当初修建的意图。因此，当时是由每个教派提名一人出任理事，即英国国教一名、长老会一名、浸礼会一名、兄弟会一名，等等。如果出现了死亡空缺，将由捐款人在该教派中补选一位继任人。后来，兄弟会因为跟其他教派不和，在兄弟会的理事死后，他们便决定不再推选这个教派的人做理事。可这又面临另一个难题了，即在选举新理事时如何避免同一个教派有两名理事。有几个被提名的人均因为上述原因而没有获得通过。最后，有人提名我。他们大概看到我是个诚实的人，又不属于任何教派，这两条足以让他们说服所有人选我担任理事。
那时，大家早没有了修建这座建筑时的那股热情，理事们再也无法募捐到新的款项来维持地皮的租金，以及偿还当初建房时欠下的债务，种种问题让他们感到棘手。而现在，我成为两个委员会的理事，一个是这座建筑托管委员会的理事，另一个是学院管理委员会的理事。这十分有利于同双方的理事会进行商洽，使他们最终达成协议。根据协议，这座建筑的托管委员会同意将它转给学院管理委员会，所有债务也一并转移；这座建筑在改为学院后仍然会保留最初的建筑意图，即开辟出一个大房间用来供外来传教士布道使用；同时，还要开办一所免费学校，供穷苦人家的孩子接受教育。
双方据此签订了书面协议，在偿清债务后，学院便接手了房产。我们将高大的厅堂分为上下两层，每层隔出若干个房间作为教室，又在周围购买了几块地皮，将环境尽量改造得符合教学所需。学生们随即搬进了这所新学院。而召集工人、置办建材以及督促工程等操心事和棘手事则一股脑儿地落在了我的身上。不过我倒是乐此不疲，因为这并不妨碍我的私人业务。一年前，我跟踏实能干且勤奋诚实的大卫·霍尔先生合伙经营，我对他十分了解，因为他曾经为我干过四年。他从我那里接管了印刷店事务，定期送上我应得的分红。我们的合作持续了十八年之久，双方都很成功。
一段时间后，学院管理委员会领到了政府颁发的执照，组成了社团。由于英国方面的捐款，学院的基金增加了不少；由于领主的捐赠，学院的土地也扩增了不少；州议会也下拨了不少资金。就这样，我们的费城大学建成了。从它的建立之初，我就是理事之一，到如今已经过去四十年了，看到众多青年从这里走出来，成为声誉卓著和对社会有用的人才，我感到无比的欣慰。
之前我说过，我已经从私人业务中解脱了出来，而且手头已经有了一笔财产，虽然数目并不巨大，但也足够了。这时候，我便开始利用空闲时间进行哲学研究和休闲娱乐活动。我购买了全套的斯宾塞博士的仪器，兴致勃勃地做起了电学实验。斯宾塞是从英国前来讲学的。不过闲暇下来的我却被公众抓住不放，要我为他们服务，政府各部恨不得让我同时为他们效力。州长让我进治安委员会；市政会议选我当市政会的议员，后来又选我当参议员；多数市民选我当州议员，以便在州议会中代表和维护他们的权益。我对州议会议员一职倒很有兴趣，因为作为州议员的秘书，我已经厌烦了坐在那里听议员们的辩论，我不能加入任何一方，只能在纸上乱画圈圈框框以解烦闷。我想我成为议员后，就有了发言权，这样就能做更多好事。当然，我并非对这些提拔无动于衷，还是感到很骄傲的。想到我出身卑微，这些提拔对我无疑是非常重要的，尤其令我骄傲的是，这些靠的是我个人的努力和公众的信任，而不是靠投机钻营得来的。
我在治安委员会干了一段时间后，参加了几次庭审，旁听了别人审理案件的过程，发现我所掌握的法律知识不足以让我担此重任，我就渐渐退出了这项工作，所找的借口就是州议会还有重要的立法工作要我去做。这十年来，我每年都当选为州议员，而且没有一次要求公众为我投票，也从未直接或间接地表达过当选的愿望。在我当了州议员后，州议会秘书的职务便由我的儿子担任。
第二年，由于要同印第安人在卡莱尔签订条约，州长便给议会发函，建议从州议会中提名几位议员和参政会成员组成一个代表团去签约。州议会指定了议长诺里斯先生和我，我们奉命前往卡莱尔，见到了印第安人。
