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首义第一枪
1907年,同盟会在湖北新军中建立了三十多个革命小团体。
1908年组成了湖北新军同盟会,成员遍及各标营。同年底,军队同盟会改为群治学社,由重视军官转向重视士兵。群治学社后来改为文学社,以“联合同志研究文学”为名掩护革命活动。
共进会由张百祥、孙武等于1907年在日本东京成立,以同盟会的纲领为纲领。1909年在汉口日、法租界建立了共进会机关部,由联络会党转向运动新军。
1909年,同盟会派谭人凤到湖北、湖南开展革命工作。1911年夏,谭人凤受黄兴委托,在武昌黄土坡开设酒楼。黄土坡位于武昌新军工程八营和炮八标的驻地之间,该酒楼成为新军中革命党联系的据点。
此时,武汉驻军主要有新军第八镇、新军第二十一混成协,另有巡防营、水师营等旧军。在新军中,绝大多数营队有革命党活动,近两万人的湖北新军中,参加革命组织的将近三分之一。
1911年7月31日,中部同盟会在上海湖州会馆召开成立大会,陈其美、宋教仁、范光启、吕志伊、谭人凤等二十九人与会。这次大会确定了由湖北省城首先发动,周围各省起而响应的起义方针。
四川保路运动的发动和迅猛发展,在全国各地引起了极大震动。对湖北影响更大。1911年7月,湖广总督瑞澂奉命将第八镇部分军队调往四川、湖南等地镇压保路运动,武汉地区兵力空虚,对发动起义极为有利。
经谭人凤斡旋,两个革命组织共进会与文学社于1911年9月14日实现了联合,建立了统一领导武装起义的指挥部。9月24日,革命党人在武昌胭脂巷机关开会。会议确定了起义日期,推举蒋翊武为湖北革命军总指挥,孙武为参谋长。
蒋翊武,生于1885年,湖南澧州人。1905年在上海加入同盟会。1909年入新军四十一标三营左队当兵,参加新军中的秘密组织群治学社。后群治学社改名文学社,被选为社长。
孙武,生于1880年,湖北夏口人。1905年加入武昌日知会。1908年与焦达峰等在日本东京组建共进会,任湖北主盟。1909年加入同盟会。1911年被共进会、文学社推为主席。
1911年10月9日,汉口。
共进会的负责人、湖北革命军的参谋长孙武正在宝善里22号的楼房中搬移炸弹,准备部署起事,不料他用力过猛,一不小心把一个玻璃管子给撞破了。
“大家小心……”孙武只来得及喊了一声,那玻璃管子内的药水就滴到了炸弹里面,顿时“轰”的一声巨响,当场就把孙武的面部烧得稀烂。
“孙参谋长,你没事吧?”有个人跑上前去,焦急地问道。
孙武感到脸上一阵剧痛,但此时他担心的并不是自己的伤势,他咬着牙关说道:“这一声爆炸声音不小,可能会引来敌人,大家立即分头疏散,决不能让我们即将起义的消息泄露出去。”
“另外,”孙武顿了一下,他觉得嘴巴都有些麻木,已经感觉不到疼痛了,“马上派人通知蒋翊武,让他尽快拿出应对方案,实在不行,就在今晚提前起义,免得许多同志遇到危险,白白牺牲……”
“明白!”众人应了一声,然后立即开始收拾,其中有一人担心孙武以这副样子出去,目标太明显,遂找了一块毛巾盖在孙武脸上,让他装扮成病人,然后出门坐了一辆人力车送往同仁医院就医。
不出孙武所料,很快,听到爆炸声的印度巡捕就闻声而来,他们没有费多少周折,便发现了这个革命机关,并立即通知了清朝的湖广总督衙门。
只是,让孙武没有想到的是,清廷的速度居然如此之快,党人名册和印信很快就被查抄,起义计划彻底暴露,湖广总督立即下令全城戒严,按名册捕杀。
顿时,汉口城门紧闭,屠手四出,一张大网撒向武汉三镇,党人同志均被困于各处,无法互通音讯,生命危在旦夕。
彭楚藩得知此事,即赶至武昌小朝街85号军事指挥部找蒋翊武等人商议。彭楚藩是共进会会员,他从湖北宪兵学校毕业后充任宪兵,因勤于职守,学术均优,被升为宪兵营正目。也正因为他身着宪兵服,所以出入比较容易,也便于传递消息。
听到彭楚藩带来的消息之后,蒋翊武主张延迟举事日期。然而刘复基却霍地拔出手枪,愤然道:“不可!现在形势如此危急,你作为总指挥却犹豫不决,难道真个贪生怕死吗?”
