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林木森出生于一个中央大企业的领导家庭。
父亲林仲仁是湖兴城人，家居小西街，祖父是丝样技师，替丝绸厂刻制印染丝绸花绘图案。湖兴是个商业城，市民男儿十六岁前都要学习“作生意”，学作生意是学作人。林仲仁国小毕业就去丝绸行学徒。经亲朋介绍引见，由铺面担保，行三跪九叩大礼，从替师傅“倒夜壶”学起，先做店内杂务。工作辛苦，没有工资；每月给点理发、洗澡钿，一年冬夏两身衣服钱，过年有一个光洋“压岁红包”。待能上柜作买卖，“抗战”爆发，不到二个月，丝绸行倒闭。日寇轟炸了湖兴小西街，祖父被炸死。林仲仁不得不为生计四处谋生。
湖兴位于太湖南岸，地处江浙皖三省交界，是一座具有二千多年历史的江南古城。楚考烈王十五年（公元前248年），春申君黄歇徙封于此，在此筑城，始置菰城县，以泽多菰草故名。隋仁寿二年（公元602年），置州治，以滨太湖而名湖兴，湖兴之名从此始。湖兴山水环绕，物产丰盛，丝绸为大宗，稻、藕、鱼、菱次之。湖兴虽非通商之埠，“耕桑之富，甲于浙右”， 成为当时国内最大的蚕丝商埠，造就出了全国最大的丝商巨富群体。而市面极盛，人烟稠密。
巨大的财富必然会造就文化，影响社会，结缘政治。湖兴是清末“革命党人”活跃的地区之－。“辛亥革命”时，湖兴涌现了陈英士、被中山先生称为“民国奇人”的张静江等众多的辛亥革命的功臣、同盟会主要骨干及革命志士；革命成功，名门望族里自然有了国民政府的达官贵人。旧中国的“四大家族”之一陈氏兄弟便是湖兴人士。“七七事变”后不久，日本侵略军在攻占上海后，便分兵进攻南京、杭州，在这中间又向湖兴进发。政界官僚纷纷“固守大西南”，举家迁往“陪都”重庆。人可走，家业搬不动。于是请人看家护院。经姨姐夫陈子龙介绍，林伯仁到城南朱府作了“护院”。 1937年11月24日，日寇轟炸了小西街，湖兴城沦陷后，日本人烧杀掠夺，欺行霸市，挠得人心惶恐，终日不安。却对国民政府的官僚家产，秋毫无犯。
次年，日本人找到朱府管家，说，“皇军欢迎朱先生回南京。为更好地保护朱先生的家产，决定由城南警察局负责‘朱府’的安全。现拟定二个方案，一是由城南警察局派人直接进驻，二是由朱府护院组建成‘派出所’，编入城南警察局。”朱府管家找护院商量，护院已得到“指示”，同意第二方案。林仲仁等人便穿上了“黑皮”，却积极会同湖兴的社会团体，支持“国民党湖兴流亡政府”和由“**浙西特委”领导的湖兴县抗日自卫大队，作了许多“抗日救亡”的工作。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新四军”奉令北上；林伯仁因妻儿拖累，继续留在了朱府。朱先生返回南京后，为洗脱“朱府护院‘变节’的汉奸嫌疑”；他让朱府管家真真假假地编凑了一套“抗日功绩”，把“朱府列为‘中统’的‘地下交通站’；护院们成了交通站的‘别动队’”，受到了“南京”的嘉奖。并以“抗日英雄”授予了护院们尉官军衔。朱先生本想请林仲仁接任朱府管家；林仲仁谢辞，只请他介绍一份工作。
一九四六年，经朱先生介绍林仲仁以“‘抗战’退役军官”身份，到武昌机械工厂作庶事；一九四八年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一九四九年“迎接解放，参加‘护厂’”， 表现突出。一九五一年，在党的培养下，他担任了工厂人事科长。一九五八年调湖南湘潭筹建新厂，担任工厂人事副厂长。
林仲仁是“四清”运动被揭发有“重大历史问题”而被“审查”的。据朱府管家交代；“朱府是‘中统’的地下交通站；林仲仁等人是交通站别动队员。”尤为重要的是他揭发，林仲仁“工作成绩显卓，还受到了嘉奖。是‘中统’派遣到武昌机械工厂的上尉‘特工’”。他还拿出了当年“中统”的“嘉奖令”。铁证如山！能“挖”出一个正处级的“历史反革命分子”，意义非常重大，不但可以完成“打击百分之三的阶级政人”的“阶级斗争任务指标”，还将做为“活靶子”，对开展“四清”运动起一个推动作用。于是，先定案，再“审查”；不到十天，林仲仁被彻底打倒。待运动后期，“工作组”也发现揭发材料与调查材料出入较大，朱府的其他护院写来了证明材料，他们有的现仍担任地、县的领导干部；连朱府管家也“翻供”了，于是，决定重新调查。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红卫兵”是一代被“文革”催熟的青年。