印第安人酷爱喝酒，不醉不休，喝醉之后又变得吵吵闹闹，场面一片混乱，于是我们对他们下达了严格的限酒令。他们对这项限制措施抱怨纷纷。这时我们便告诉他们，如果能在谈判期间不饮酒的话，条约签订完成后，我们将提供给他们足够的甜酒。他们同意了，因为在谈判期间他们也的确买不到酒，这让谈判进行得非常顺利，双方对结果十分满意。之后，他们就跟我们要酒喝，我们慷慨地送给了他们许多酒。那是一个下午，大约有一百个印第安人，包括男人、女人和孩子，聚居在城外一个临时搭建的方形木屋里。到了晚上，我们听到那里人声鼎沸，便同代表团的成员们一起去看个究竟。到了那里，发现他们在广场中央燃起了篝火，全都喝得酩酊大醉，男人和女人们争吵着、殴打着。借着篝火的光亮，我们看到他们半裸着黝黑的身躯，举着火把，口中发出可怕的怪声，互相追逐厮打，简直就是一派人间地狱的景象。打闹声一直持续了很久，我们便回到了住处。到了午夜，一群印第安人来敲我们的门，向我们索要甜酒，我们不予理睬。
到了第二天，大概是酒醒之后，他们终于发现自己有失体统，并冒犯了我们，就派了三名长老向我们道歉。不过他们居然把罪魁祸首归为甜酒，接着又为甜酒开脱罪名，说：“伟大的神创造了各种东西，每一样都有它各自的用途，既然造出了一样东西，我们就应该把它的作用发挥出来。神创造了甜酒，而且说‘这酒是给印第安人喝醉用的’，所以我们当然要遵旨行事。”的确，假如上帝的旨意是想要消灭这些野蛮人，而为拓荒者空出位置的话，那么甜酒用于这个目的大概没有什么错，因为之前沿海一带的那些部落已经被酒消灭掉了。
城市的医疗和卫生
一七五一年，我的一位好朋友托马斯·邦德医生想在费城创立一所医院（这个计划十分有益，人们后来将它归功于我，其实最初提出设想的是他），用来接受和治疗无钱看病的患者，不管他们是本州人还是外地人。邦德始终积极而热情地为这项事业筹款，但这个计划在美洲还是个新生事物，人们并不了解它，因此并没有取得什么进展。
最后，他来到我这里，对我进行了一番恭维，说少了我的参与，没有哪项公益计划会成功。他说：“每当我向别人募捐时，他们总要问，‘这事富兰克林参与了没？他是怎么想的？’当我告诉他们还没有同你商议时，他们就放弃了捐款，只是说会再考虑考虑。”于是，我认真地向他了解这项计划的性质和益处，并且从他那里得到了满意的答案和说明。接着，我不但自己捐了款，而且热心地为他设计募捐的方案。我的做法一般是这样的：在募捐之前，我会设法围绕这项计划在报纸上撰写文章，好让人们有一个心理准备。这次他把这个步骤省略了。
一开始，人们纷纷慷慨踊跃地捐资，但没过多久就越来越少。我看这大概是因为少了议会的帮助，这样下去是不可能筹集到足够的资金的，于是我提议议会拨款，议会同意了。不过，代表乡村的议员们却不赞成拨款，他们反对建设医院的计划，认为这仅仅有利于城市人，应该由城市市民支付这方面的费用，而且他们怀疑城市市民是否也赞同这一计划。我提出了相反的观点，认为人们对这项计划相当支持，筹集到两千镑的捐款是不成问题的，但他们却对此表示怀疑，说我对此高估了。
面对这个局面，我想出了一个办法，请求议会通过一项提案：让捐款人组成一个社团，并按照他们的要求拨出若干资金。州议会之所以答应提出这个议案，是因为他们考虑到一旦多数人不赞成它，还可以在议会上将其否决。我的目的则是提出一个重要条款作为附加条件，这个条款是：经本议会决定，该项目的捐款人必须开会选出经理和财务主管，并筹集到若干基金（把该基金的年利息用于在医院就诊的穷苦病人的住院费、伙食费、护理费、诊治费、医药费等）。如果议长对筹集到的资金数额感到满意，那么议长应将这项提案视为合法，并签发命令通知州金库支付两千镑。这笔钱可在两年内付清，用来支付医院的创立、修建、装备等费用。
