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神木寨守军使者李行云自然不是别人,正是飞腾军使李曜无疑。他只身赴敌营,连哄带打一番,最后单骑从定难军大营慢慢悠悠出来之时,远处一处山坡背面,冒头查探的史建瑭紧张得手心都出汗了,看见李曜那潇洒得仿佛狎妓归来一般的李军使,史建瑭忍不住心中腹诽:“您老倒是快点走啊,背后那是狼窝,万一这时候他们出来人要把你抓回去,我手头就这十几二十号人,救还是不救?”
但李曜显然不是神仙菩萨,不知道史都虞候心中怨念,仍旧慢慢悠悠地骑着那匹马儿往这边走。
背后定难军大营辕门处的箭楼上,一名将官摆了摆手,几名搭弓控弦的士兵一齐收回手中那原本直指李曜后心的箭矢。
“去回禀将军,就说此人走时不急不忙,毫无逃走之状,身份当无异常。”那将官沉声说道。
下头的一位亲兵立刻应诺,匆匆去了。
李曜走得远了,过了山坡,史建瑭领着二十来名探马拥上前来,用李曜自己的坐骑换下出使时骑的那匹劣马,这才有些紧张地道:“军使,某虽浅陋,亦曾闻‘千金之子,坐不垂堂’之说,如今军使乃是大王爱子,今后可再不能做这等亲临险境之事了。”
李曜刚换过马,听了这话,笑道:“大王每临战事,常率轻骑,驰骋纵横于军前,某为大王之子,更不能稍有示怯。再者说,此番出使,某是有把握的,并非胡乱为之,国宝不必担心,如今我们面临的第一要务,便是打好接下来的这一场守城战,我们必须在这一战中,取得一次大胜,这个大胜不已别的什么为目的,唯一的目的就是大量杀伤敌军。”
史建瑭听了,不好多劝,顺着李曜的话头道:“守城的准备方面,都已经按军使的要求办妥,军使可以放心。”
李曜拉过马缰,点头道:“那就好,只要守城战打好了,接下来的胜利,就近在眼前了。”他一边骑马朝神木寨方向飞奔,一边仔细思索,看自己在这次守城上花的功夫,还有没有遗漏的地方。
他很重视这次守城战,前面许多迷惑性的举动,都是为这次预定的“坚守反击战”做准备。因为在他看来,从某种意义上讲,古代的战争史,就是一部城池的攻防史。
几千年来,“攻城拔寨”是历来战争的直接目标和关键动机。随着战事迭起,攻防相生,城池也因此成为最大最重要的战争舞台。在春秋战国时代,诸侯纷争,群雄并起,战争极其频繁,也因此形成了各诸侯国割据自立的多中心城池筑城体系,仅《春秋》、《左传》、《国语》提及的城邑地名就达千余座。据他当年在军事论坛上看过的某个帖子不完全统计,仅战国时期较大规模作战行动就有230多次,其中2/3以上和攻城有关。根据《孙子·谋攻》中“杀士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灾也”的说法推断,在那个冷兵器的时代,攻城往往会伴随着极高、极可怕的伤亡率。但这也同时说明当时的守城战术和器具,必然非常完备和发达。因此,有兵圣之称的孙子,也认为攻城是万不得已的“下下策”,并告诫道:“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
对此,同时代的墨子也持相同观点,并利用自己掌握的“完美守城攻略”,四处推行自己的“非攻”理念。在他的著作《墨子》中第十四、十五卷就专门介绍了守城的装备、战术、要点,共二十篇。虽然后世仅存十一篇,可已经几乎涵盖了所有的冷兵器时代的城池防守之术。
李曜觉得从军事博弈的发展脉络看,历代中原统治者,之所以都特别偏爱建立在城池防守基础上的“非攻”军事防御手段,也许正是得益于筑城技术的高度发达和城防之术的极高效率。于是,专守待敌、后发制人的“筑城防御”军事思想大行其道,并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历史文明的走向。从秦始皇修筑万里长城开始至后世,无论是历代对于长城防线的高度重视,还是二十一世纪时中国人依然用“钢铁长城”来形容我们的国防理念,都足以说明这种以城墙为基础的战略防御思想,对我们的影响是多么重要、多么深远。
当然,这种“被动防御”的军事思想形成,除却“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平和民族性格因素外,还与中原民族的生存环境和经济特征是分不开的。中原民族的农耕经济,自然离不开长江、黄河广大流域的沃土滋养,中原民族已经习惯了定居的安乐和富足,自然不会,也不愿像游牧民族那样游击争斗。而平原之上,无险可守,要守卫自己的领土,保护自己的家园,特别是针对游牧骑兵部队骚扰的最好办法,自然是建造坚固的城墙堡垒。