“革命狂热”像股龙卷风，掀开“教育领域”的“资产阶级‘温床的盖子’”，迅刻之间又将他们推向了社会；身着黄军装，腰扎武装带；胸佩**像章，手持《**语录》，戴上红袖章，高唱“革命造反歌”，高呼“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口号，“破四旧，立四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从“‘五.一六’通知”、“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一月风暴”、“革命大串联”、“文攻武卫”；“敢上九天揽月，敢下五洋捉鳖”， 上至国家主席、开国元勋，下到卖冰棍的老太婆，（一卖菜老农返家时，“请”了一尊＊主席石膏像；挑着担不好拿，便用细绳捆在石膏像颈部，另一头挂在自己脖子上。途中，被“红卫兵”发现；立刻以“大不敬”进行批斗。经查，系“三代贫雇农”出身，才未交专政机关。老农诚惶诚恐，还遭到家人唾骂；夜里便用绳套在自己颈部，另一头挂在屋梁上。屋里一夜没人；只有那尊＊主席石膏像。） “谁敢反对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最最敬爱的**，就把他打翻在地，再踩上一千只脚，要他永世不得翻身！”
林木森记得是一九六六年九月八日，＊主席第二次接见红卫兵的第九天。
学校里红旗招展，人声鼎沸。接市教育局通知，全市各学校要组织“红卫兵”和学生“经革命风雨”，投入到“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为配合运动，工厂交出了二十多个“四类份子”。
这次“运动”是“抄家”。学校党支部刘支书要被“抄家”各家的子弟带路，让他们“站稳革命立场，与反动家庭划清界线。”临出发，校长把“带路人”撤消了。她说，“不能让幼小的心灵种下仇恨。”
林木森还是见到了父亲，剃着 “阴阳头”，高卷裤腿跪在煤渣上，挂着用根细铁丝吊着的几十斤重的牌子。他惊恐了，感到了恐惧；却不敢哭，周围全是警觉的眼睛……
校长的话灵验了。“运动”几乎变成了仇杀。学校的老师一个个被“批斗”，刘支书也沒逃脫，被打断一条腿。接着工厂也乱了，几乎所有领导都被批斗。于是，“阶级敌人”的范围由“四类份子”扩大到“二十一种人”；“定案的”，“审查的”与“被审查的”先后都被揪在一块，组成了一支“牛鬼精神”的队伍。
说不清，道不明。批斗，审查，林仲仁都能坦然相待，而儿女们成了“黑五类、狗崽子”，他忧心忡忡了。
在“全国山河一边红”时，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文章；文中引用了伟大领袖**“12，21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该欢迎他们去。”“红卫兵”又高呼着“紧跟统帅**，广阔大地炼忠心”；分赴大东北、大西南、大西北和偏远贫困地区与各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只是一片热血，满腔壮志很快被繁重的体力劳动，艰难的生活环境逐渐磨损、消融了。当年这些“叱咤风云，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革命小将”们糊涂了。政治风云诡异莫测，困惑之中，他们明白了一个最基础的道理，生存比理想更为现实。
“最高指示”掀起了“上山下乡”的**。林木森自然列入这光荣的行列中。唯有这一行列，“黑五类”“红五类”的子女可以享受同等的待遇――一套《**选集》、一幅《**去安源》画像、一顶单人蚊帐票、一丈五尺布票和一床棉絮票。问题是下去之后能否享受一样的相待；至少不受到歧视。父母商量一番，决定想办法把林木森送回浙江湖兴老家去。
浙江湖兴人多地少。控制“知青”的接受。许多不愿去东北，西北与西南的，却寻找“关系”，把子女 “挤”进来。于是，出现称作“投亲靠友”的“返乡知青”。
林木森“投靠”的是舅舅李阿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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