这一附加条件使议案得以通过。那些原先持反对意见的议员认为，既然不破费分文就能获得一个乐善好施的美名，何乐而不为呢？于是投了赞成票。在募捐时，我们故意向人们透露议案中那个附加条件的条款，这无疑也是一种动力，因为每个捐款者都好像捐了两倍的金钱。这样，附加条件的条款在两方面起到了推动作用，捐款金额很快就超过了所需数字。我们将它上报给议会，也得到了议会的捐款，建造医院的计划终于得以实现了。很快，一座方便、美观的建筑就建成了。经过长期的实践检验，医院确实十分有用，直到今天仍然在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我想，在我一生所有成功的计划中，没有哪一项比这件事更让我愉快的了。现在想想这件事如此成功，就不必计较当时所施展的一点儿小诡计了。
正在此时，又有人造访我，向我提出了一项计划，他就是吉尔伯特·泰龙特牧师。不过他是想请我帮忙募集资金来建造一座新教堂。这座教堂是用来供长老会的教友，也就是以前追随怀特菲尔德先生的信徒们聚会用的。我不愿因频繁的募捐而招致市民的反感，便拒绝了他的请求。但他还是不甘心，希望我能根据自己以往的经验，列出一份慷慨大方又热心于公益事业人士的名单。但我不想让这些好心人刚刚赞助过我之后，又遭受其他募捐者的纠缠，这么做实在太不仗义了，于是我也拒绝了这个要求。最后，他说至少能从我这里得到一些建议。我说：“这倒可以。首先，我建议你去拜访那些你认为会捐款的人，向他们募捐；其次，你带着已捐款人的名单，去找那些你不确定是否会捐款的人，给他们看名单，然后请他们募捐；最后，不要放弃那些你认为肯定不会捐款的人，因为其中总有一些人，你会估计错误的。”他听了十分高兴，连连向我道谢，说一定会按照我的方法去做。果然他成功了，他向每一个人募捐，获得的捐款金额甚至超出了原计划。于是，他用这笔钱在拱门街建造了一座气势恢宏的教堂。
费城虽然规划得井井有条，又颇具美观，街道宽阔且横平竖直，两街相交呈直角，不过街道的路面却因长期缺乏修缮而成为整个城市的败笔。每到下雨天，沉重的车辆驶过街道后便留下深深的碾印，大街立刻变为泥淖，路人很难通行；而在干燥的日子里，则尘土弥漫，令人呼吸困难。我住在泽西市场附近，每当看到居民们小心翼翼地踩着泥浆去购买日用品的情形时，心里就十分不快。最后，市场中央终于铺上了一条砖路，在市场里面。人们能保持脚下的干净，但在去市场的路上仍旧会沾满泥土。我同其他人讨论了这个问题，又写了一些文章，终于起了点儿作用，至少住宅前的街道两旁铺上了砖，一直通向市场。这样，行人从居民区走到市场就比较方便了，再不会把鞋子弄湿或弄脏。不过街道的其他地方并没有铺上砖，当马车从泥泞的地方行驶到这里时，又会把泥土带过来，很快，铺上砖的路又成了烂泥滩。不要指望有人清理这些泥土，因为城市从来没有清洁工。
经过几番查访，我终于找到一个贫穷但勤劳的人，他愿意从事街道清扫的工作，且答应每周清扫两次，还负责将垃圾从居民的门前清走，他的酬劳是每周六便士，由每户每周支付。然后，我为此写了一篇文章，指出这笔小小的费用就能改善和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比如，鞋子不再带一大摊泥土回家，这就保证了室内清洁；顾客很容易就能走进商店，店家就会有更多生意；刮风的时候，也不用担心店里的货物上落满沙尘，等等。然后，我将文章印好分发出去，保证每户都有一份。一两天后，我便挨家挨户去问是否同意支付六便士，大家最后一致同意。在那段时间里，垃圾清运的工作进行得十分顺利。城内所有居民都因为市场周围干净的路面而感到心情舒畅，这件事给所有人带来了便利。于是，一个更大的想法在大家心中萌生：为何不将城市所有的道路都铺起来呢？他们十分乐意为这个项目纳税。