同时,高大的城墙还能提供防洪水、防强盗、防猛兽等多重安全功能。“四塞以为固”的中国,也因此能够在四四方方的城墙庇护下,码着四四方方的文字,迈着四四方方的脚步,从容又体面地延续着一种辉煌而伟大的黄色文明。
中国人对于城池的偏爱,除却以上诸多因素外,还有一个不能不提的心理原因,那就是自信。这种自信,是建立在人口盛昌、经济繁荣和文明发达的多重基础上。换句话说,筑城的底气在于“建”得起、“防”得好、“守”得住。正如我们喜欢用“固若金汤”来形容防守,或者爱唱“万里长城永不倒”一样,这些都是这种民族集体自豪心理的微妙写照。因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无论是城池的建筑还是防护,都是高技术、高投入的产物,不是谁都能修得起,更谈不上修得足够好。而要消解来势汹汹的侵犯之敌,除却厚厚的城墙外,有着高度文明和发达经济的守城一方,自然拥有更多“后发制人”的技术法宝。
中国早期的城池,绝大多数是土筑,到了明代以后,各地的城墙才开始大规模包砖。因此在中国古代历史的绝大多数时间里,城池都是一副黄秃秃的模样。早在三千年前的殷商时代,我们的先民已经掌握了版筑的技术。所谓版筑,就是筑墙时用两块木板(版)相夹,两板之间的宽度等于墙的厚度,板外用木柱支撑住,然后在两板之间填满泥土,用杵筑(捣)紧,筑毕拆去木板木柱,即成一堵墙。
到了春秋战国时代,版筑的技术更是大大提高,普遍采用悬版夯筑法,即用木棍穿过两侧夹板,以绳索固定取直,中间填土夯实,《诗经》中的“其绳则直,缩版以载”,说的便是这种方法。用这种版筑技术筑成的城墙,比以往更结实,因此可以取消旧法中两侧的护城坡,从而增加城墙的攀爬难度。当时有的城墙还采用土坯(单块土坯尺寸约为1米×0.4米×0.2米)垒砌,上下交错叠压,以此提高墙体的密度和强度。
自春秋以降,中国城池一直采用这种朴素的土筑办法,近两千年过后,大名鼎鼎的元大都(北京)城墙,依然是由夯土筑成。这种土筑的城墙,样子不太好看,而且不太结实,特别是一下雨就会因雨水淋蚀而损坏。当然也有例外,譬如东晋十六国时夏国赫连勃勃大单于修建的统万城,便是土筑史上的奇迹。统万城采用“蒸土筑城”法,即把糯米汁、白粉土、沙子和熟石灰掺和在一起夯筑而成,虽为土城,但具有石头一样坚硬的质地和抗毁力。传说负责施工的叱干阿利大将军要求非常严格,近乎残酷,修建好的城墙,他命人以铁锥检验,凡锥入一寸者,便立刻将工匠杀死,填尸于墙内。在这种疯狂的高压政策下,历时六年修建而成的统万城,建筑质量奇好,“其坚可以砺刀斧”,完全可以和现代水泥相媲美。
不幸的是,这座城目前正在拓跋氏手中。而李曜所需要坚守的神木寨,只是折家以其微薄的能力打造的一座山间小土城。
当然,统万城只是特别的个例,大多数的土城墙,为保证牢固度和强度,只能往高、大、厚上靠拢。譬如两千多年前齐国的都城临淄,城墙宽度就达20米,楚国都城郢的墙厚也有14米之多。在冷兵器时代,这样的厚度,其抗击打能力,足以令人放心。此外,为保险起见,在高大厚实的城墙外,与城墙平行的还有人工挖掘的宽深壕堑(也可以引注河水,成为护城河)。大的都城,城外环周的护沟壕,通常宽度达到30米,深度也在4~5米。
不过,土城也有土城的好处,那就是容易修补。譬如当初安史之乱,李光弼镇守太原时,叛将史思明的大军将至,如果要对方圆40里的太原城进行加固肯定是来不及的,于是他一边率领军民在城外挖掘壕沟,一边命人将挖掘的壕土做成几十万个土砖坯,命令用土坯修筑营垒,哪里被破坏,就用土坯补上。
李曜到达神木寨后,一边是安排那些迷惑性的动作,一边则是暗中对这座不算大的小城池进行改造。他的改造方案,都是有的放矢的,结合了他所知道的许多城池防御经验。
从军事防御的角度看,中国古代城池的构筑,可谓布局精妙,机关重重。在高大的城墙顶部,筑于外侧的有连续凹凸的齿形矮墙,称作雉堞,又称垛墙,上有垛口,可射箭和瞭望,下部有通风孔,用来保护墙体。内侧矮墙称为女墙,又叫“睥睨”,一般比垛口低,起护栏作用,防止士兵往来行走时跌下。此外,城墙内部也都修有环城马路和登城道。
城墙每座城门的正中央,都建有城楼,这是城墙顶上精致美观的高层建筑,平日登高瞭望,战时主将坐镇指挥,是一座城池重要的高空防御设施。而在高大的墙体外侧,每隔一定距离,还会有凸出于墙体外侧的一段,这就是马面(又称敌台、墩台、墙台)。马面有长方形和半圆形两种,因外观狭长如马面而得名。马面的使用是为了与城墙互为作用,消除城下死角,自上而下从三面攻击敌人。它的一般宽度为12~20米,凸出墙体外表面8~12米,间距为20~250米(一般为70米)。