邓玉麟见状,也焦虑道:“被捕的同志都还年轻,恐怕一经刑讯,就会尽吐实情,那时候我们就都活不成了。”
“我岂是个贪生怕死之人?大好头颅,同拼一掷!”蒋翊武热血沸腾,遂决定于夜半发动起义,开始着手商议起义准备、联络等各项事宜。
可是还没等他们商议完,清军巡警就已经破门而入。
慌乱之际,彭楚藩从楼窗跳下,然后径直向外跑去。不过没跑多久,就被几个清兵围在一个巷子里。他身着宪兵服,本可冒充前来拿获革命党人的清方军警,但是他为了掩护其他人转移,遂自称是革命党人,结果与刘复基等人一起被捕。
深夜,湖广总督府开堂会审,先提彭楚藩。
主审官铁忠见着宪兵服,不禁心里暗想:我自己的妹夫是宪兵营管带,宪兵营出了革命党,不仅有可能连累妹夫,就连自己脸上也不好看。
想到这里,铁忠便有意开脱,问道:“你是宪兵,是去捉革命党的吧?”
然而彭楚藩却大笑,说:“我就是革命党!”
铁忠恨其不领自己的情,喝斥道:“你身为宪兵,应知王法;受皇室俸禄,应爱护大清!而你竟敢谋反,该当何罪?”
彭楚藩厉声反问:“所谓俸禄,是我汉族同胞的血汗,吃同胞的饭,为同胞报仇,这是理所当然,何罪之有?”
铁忠听后,大惊,一时语塞,无以应答。
另一个主审官陈树屏见彭楚藩语气强硬,料定不能以刚制刚,遂放缓语气,道:“彭楚藩,你是读书最聪明的人,深知道理,何苦一定要造反,而不惜头颅呢?”
怎奈彭楚藩也不吃陈树屏这一套,反驳道:“你真是糊涂至极,你难道不懂什么叫革命吗?就是要先将自己的头颅作为代价!况且掷我一人头颅而获我四万万同胞之幸福,又有什么好可惜的?”
陈树屏被骂,心里十分不快,便怒道:“你如执迷不悟,罪不容诛;若能认罪服法,可以免死。”
彭楚藩冷笑道:“我既从事革命,个人生死,早置之度外,要杀就杀,何必多言!”
铁忠与陈树屏互相看了一眼,心下已经明白这彭楚藩不可能屈服。于是禀报湖广总督瑞澂,于次日黎明前,将彭楚藩、刘复基和杨洪胜押到督署东辕门内斩首示众。
第二日的太阳还未升起,彭楚藩、刘复基、杨洪胜三人已经被枭首示众,头颅高悬于武昌城的文昌门外。
城内仍旧戒备森严,城门紧闭,到处弥漫着一股肃杀之气。偶有梆子在凝固的暗夜中敲响,伴着吆喝:“慎防孙文乱党,造反如此下场,揭发有功受赏!”
在这吆喝声中,有一队队清军巡逻走过。
蒋翊武和熊秉坤躲在暗处,远远地看着城门上的三个头颅,心里又是痛,又是悲,但更多的还是敬佩。
蒋翊武感叹道:“彭楚藩、刘复基、杨洪胜,他们真是好样儿的!”