过了一段时间，我就草拟了一份城市铺路计划的议案，将它提交给议会。这是在我去英国之前，大概是一七五七年的事。直到我离开后，这个议案才通过，但在平定税额的方式上做了些变动，我不太赞成这些变动。不过议案中附加了一个设置路灯的条款，这是一个不错的想法。这要归功于一个平民百姓——已故的约翰·克利夫顿先生，他率先在自家门口装了一盏灯，使得大家看到了路灯的实际效果。这盏灯令人印象深刻，于是有人提议应当把全城都照亮。
有人将这项公共事业发起人的荣誉给了我，其实这项殊荣应该给克利夫顿先生，我不过是照他的样子，在改变路灯的形状方面提供了一些意见。我们的路灯在形状上与之前从伦敦购买的灯有所不同。伦敦那种球形灯存在种种不便：灯的下面不通空气，一旦灯内进了烟雾也无法从上面排出，只能在灯罩内打转，最后吸附在灯罩壁上，很快就让灯光变得暗淡。这样，你就必须每天擦拭灯罩，擦拭的过程中难免碰坏，如此一来，整个灯罩就成了摆设。因此，我建议灯罩由四面平板玻璃拼成，上面装上长烟筒以便排出烟雾，下面留下缝隙用来通气，促使烟雾上升。这样一改进，灯罩就能保持干净，不会出现像伦敦那样照不了多久就暗淡下来的情况。我们的路灯彻夜长明，就算偶尔碰坏一块，也不过是换一块玻璃那么简单。
我有时会感到十分纳闷，伦敦沃克斯霍尔街区的球形灯下面有一个小孔，因此能够有效地保持灯的清洁，伦敦人为何不能从这一点受到启发，在他们的路灯上也开个底孔呢？不过，这些小孔其实另有用途，他们将一条麻线穿过这些洞，使得火焰能够迅速通过灯芯。除此之外，他们没有想到这个可以起到流通空气的作用，这就使得伦敦街道上的灯在点燃几个小时后就会变得十分暗淡。
这个小小的改良让我想起了一桩往事，即我在伦敦时，曾向福瑟吉尔博士建议过一件事。福瑟吉尔博士是我认识的人当中最为杰出的一个，他是一位公益计划的卓越倡导者。我见过伦敦的街道在晴天时从不打扫，灰土积少成多，到了雨天，石砖路也就变成了泥浆路，行人寸步难行。几天后，泥浆越积越多，越来越厚，只有穷人会用扫帚扫出一条小道来，其他街道仍旧不可通行。最后，实在没办法了，人们才会花费很大的力气将泥土铲起来装进马车里运走。走在凹凸不平的道路上，车上的泥土又会从两边纷纷落下，令人很是恼火。那么到底为什么不清扫街面呢？原来是街道的商铺和住户怕扬起的灰尘飘进自己的店里和家中。
其实，清扫街道未必需要很长时间，我也是通过一件偶然发生的事才知道的。一天早晨，我在克莱文大街的寓所门口，发现一位穷妇人拿着一把桦树枝做的扫帚清扫街道，她看上去苍白、羸弱，像大病初愈一般。我上前问她，是谁雇她在那里清扫的，她回答：“没有人雇我，因为我很穷，在富人家门前扫地，是希望他们能施舍给我些什么。”于是，我让她把整条街清扫一遍，然后付给她一先令。当时是九点整，到了十二点，她便来向我要钱了。我当时有些怀疑她是否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这项工作，因为我看她开始干活时动作很慢。我便派了一位仆人前去检查，仆人回来向我报告说整条街清扫得十分干净，所有灰尘都堆放在街中央的阴沟中，下次下雨就会被冲走。这样一来，不管街道还是阴沟都会变干净。
那时我就在想，既然一个年老体弱的妇人只花三小时就能清理完一条街道，那么一个正当壮年的男人大概能在一个半小时内完成这项工作。这里我要补充说明一点：在那条狭窄的街上，中间一条沟要比街两边各有一条沟便利许多。因为在雨天，街面上的雨水会从两边汇集到路中央，然后形成一股强大的水流，把留在阴沟的泥土冲刷干净；但如果分成两条沟，那么汇集的水量就不足以冲刷泥土了，只能使泥土变成泥浆。这样，车轮和马蹄就会将泥浆带到人行道上，弄得满地肮脏湿滑，有时泥浆还会溅到行人的身上。