李曜便是按照这种方式对神木寨的城池设施进行改进的。这符合宋朝时陈规《守城录·守城机要》中的记载:“马面,旧制六十步立一座,跳出城外,不减二丈,阔狭随地利不定,两边直觑城角,其上皆有楼子。”在使用冷兵器的时代,这个距离恰好在弓矢投石的有效射程之内。
为了增强马面的防御和战争能力,李曜在马面之上建有敌楼,可以屯兵和瞭望,又可以储藏武器,使城墙的防御性能发挥到最高点。战时既可以利用它外凸和高大建筑的特点,观望敌人,观察敌情,防止敌人迂回城下攻城;又可以凭借敌楼从正面及左右两楼间三个方面的交叉火力,狙击敌人,随时点线相连,编织严密的高空火力网,这是城墙防御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另外,城墙四角的角台,他又命人各建楼橹一座,名为角楼。角楼的朝向与大墙呈135度角,楼的高度、体量介于城楼与敌楼之间,主要用以弥补守城死角即城墙拐角处的防御薄弱环节,从而增强整座城墙的防御能力。战时,角楼内的守御者居高临下,视野广阔,可监控和痛击来自多种角度的进犯之敌。
从军事进攻的角度看,一座城池的最薄弱环节,自然是城门。因此城池的设计者自然会对其加大保护力度,强化其防御能力。规模小一点的城池,一般是设置悬门或吊桥,而大一些的城池,则要设置瓮城。神木寨本是小城,但由于沿河五镇地处紧要位置,折家对其防御还是很下了工夫的,居然筑造了瓮城。
瓮城是建在城门外的小城,又叫月城,是专为保卫城门而设的小城。城外瓮城,或圆或方。视地形为之,高厚与城等,惟偏开一门,左右各随其便。即便敌军攻破了瓮城城门,还有主城门防御,由于瓮城内地方狭窄不易于展开大规模兵力进攻,延缓了敌军的进攻速度,而城墙顶部的守军则可居高临下四面射击,给敌人以致命打击,正是所谓关门打狗、瓮中捉鳖。
如此,李曜在小小一个神木寨,竟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了由城墙、城楼、护城河、马面、敌楼、角楼、瓮城等组成的立体城防格局。
其实一座城池的防御体系强大与否,除却城池的本身建设因素外,当然也与城址的地理选择有着极其紧密的关系。中国古代城池的选址,历来讲究“风水”,抛开迷信的说辞不谈,借天时地利之便,依山傍水,求取兵法上所说的“城有不可攻”的优越守势,自然会取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特别是在敌强我弱的态势之下,这一点尤为重要。在古代战争史上,宋元时期发生的两座城市保卫战:钓鱼城与襄阳城,就颇能说明问题。
李曜如今这座神木寨,与襄阳城相比从大小上自然完全没有可比性,就算比钓鱼城,也小了许多。但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不少设施在李曜的督工赶造之下,还是很快建成。至于地理位置,神木寨除了粮食的自给自足方面不如襄阳城与钓鱼城,其余一些方面,倒是很可一比,这一点前文已经说过,不再赘述。
正因为这些准备工作基本都已就绪,所以李曜今天才会亲自假作军中幕僚,前往定难军大营激怒对手,使得他们不得不发兵来攻,而且是大攻特攻,拼命的攻。至于李曜最后偏偏又送上礼物,那却是另外的考虑了。那两名佳丽,原是失了族人的党项小族之人,辗转来到神木寨操持皮肉生意。李曜派人去找来她们时,她们一听是要将她们送给拓跋贵族,喜不自禁,连连感谢。至于横刀,李曜麾下配备的横刀随便找一把,就能拿去跟拓跋思恩说“此乃神兵利器”。送他们二人这些礼物,正是要他们“猜到”李曜军中军心不稳,因为惟其如此,他们才会更加放心的来攻伐,毕竟军心不稳之下,再坚固的城池,也说不定能一战可下,谁能放弃这种机会?何况是被李曜各种手段迷惑了这许久的定难军高层?
眼下李曜所要做的,就是再次清点和临时督造防守利器。只可惜火药类的产品如今还没有多少进展,否则李曜一定不介意从城楼上以炮车来发射点燃的火药包……当然,现在虽然没有火药包,甚至手榴弹也没能制造出来,但军械监对于守城利器床弩的改进,李曜经过多次检验,还是很放心的,他相信他引导那些工匠大师们进行的连发床弩,一定会让拓跋氏非常非常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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