熊秉坤早年经商,后来投入鄂军第八镇第八营当兵,加入了共进会,并任该营总代表,独自秘密发展了会员两百余人,算得上是老革命了,可是这一次却难过地哭了出来。良久之后才问道:“现在怎么办呀,总指挥?咱们的名单还在清廷的手中呢,这要再延误下去……”
蒋翊武沉思片刻,然后幽幽地叹了口气,说:“黄兴还没有到,再等等吧!”
“再等?”熊秉坤脸上尽是焦急之色,说道,“再等下去,只怕到时候咱们的脑袋也要挂上去了。”
看见熊秉坤如此忧心,蒋翊武也很无奈,但是他知道,现在并不是最佳的行动时机。他拍拍熊秉坤的肩膀,劝道:“仓促起事,会失败的。”
“那也比等着挨宰好呀!”熊秉坤哀叹一声。
蒋翊武仍在犹豫着,不予回答。
“咚咚咚……”
敲梆子的声音又响了,它敲破了暗夜里阴沉的死寂,敲起了东方的美丽红日,也敲醒了很多人的梦。
1911年10月10日,湖北省武昌城工程八营的军营内,四下里一片森严,仿佛到处都笼罩恐怖阴森的气氛,夜晚静得像死了一样。
一座并不起眼的营房内,一群年轻人正聚在一起小声地商量着。
其中一个脸上还带着稚气的青年开口道:“总代表,咱们到底什么时候动手啊?到时候,我程正瀛可要冲在第一个!”
程正瀛是共进会会员,是工程营革命军第二正队第五支队的队长。这些日子以来,他响应民主革命,秘密联络了许多同志,共谋反清大业。
熊秉坤答道:“同盟会的黄兴黄克强还没有到,蒋总指挥让我们再等等!”
金兆龙微怒道:“彭楚藩、刘复基、杨洪胜都已经被他们杀了,再等下去,我怕这事就闹不成了。”
金兆龙也是湖北新军第八镇工程八营的士兵。
熊秉坤想了想道:“急也没有用,你们先睡吧,等我的消息。”
“睡也睡不着,你去吧,我们等你。”
金兆龙和程正瀛擦起枪来。就在这时,外面忽然响起了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他们还以为是熊秉坤回来了,不但没有装睡,程正瀛反而迎了上去,被破门而入的排长陶启胜撞了个正着。
排长陶启胜个子蛮高,却瘦得像一根棍儿。陶启胜一眼瞥见金兆龙正在擦枪,立刻起了疑窦。本来这两天说士兵们要造反的谣传就多。
“这么晚了,为什么还不睡?擦什么枪?是不是想造反?”陶启胜喝问道。
金兆龙抱着枪,一言不发。
陶启胜将手探入了金兆龙的枕头底下,翻出一本小册子,书名是《革命方略》,乃孙文所著。
这一看还得了,陶启胜顿时两眼冒火,上去一把准备夺下金兆龙的枪,同时口中喝道:“好你个金兆龙,原来你是孙文乱党!把枪交出来!”
金兆龙一跃而起,护着枪道:“奶奶的,陶启胜你个龟儿子再乱动,老子可就对你不客气了。”
陶启胜大怒,对着金兆龙的脸一拳打过来,口中骂道:“你小子这是要造反呀,快把枪给我!”
金兆龙不愿缴枪,与陶启胜扭打在一起,口中大呼:“程正瀛,你个龟儿子没长眼睛啊,还不动手,更待何时?”
程正瀛闻言霍地跃起,举起枪托,猛地砸向陶启胜头部。
陶启胜被砸得脑袋一阵发晕,他见势不妙,猛地一个转身,准备带伤逃跑,他一边逃跑一边大声喊道:“有人要造反了!”
程正瀛面色坚毅,迅速拉开枪栓,对着陶启胜就是一枪,陶启胜应声而倒。
这一枪,如一声惊雷,响彻死一般沉寂的黑夜……
军营大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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