这些情形让我向那位仁慈的博士提出以下建议：“为了更有效地清扫街道，保持伦敦和威斯特敏斯街道的干净，我建议雇用一批清洁工人，同他们签订合同，让他们在晴天清扫街道上的泥土，雨天将积土刮掉，每人可以承包几条街道和附近的小巷。可以提供扫帚和其他工具给他们，让他们将这些东西放在固定地段妥善保管，以便给穷苦人使用。
“在干旱的季节，清扫工作应该在商店和住户开门之前完成，然后每隔一段距离便将清扫出来的垃圾堆起来，最后再由清洁工装车运走。泥土堆积起来后，应该避免车轮和马蹄碾踏，以防止再次使泥土四处飞溅。配置的清洁车不应该是那种高高地放在车轮上的马车，应该是放置于低矮的滑轴上的车。滑轴的底盘应该做成格子状，上面铺上一层稻草，这样泥水就可以透过稻草渗透下去，而泥土仍然保留在车上，另一方面也大大减轻了车身的负重，因为泥土的主要成分水已经渗下去了。马车应该在离泥土堆积之处较远的地方放置，先用手推车将泥土送到马车那里，等泥土沥干水分之后再由马车运走。”
这条建议的后半部，不知道是否具有可行性，因为有的车道很窄，要找一个不碍事的位置来停放沥水车，实在有些困难。但我认为建议的前半部分还是可行的，即要求在商店开门之前将垃圾清理干净，这在夏季是行得通的，因为夏季的天很早就亮了。记得有一次，我在早晨七点钟沿着河滨街和舰队街散步，那时太阳已经出来三个小时了，天色已经大亮，却没有一家商店开门营业。伦敦的居民宁愿点着灯干活，也要在日光下睡大觉，还抱怨蜡烛税太高，油烛价格太贵，听起来真是荒唐可笑。
有人大概认为这些琐事不劳费心，但是一旦起风，那些灰尘就会吹进人们的眼中和商店里。如果这还算微不足道的小事，那么在人口众多的城市里发生同样的事情，而且屡次出现，那这件事就显得意义非凡了。这时，他们若再去指责那些总拿小事做文章的人就显得过分了。人类的幸福，并不在那些千百年难遇一次的大事件上，而是由每天日常生活中点滴的利益积累而成的。
如果你能教一个贫穷的人学会自己修面，并把剃刀妥善保管好，这比送他一千个畿尼更能让他幸福。因为你给他的那些钱，转眼间就会花完，而剩下的只能是对冲动花钱的懊悔。但如果他自己学会了刮胡子，那么不但可以省下请理发师修面的费用，而且可以省下等待修面的时间，同时还避免接触到理发师那脏兮兮的手、令人难以容忍的喘息声以及迟钝的刀片。他可以在自己家中，选择任何方便的时候刮胡子，不受时间限制，更能享受用锋利的剃刀刮胡子的乐趣。
我正是怀着这样的感情，有些冒昧地提出了以上建议，目的是给这座城市的建设带去些许有益的启发。我热爱这座城市，在这里愉快而幸福地生活了许多年，我还希望这些启发对美洲的其他城市也有用。
美洲邮政局局长曾一度聘请我做审计员，审查几个分局并调查一些邮政职员。这位局长于一七五三年去世，之后，我和威廉·亨特先生共同继任了这个职位，是由英国邮政总局局长发来的任命书。在这之前，美洲邮政局从来没有向英国邮政总局缴纳过钱物，假如我们能为邮政局多盈利六百镑，那么这笔钱就可以被我们两个人平分。为了这个目的，我们很有必要大刀阔斧地进行一番改革。
当然，在一开始，这些改革是不可避免地要花些钱的，所以在头四年，我们为邮政局投入了九百多镑，但不久之后，我们便得到了补偿。后来，我被一位任性的大臣撤了职。在撤职之前，我们上缴给英国国王的纯利润相当于爱尔兰邮局的三倍，但自从我被随意撤职以后，他们就再也没拿到过一文钱了。
由于邮局方面的事务，让我有机会去了一趟新英格兰。在那里，剑桥大学主动授予我文学硕士的学位；之前，康涅狄格州的耶鲁大学也主动给我颁发过这类荣誉。从没有上过大学的我，却获得了如此殊荣，这全要归功于我在自然哲学中对电学理论方面所做的改进和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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